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四年
就像五毛粉紅混淆反共和反華、把中共等於中國一樣，支黑逆民及外國歧視者，也把反華等同於反共，並且利用中國缺乏言論自由和一些禁忌，來欺負中國人/華人，借自由民主行歧視之實
無論那個日本“中華西太后”店主，還是英國鋼琴家，拿着紀念六四的海報、支持香港台灣新疆獨立旗幟、小熊維尼玩偶，並不是真的關心中國人權、港疆台藏人權。
他們就是看這個能吸引人氣，中國國內平台封殺下，反歧視者發不出來，甚至無法提遭遇的歧視的事，無法維權，只能吃啞巴虧。所以以此欺負人，歧視了反而贏得讚譽。
這是很卑劣的行為
六四屠殺，殺的都是中國人，沒有殺日本人、英國人。所以無論日本人英國人，拿這個事嘲笑中國和國人，就非常無禮乃至無恥。和小粉紅拿泰國法政大學屠殺嘲笑泰國人類似。
當然，對於真正關心中國人權、六四受難者的外國友人，以同情中國人的態度、幫助中國人的目的，提六四，是又一回事。但現在這些例子顯然不是真關心中國人權，而是純粹噁心人
當然，什麼時候中國人能夠普遍都像泰國人對法政大學屠殺那樣，對着日本人說“請大點聲（提六四）”，那這些噁心人的傢伙們也就沒了借自由民主為名歧視中國人的底氣。
另外中國人完全可以講講日本人如何強制同化阿依努人、沖繩戰役如何殺戮琉球人，以及二戰期間對太平洋各島原住民的殺戮。對英國人可以談談對北愛爾蘭的看法、英國在印度殖民時的暴行。
另外，日本人英國人拿中國國內人權狀況惡劣，為自己歧視欺凌中國人辯護、為侵略史辯護，更加荒謬。
首先，一個人作惡，另一人做當然也是惡。
第二，中國人權狀況惡劣針對中國人而非外國人，外國人對在外中國人應更同情包容，而非和中共一樣欺負中國人；
第三，既然發達文明國家，當然以更高的水準要求
如果日本英國等國以中國國內普遍有歧視和欺凌、不公不義，來為自己歧視欺凌中國人辯護，那也就是默認自己和中共一路貨色。那也就不配當發達民主國家。
當然反過來，也不能因為外國對中國人有種族歧視，就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為國內歧視和不公辯護、默認國內不公不義。相反也應推動國內的平權和正義
不過，對於那些明顯欺軟怕硬、欺凌弱小、選擇性維權、極度雙標者，可以有所例外。
例如這個在香港安檢區大呼小叫訓斥香港邊檢員，聲稱對香港人“不要慣着要維權”，卻又大罵在美國機場不服從安檢者、對國內警察粗暴執法、醫院毆打患者治“醫鬧”叫好者，就可以特殊對待、特別整治
最近數月，發生了多起引發中文輿論圈廣泛討論的、涉及種族歧視、與自由民主人權議題交織的爭議事件。
去年12月，日本一家料理店的日籍店主張貼“中國人禁止入內”告示，有旅日中國籍視頻博主前去指責並報警。但此後一些中國政治反對派人士反而支持店主的行為。後來店主將告示改為支持“香港獨立”、“台灣獨立”等內容，及張貼“小熊維尼”畫像、六四事件中的“坦克人”照片等在中國大陸封禁的信息，一些中國反對派人士還前往飯店打卡、與老闆合影。
今年1月，英國倫敦一位鋼琴師與幾位手持中國國旗的中國人與英籍華人發生糾紛，鋼琴師在糾紛過程中多次發表暗示性的種族歧視言論。後來該鋼琴師同樣攜帶“小熊維尼”畫像、支持香港獨立及有關六四事件的宣傳品，在發生爭執的商場鋼琴前展示，同樣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中國政府的人士去打卡留影。
同樣是1月，中國大陸出身、現居日本的中國記者王志安，在採訪台灣大選期間，對執政的民進黨有所批評，並在一期節目上有調笑民進黨殘疾候選人的言行，遭到台灣官方與民間許多人的激烈指責。節目播出僅一天后，民進黨政府就以違反入境法規為由，對王志安處以五年內禁止入境處罰。但對於同期節目上主持人提到“支那”、“支言支語”等嚴重歧視中國人（尤其冒犯中國大陸人）的內容，台灣從官方到民間都幾乎毫無批評，還有一些台灣本土派和中國大陸反對派贊同“支那”等歧視言語，反而激烈攻擊王志安。
此外，就在日前，阿根廷足球運動員、世界巨星梅西，在與其所在隊伍赴香港比賽時，面對香港官方和民間的熱烈歡迎，卻沒有上場比賽，也未參加任何香港方面招待的活動。但卻於次日在日本比賽時上場30分鐘，與球迷熱烈互動。此事在招致中國大陸和香港官方民間的激烈批評同時，也有人將之視為梅西“對抗威權”、“堅守自由民主”的可敬舉動。此事雖然與種族歧視沒有直接關係，但與另外三件事引發的爭議，頗有類似之處，也涉及到族群之間的關係問題、自由民主與專制威權爭議、將中國政府與人民混淆問題。
以上這些事件，都一度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爭議話題，尤其在中文圈子裡引發高度關注，不同觀點的人群形成尖銳的對立。對立雙方的每一方，在以上的四件事中，都持高度一致的立場。例如支持日本店主歧視、大罵指責歧視的中國博主的中國政治反對派、港台人士、日本歐美等外國人士，也普遍支持那位英國鋼琴師、台灣民進黨政府，同時還攻擊與鋼琴師爭執的幾位中國人/華人、記者王志安。在梅西事件上，雖有不少自由派港人也表達不滿，但在前面三事上支持歧視者，大多都力挺梅西，並且嘲笑因梅西“放鴿子”而憤怒的中國大陸人和港人。
前面的三個事件中，在日本店主/英國鋼琴師/台灣本土派均有較為明顯的歧視性言行時，中國政治反對派及部分港台日人士，卻無視這些歧視行為，乃至為歧視辯護，或認為“不存在歧視，或認為“就應該歧視中國人”。他們還認為這些涉嫌種族歧視者所作所為，是反對中共、反對獨裁專制、捍衛自由民主的正確、正義行為。而且經過這幾次事件及網絡輿論的反應就會發現，持這樣觀點的不是個別人，而是頗有規模。且在中國大陸及港台政治反對派中，持支持種族歧視者的立場的人，反而是多數和主流。
而梅西事件中，沒有直接的種族歧視行為。但梅西在香港拒絕上場和進行活動，卻又在日本生龍活虎上場踢球、與觀眾互動，這種差別對待也是一種歧視。且綜合各種信息，梅西不止是客觀上造成差別對待，主觀上也是有意不在香港上場、在日本上場。這導致中國大陸和許多香港人的痛苦和不滿，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但中國反對派和一些香港人、台灣人和日本人，卻又支持梅西這樣的選擇性上場和互動，視為其蔑視中共和香港李家超政府、表達捍衛民主的勇敢行為。他們也對表達不滿的大陸人和香港人冷嘲熱諷。這其實也是歧視和偏見行為，且又混淆了中共和陸港人民、香港政府和普通港人的差別。如果梅西只是拒絕與李家超握手，並無不妥。但他在香港不上場、也不與普通球迷互動，顯然不僅放了港府“鴿子”，也傷害了香港球迷和更多普通市民。
無論是這些涉嫌歧視中國人和華人的言行，還是中國政治反對派對這些歧視的支持，筆者都是頗為厭惡的，對這樣的現象更是深為憂慮的。
首先，種族歧視是國際公認的錯誤行為，性質嚴重的歧視更是醜惡和不應容忍的。即便一個族群內部有少數人有不道德乃至違法犯罪的行為，也不是對一個族群進行整體性歧視的正當理由。而上述三個事件，當事一方均有明顯的、公開的、在公眾場合的歧視行為。無論動機如何，即便有些歧視有複雜前因，歧視這一事實也應該被承認（而不應否認存在歧視），且應對歧視加以批判，更不能美化和支持歧視。
而這些歧視事件及支持者的說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將基於種族、文化、出生地的歧視，與“反對專制獨裁”、“支持自由民主”掛鈎，並將種族歧視包裝在“反專制”的皮層里。哪怕這些事件起碼在一開始，都顯然是基於對特定族群的歧視，而和“反專制”、“自由民主”沒什麼關係。
只是後來，一些歧視者經人“指點”、“科普”，知道了中國體制和輿論的一些禁忌，利用中國政府對某些言論的禁制，傳播一些批判中國體制、涉及中國領導人、有關中國政治爭議的內容。這樣，反歧視者由於中國政府的輿論禁制，“啞巴吃黃連”，難以傳播和反擊。傳播這些涉及民主人權的信息，又能博得許多批判中國現體制的中外人士的好感。而此前的種族歧視行為，乃至在批判中國政治同時仍然繼續的、並存的對中國人種族歧視的言行，就這樣被“反對中共專制”、“捍衛普世價值”的表皮掩蓋了，焦點也被轉移了。
而且，根據這些人日常言行，他們並不真的關心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他們往往只是假借“民主”、“人權”來掩飾前面的歧視行為，以及博得反共與反中人士的歡心、獲取流量和人氣，從中謀取金錢利益和反共聲名。
而與這些歧視者有糾紛的、反對歧視行為的中國大陸出身人士，則都被冠以”五毛”、“小粉紅”之類政治身份帽子，被政治反對派人士口誅筆伐，乃至人肉搜索和暴力威脅。而根據可以輕易查核的信息，這些人並不是親中國政府的“五毛”、“小粉紅”，而只是一般的中國公民和海外華人。
舉報日本店主歧視行為的中國人，是美食視頻博主，此前並無任何支持中國政府的發言；在英國鋼琴事件中，那些與鋼琴師衝突的中國人/華人，手裡拿着中國國旗，是為了拍電視節目，而非表達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另外，因五星紅旗是中國國旗，即便不強烈支持中國現政權的中國人，在各種活動中也不免需要攜帶，這無可厚非；在王志安事件中，記者王志安是明確支持自由民主的大陸自由派人士，還因反對現體制不得不離開中國，算是政治流亡者。
但在這樣的事實背景下，歧視者及支持歧視者，仍然有意混淆“五毛/小粉紅”和一般的中國人/海外華人，強行將“中共”和“中國”等同，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加區分的一體對待。
顯然，無論從價值觀層面，還是事實層面，這些歧視者和支持歧視者及其言行，都是錯誤的、應被批判的。
對於處於非民主狀態下的中國人民來說，是無法選擇執政黨、不能真正自行選舉議會和行政團隊的。權利與義務是統一的，不享有權利的中國人，也不需要承擔政府所作所為造成物質與名譽損害的義務。即便中國政府的行為讓外國人反感，也與中國人民沒有關係（起碼沒有強烈的直接的關係）。
按照中國反對派所說的，中國是專制暴政，那麼受害最大的顯然是中國人民尤其中國大陸人。那麼對於受害的人民，各國各地的人們，對中國人反而應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而非與中國政府一樣去損害他們的權利、踐踏他們的尊嚴。
有人拿二戰時德國人和日本人遭遇歧視來類比中國人，這顯然是混淆了對外侵略擴張者與內部專制模式的巨大差別。納粹德國和軍國日本，以民族主義、全民動員形式對外擴張，各國人士尤其被侵略國國民歧視他們，有着符合情理的現實原因。例如現在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厭惡、加沙人和以色列人相互反感，都情有可原。
而如今中國顯然沒有侵略他國，中國政府也是一個自守型政權。況且，即便和侵略國日本本土關係密切的日裔美國人，戰後也通過狀告美國政府，得到美國政府對歧視的道歉和賠償。而即便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普通俄羅斯人也有不受歧視的權利。那麼，更無理由歧視沒有侵略他國的中國的人民。
而將“中共”與“中國”混淆，將政府與民眾一體對待，且並不對每個中國人的具體政治立場和言行加以區分，而是對所有中國人包括中立者和政治冷淡者加以仇視、歧視、侮辱，顯然也並不能達到促進中國自由民主的作用。相反這只會加劇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使得中國人不得已與政府更加捆綁在一起，還導致全世界華人群體更加撕裂。（相反，如果明確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五毛粉紅”和一般中國人，那反而可以有效分化中共統治集團和大眾，有利於中國變革）
誠然，造成現在中國人被種族歧視、許多人為歧視辯護和叫好，有着複雜的前因和背景。而中國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立場，也頗有一些曖昧和爭議。一部分“五毛”“小粉紅”的言行也確實令人厭惡。但這些，並不構成對中國人無差別歧視的正當理由。
總之，這些種族歧視，以及混淆中國執政者與人民大眾，無助於中國人權和海外華人處境的改善，無益於自由民主，只有撕裂各國和國際社會、加劇對立的負面作用。而且，這些歧視並不會只停留在言語上的侮辱，也會逐漸影響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現實利益。如言語侮辱若不能制止，下一步就有更多肢體暴力。如果不能防微杜漸，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處境將日益惡化，各種更加實質的物質與精神受害，將不斷出現、擴大、加深。
但這些歧視，卻得到包括一些知名中國政治反對派人士在內許多人的支持，這是頗為令人不安的。這反映了許多中國政治反對派人士身份認同的混亂、價值觀的扭曲、與普世人權的背離。他們口口聲聲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可公然支持歧視的行為，恰恰違背了人人平等的價值觀、每個人權利尊嚴都受尊重的普世人權原則。
而且這些政治反對派，大多數自身就是中國大陸的漢族人/中華人，這種“逆向民族主義”比一般的種族歧視更為可恥和可悲。不誇張的說，這是對國家和民族的背叛。反對專制、追求民主，是每個公民應有的正當訴求。但將反對政權延伸到對自己所屬族群的全盤否定，只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另一面，乃至更加卑劣和低賤。激烈的支持乃至親身參與對自己族群的歧視和仇恨行為，只會使他們與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並損害同胞、荼毒文明社會，其自身也奔向了悲劇的不歸之路。
中國真正的民主人士，應當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權同時，堅持愛國主義的基本原則，反對歧視，抱着愛護民族和同胞的態度發言行事，而不是為顯而易見的歧視行為張目、對偏見和仇恨推波助瀾。而世界各國的外國友人、非華裔人士，也不應歧視和助長歧視，而應更加同情和理解飽受苦難的中國人民，對良莠不齊的中國人根據具體對象差別、就事論事對待，而非成為挑撥族群糾紛和居心不良者的工具。無論何種政治立場、何種族群和膚色，都應平等待人、公平論事，成為促進中外友好和世界和平的有益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