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四年

3月5日，美國前總統、試圖再次參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初選中的“超級星期二”贏得絕大多數州共和黨選民的支持。加上此前已決出的8個州初選結果，特朗普已在近半數州份取勝。而特朗普的主要對手、共和黨新星女政治家尼基·黑莉支持率遠遜於他，僅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和佛蒙特州取勝，難以撼動全局。特朗普另一有力競爭者、佛羅里達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則早已棄選，轉而支持特朗普。

3月6日，黑莉宣布退選。至此，特朗普已在共和黨初選中鎖定勝局，將再次代表共和黨出戰今年年底美國總統選舉，又一次與拜登對決。而根據包括CNN、NBC等多家民調，特朗普支持率還多次明顯領先拜登，頗有可能擊敗拜登，再度成功問鼎總統寶座。

那麼，為何特朗普能如此強勢的回歸？特朗普為何在共和黨選民中獲壓倒性多數支持？拜登支持率為何低於這位在2020年大選中的“手下敗將”？若特朗普再度當選，對美國和世界又會有怎樣的影響？

特朗普是當今世界最具爭議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美國歷史上最為個性獨特的前總統。在2016年大選前，鮮少有人認為他能當選總統。但2016年12月，特朗普爆冷擊敗希拉里，成功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

無論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還是當選之前及2021年卸任後，其大量爭議言行飽受批判。從造謠民主黨的奧巴馬和希拉里“貪腐”、“叛國”，到聲稱可以用消毒水治療新冠，以及任命極右保守人士擔任高官、與西方盟友鬧翻、退出多個國際機構，以及煽動支持者攻擊美國國會造成“1.6”騷亂，都遭到了建制派精英、知識分子、主流媒體的強烈批評。

但同時，特朗普也得到了美國保守派基督徒、白人種族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極端自由主義者、經濟自由放任主義者、右翼民粹主義者等群體的強力支持。無論特朗普個人品行如何、有怎樣的“出位”發言，這些群體都堅定不移的支持特朗普，甚至因其一些“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而對他格外青睞。因為特朗普的主張和政策，非常能夠滿足這些整體屬於右翼保守人士的訴求。

美國既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度，但又是保守勢力最根深蒂固的國家之一。無論拓荒墾殖的開國史，還是高度競爭的發展過程，以及白人主導的權力結構、宗教信仰在美國立國和維繫社會秩序中的作用，都促成了美國濃厚的保守氛圍。

20世紀以來，保守的美國經歷過幾輪進步主義和多元化思潮的衝擊，如1930年代羅斯福政治、1960年代民權運動和“嬉皮士”運動。但基於宗教保守主義和白人種族保守主義的保守派仍然根深蒂固，多次反撲，如1980年代裡根政權的輝煌就是例子。

2008-2016年，以奧巴馬和希拉里為代表的又一輪進步主義政治浪潮席捲美國。這讓保守派強烈不滿。而如麥凱恩、羅姆尼等“傳統紳士”形象的建制保守派，無力戰勝奧巴馬和希拉里等進步主義者。於是，說話無忌、個性獨特、反建制的特朗普就被保守派推到台前，依靠不循常規、不擇手段的方式，贏得了2016年大選的勝利。

如今又過了8年，雖然美國和國際局勢風雲變幻，但美國保守派的基本盤及其訴求並沒有變化。因此，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較為穩定。無論其說什麼做什麼，都有大約40%的美國成年公民鼎力支持。這是特朗普可能再度勝選的基礎。

而共和黨的兩個政治新星，尼基·黑莉和羅恩·德桑蒂斯，雖然也有亮眼的政治履歷，但都缺乏特朗普“隨心所欲”的個性與爭議性的個人魅力，也更不如特朗普在全美全球可謂童稚皆知的名氣。而他們的政治主張要麼和特朗普重合，要麼同時讓中間派和極端派選民不滿，自然無法撼動特朗普。

而特朗普真正的對手、現任總統拜登，則正在面臨更大的危機。拜登執政四年，無論內政外交，成績其實可圈可點。內部經濟穩定、失業率下降，對外恢復了被特朗普破壞的盟友關係，還有力援助了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整體立場和政策上，拜登也力圖以中道平和方式，重建包容和非極端化的美國政治。

但去年10月的巴以衝突、以色列對加沙發動攻擊，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的軍援、對以色列在加沙造成人道災難的縱容，讓拜登失去了大量阿拉伯裔人士、美國穆斯林、左翼反戰人士的支持。雖然與特朗普及共和黨比較，拜登和民主黨是相對不那麼力挺以色列、較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但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的曖昧態度，仍然激怒了支持巴勒斯坦的那部分美國人。他們寧可棄權不投票，也不願意支持拜登，甚至要故意投票給特朗普以“懲罰”拜登和民主黨。

而這就給了特朗普戰勝拜登的機會。特朗普及共和黨是堅定支持以色列的，本就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不會發生分裂。這也是近期多個民調均顯示特朗普支持率明顯超過拜登的主要原因。據紐約時報民調，97%曾投票給特朗普的選民仍然支持他，且不會轉投給拜登。而曾投票給拜登的人，只有83%還將投票給拜登，還有10%聲稱將轉投特朗普。

如果巴以局勢保持現在的狀態，拜登政府也沒有特別積極的阻止以色列對加沙平民的攻擊，還繼續軍援以色列，那拜登篤定將失去許多穆斯林及左翼人士的選票，特朗普也很可能將在今年底的大選中勝出。

另外，拜登年事已高，且健康狀況令人憂慮，也對拜登和民主黨的選情產生負面影響。特朗普雖然同樣年事已高，但比拜登小4歲，且身體健康狀況好於拜登。這又增大了特朗普的勝算。

在筆者看來，如果特朗普再度當選，對於美國和世界將是不利的。特朗普及共和黨保守派掌權後，必然強力推行宗教保守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議程，將進一步撕裂已高度分化的美國社會，讓美國國內矛盾進一步激化。

而在外交上，特朗普傾向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實用主義、孤立主義政策，也將讓世界更趨叢林化，民族民粹分子和極端教派主義者也將更為得勢。西方世界內部也將更為分裂。特朗普拒絕支持烏克蘭，也將讓俄烏戰爭中飽受創傷的烏克蘭遭受更多損害。

不過，特朗普是否能戰勝拜登，如今並無定數，還要看未來數月的情況變化。特朗普個人弊案纏身，包括鼓勵暴動案、性侵案、濫用職權案都尚未了結，個別州份還取消了其競選公職的資格（雖已被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恢復了被競選總統的權利）。如果未來特朗普被定罪入獄，是否還能正常競選、即便當選是否可以履職？雖然就目前情況看，定罪概率較低，但可能性仍然存在。

另外，根據最近的聯邦眾議院補選結果，民主黨取得出人意料的大勝。這或許意味着美國中間選民向民主黨的強烈傾斜。如果在大選時仍延續這一趨勢，中間派選民投票給拜登，那就能抵消極左人士和部分少數族裔棄選對拜登得票的衝擊。另外，右翼分子中的反俄親烏人士，也可能因特朗普的親俄立場放棄對其支持，甚至轉向對俄強硬、積極援助烏克蘭的拜登。這樣，拜登因巴以議題損失的支持率又能找回，特朗普未必能戰勝拜登。

總之，今年美國總統大位花落誰家，尚未可知。不過，特朗普的強勢回歸、在美國部分民眾中長期得到堅定支持，這本身就值得各界人士認真研究、反思，探析民粹、反智、極端主義的根源並尋找解決之道。而社會精英更應了解基層的真實社會和民情，關懷普羅大眾，而非脫離實際、疏遠人民，在象牙塔里的“自由派泡泡”中迷醉。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極端和反智分子趁機蠱惑大眾、騎劫民意、攪亂社會。這不僅是對美國精英的忠告，也是敲給世界各國建制派的警鐘。

反過來，美國民眾也應明白，民粹和極端主義只能換來一時之快，而不是長久的福音。對右翼民眾，要明白美國強盛發達的根本在於開放包容、崇尚科學與創造、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而非封閉自守、反智愚昧。而對左翼和少數族裔，也不應因一時之氣和個別政策放棄對中間溫和派的支持，這只會導致更加不利於弱勢群體、不利於巴勒斯坦人的勢力上台。美國進步派和少數族裔，不要忘了2016年大選中棄選以“教訓希拉里”，卻導致特朗普上台的慘痛前車之鑑。激進和“攬抄”策略不可取，只有“袋住先”和涓滴漸變，才能逐步爭取到目標的實現。

美國總統大選，不僅決定美國的走向，也極大的影響世界。但願美國政治能夠逐漸擺脫極端化和零和博弈，走上良性的發展路徑，再度成為世界政治的標杆和燈塔，並讓美國在促進國際和平與民主過程中繼續起到積極有益的作用。

《聯合早報》3月12日刊登了何清漣女士的文章《誰希望拜登連任美國總統》。在文中，何女士認為，拜登得到了美國“社會主義者”等左翼人士的強力支持，民主黨人及拜登政府的政策還撕裂了美國社會。而同時，何女士對特朗普及共和黨人的政策主張多有同情和理解，對其爭議言行頗多辯護之詞。

筆者與何女士的觀點甚為不同。一方面是因為筆者是中左翼立場人士，與何女士右翼價值觀存在差異。更重要的是，筆者認為，何女士文章中的事實判斷即存在頗多訛誤，邏輯上也有矛盾。筆者希望在本文中加以釐清和商榷。

首先，何女士提到，普京聲稱拜登當選總統更利於俄羅斯。而如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普京政權名聲大壞。何女士提及此事，似是要表明拜登和壞人普京是同一方的。

這並非事實。恰恰相反，是特朗普和部分共和黨人與普京政權親近，並受其支持，而非拜登等民主黨人。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等官方機構、諸多知名媒體，均證實了2016年俄羅斯干預了美國大選。普京政權通過製造假新聞等方式，助力了特朗普擊敗民主黨人希拉里。而普京和特朗普之間，也多次相互稱讚。

俄烏戰爭爆發後，特朗普在公開場合多次宣稱，他反對對烏克蘭的援助，並暗示要烏克蘭割讓土地換取和平。許多共和黨人也激烈反對援助烏克蘭，還在國會阻擊援烏法案的通過。而相反，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拜登明確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力推援烏法案。拜登政府聯合盟國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是烏克蘭迄今沒有被俄羅斯擊敗的最重要原因。

根據這些信息，普京實際上青睞的是特朗普及共和黨人，而非拜登與民主黨。至於普京在最近採訪時希望拜登當選，自然是一種迷惑輿論的謊言。

第二，何女士關於美國的西方盟國厭惡特朗普、冀望拜登獲勝的敘述，是正確的事實。但對此評析時，何女士卻認為這是北約盟國自私，把特朗普試圖叛賣盟友的行為輕描淡寫為“小氣”，以及以美國國內經濟民生問題，為特朗普拒絕承擔同盟義務辯護。

這樣的說辭，弱化了北約（及類似的基於普世人權的同盟）互助合作的重要性，淡化了特朗普政策主張對維繫同盟的破壞力。

北約雖然有着種種問題，但在如今國際形勢日益緊張的狀態下，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且正面的角色。無論對於打擊恐怖主義、遏制俄羅斯侵略、保護成員國安全，都不可或缺。

作為世界最強國、北約領頭羊、國際秩序主導者，美國自然應當承擔最大責任。這不僅是美國須為的義務，也是利於美國長遠利益的應為之事。美國之所以繁榮強大，並非依靠孤立主義和閉關自守，而是深深參與並主導國際秩序，並促成國家利益與國際共同利益的一致，所造就的結果。

無論二戰中美國領導反法西斯陣營勝利，還是戰後至今推動全球化，美國自身都是最大受益者。如果美國放棄對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只會導致美國的沒落。沒落的美國，在國債、國民養老、國家安全等方面只會比現在更差，而非更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缺乏盟友支持甚至退出北約的美國，也將更加遭遇威權和極端勢力的挑戰。美國如果放棄維護國際秩序，讓世界陷入叢林，美國自身想做“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也是不得的。

顯然，特朗普及部分共和黨人為了短期經濟利益和節省一些援外經費，而放棄全局和整體的巨大利益，是狹隘和短視的。或許這利於其個人和黨派的利益，但對美國國家和人民是得不償失的。

第三，何女士說，拜登支持者主要是“社會主義者”。這是以偏概全的。而何女士對於拜登和民主黨“撕裂美國”的批判，也是以誇大的態度和選擇性的方式敘述分析，是混淆了美國複雜政治現實的謬誤言論。

美國青年一代確實有不少人對“社會主義”頗有好感，但第一，這僅限於占美國人少數的青年人；第二，對社會主義有好感，並非就是社會主義者。

相較於歐洲和加拿大等國，美國政治光譜整體上更加右傾，即便大多數民主黨人也更多是中間略左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左翼政治家、參議員桑德斯，也只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非社會主義者。只有眾議院議員亞歷山德莉婭·科爾特斯（AOC）這樣極少數政治人物算是社會主義者。民主黨成員絕大多數都是非社會主義者，只是相對共和黨，他們較傾向於大政府、更重視國家干預和社會保障。但根本上當然還是支持社會自由主義的，而非支持高度集體主義式的蘇式社會主義。

而拜登更不屬於社會主義者，而是較為中道理性的政治家。一些美國極左人士，包括社會主義者，還因為拜登不夠左傾，在勞工、女權、加沙問題上沒有足夠支持弱勢，而抵制拜登，呼籲不要在2024年大選中投票給他。這些人在2016年大選中也抵制投給希拉里，這些“關鍵少數”放棄投票，間接造成希拉里的敗選。

何女士還認為，美國民主黨正在發動“顏色革命”，改變美國青年人政治立場，讓他們成為社會主義者，並演變美國為社會主義國家。這並非事實。美國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家，並沒有極權專制國家的洗腦和強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信仰、自我篩選信息，民主黨沒有能力決定國民的政治取向。

而美國大學及媒體之所以普遍左傾，是因為他們更為的了解歷史、現實，有更豐富的人文知識和廣闊的視野、更強的社科分析能力和判斷力，也更傾向扶助弱勢。他們的價值判斷和主張，是基於事實和良知做出的選擇，並非是出於私利或捏造事實而刻意塑造的特定立場。就像“1+1＝2”被絕大多數人認可，是因為1+1＝2確實是對的，而非是洗腦後的判斷。何況，美國主流媒體中，也有華爾街日報等中間派媒體、福克斯等保守派媒體，而並非由左傾者壟斷。

而就何女士所說的“無、知、少、女”群體，她們大多數是社會的相對受害者、邊緣群體，支持傾向變革、平權、社會公正的民主黨，是無可厚非的。雖然過激的變革和平權、過分的“政治正確”是不合適的、不顧現實條件的、應節制和漸進的；但扶助弱勢、促進平等、建設多元和包容社會的基本訴求和方向，是正確的、應理解與支持的。不能因為少數激進分子的偏激行為，而對她們一概否定。

更重要的是，真正促使美國撕裂的，正是特朗普和許多共和黨人。特朗普及共和黨人鼓吹或實際奉行的白人至上/白人優先主義、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立場和政策，以及對女性、LGBT、少數族裔、外來移民等群體的強烈排斥，對這些弱勢群體權利運動的攻擊，加劇了社會矛盾與仇恨、破壞了美國的包容與多樣性，促使美國政治的極化與對立。

特朗普與共和黨人還不顧慣例，強行推舉和任命卡瓦諾、巴雷特等保守派大法官，破壞政治平衡。特朗普還長期發表對奧巴馬、希拉里、拜登等人的侮辱、謠言、陰謀論等誹謗言論。而2020年大選結果揭曉後，特朗普和一些共和黨人還拒絕承認選舉結果、製造“1.6”騷亂。而特朗普做出這些言行，許多共和黨人仍然支持他，才是“不惜代價（也要將特朗普）選成總統”。

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都證明，特朗普與部分共和黨人，才是造成美國社會撕裂的主要責任人。即便民主黨激進分子也有責任，也是次要的，且並不能代表民主黨主流。

另外，何女士在文中，還有若干邏輯不自洽的矛盾之處、對引用內容的曲解，以及無的放矢的批評。例如，何女士因《紐約時報》對特朗普的態度，而認為《紐約時報》破壞規則，不可信任；卻又在本文中多次引用《紐約時報》的若干民調來反映拜登支持率低、“不得人心”。

何女士借用左派主持人克里斯·華萊士的話“很多媒體機構認為對特朗普報道不用再遵循新聞頁一般規則和客觀性”，來“證明”媒體對特朗普報道不客觀。而事實是，因為特朗普撒謊太多、有大量超出常規的言行，所以無法按照對待正常的守信的政治家方式，對其言行加以評論和檢驗，而只能針對其獨特性格和言論“特事特辦”，包括不再對其荒誕不經言論當做正經話一一反駁。

這並非是主流媒體不再遵循規則和客觀。就像媒體評價普京政權對入侵烏克蘭的各種辯護之詞，如“烏克蘭國家並不存在”、“俄羅斯從不侵略別國”、“澤連斯基才是戰犯”等讕言，難道還有必要每次都假定這些話可信而再去分析、而不直接否定嗎？

何女士一邊渲染美國社會主義者的增長和威脅，認為是“社會主義者”推選拜登上位，一邊又說許多選民正在離拜登而去。那麼究竟美國“社會主義者”是強大還是虛弱呢？美國也確實有少數社會主義者或其他極左人士，而如前所述，這些人反而因拜登不夠左傾而抵制拜登，這些“關鍵少數”拒絕支持拜登，正是拜登民調落後特朗普的重要原因。而何女士卻暗示，拜登是因為左傾而失去支持、特朗普更得民心。這又是不符事實的。美國社會主義者不是多數（但是關鍵少數），拜登並非左傾（而是相對中道），特朗普也並非更得民心（只是相對於民主黨人內部的撕裂，特朗普支持者比較團結和堅定）。

何女士指責拜登“若干內政外交舉措”導致美國撕裂，卻並沒有指出舉措內容和具體影響。而據筆者所知，拜登政策較為平和，是儘可能彌合社會裂痕的。無論在女權和LGBT權利等弱勢群體權利問題、邊境難民入境問題、巴以問題，都儘可能以較平衡和模糊策略處置，不偏幫一方。雖然這也會導致“兩邊不討好（最近拜登民調下滑正是與此有關）”，但也反映了拜登希望儘可能以折中策略解決問題、兼顧各方關切的中庸態度。

拜登這些政策，與特朗普“一邊倒”反難民、反女權、支持以色列的偏激保守政策迥然不同，也比奧巴馬、希拉里等進步派激烈推進女權、LGBT權利、移民融入、支持巴勒斯坦較快建國等進步政策更為和緩。所以說拜登加劇分裂，是對事實的認知錯誤。

總之，筆者認為，何女士對於美國政局及總統競選的看法，是偏頗的、不盡真實的、存在種種謬誤的。何女士還選擇性的闡述事實，放大拜登和民主黨的不足，而為特朗普和共和黨的不良行徑辯護緩頰。

筆者難以認同何女士的說辭，才特地寫出本文以駁。誠然，筆者是中左翼，不贊同何女士確實有價值觀因素。但除了立場差別，筆者也認為何女士所說有不少事實上的訛誤。無論立場如何，對於一些基本事實不應否認或修改。而且，既然有何女士這樣基於右翼立場、特朗普支持者的文章，筆者也就以中左翼的民主黨支持者作文以應，亦是合情合理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