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德公司重磅報告：穩定中美競爭關係 避免軍事衝突

【編者按：蘭德公司10月14日發表了《穩定中美競爭關係》（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報告。該報告被中國著名的媒體評論人士胡錫進注意到，他說這是美國精英開始對中美關係戰略性轉向的思考，即由原來激烈的競爭到該報告所建議的“共存”。“美國必須採取措施遏制中國最具威脅性的野心，維護自身利益。然而，與此同時，美國也必須像冷戰時期那樣，努力防止這種競爭滑向極端和危險的緊張狀態。因為一場完全失控的競爭將帶來巨大風險，因此，在競爭中建立穩定的均勢，對美國的長期利益而言，與提高競爭力同樣關鍵，”這篇報告寫道。我們把該報告的主要發現和推薦意見，以及引言和“穩定危險競爭的緊迫需要”部分翻譯發表出來，供讀者參考。】

主要發現（Key Findings）
有幾項總體原則可為穩定激烈競爭提供指導：

• 雙方應承認，某種程度的“共存模式”（modus vivendi）必然是雙邊關係的一部分。

• 雙方應承認對方政治體制的基本合法性。

• 在具體議題領域——尤其是雙方存在爭議的領域——雙方應努力制定一套共同認可的規則、規範、機制和工具，使該領域在一段時間內（例如三到五年）保持相對穩定的“共存狀態”。

• 雙方應保持克制，在發展某些能力時避免直接削弱對方威懾與防禦能力的行為，以免對對方本土安全造成生存性威脅。

• 雙方應認可一份基本的、共同的世界政治組織原則願景清單，為雙方達成的現狀提供最基本的共識基礎。

• 建立相應機制與制度——包括長期的個人關係、物理通信渠道、危機與高風險情境中的交往規範與操作規則——以便在緊張局勢中起到緩和作用，或幫助關係恢復至穩定均衡狀態。

政策建議（Recommendations）
六項綜合性舉措可幫助降低中美競爭的激烈程度：

1. 明確美國在競爭中的目標，通過措辭明確拒絕“絕對勝利”的思維，並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

2. 重建高層官員之間的多條可信溝通渠道。

3. 改進危機管理機制——包括溝通鏈路與協議——以便雙方在突發事件中更好地協調應對。

4. 尋求新的具體協議——結合公開的正式協定與私下的諒解——以限制中美之間的網絡競爭。

5. 宣布雙方互相承認戰略核威懾的有效性，並承諾放棄會削弱對方核威懾能力的相關技術或戰略學說。

6. 在共同關切或人道議題上，尋求適度的合作項目。

1. 引言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涵蓋經濟、科技、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多重領域——已成為雙方最重要的國家安全關切。這場競爭正在成為21世紀初世界政治的支點，是其他國際事件和國家決策所圍繞的核心動態。這種競爭帶來了諸多風險，不僅對中美兩國，也對整個國際社會構成威脅——包括爆發直接軍事衝突、經濟戰與政治顛覆的風險；同時也可能破壞全球在氣候變化與人工智能（AI）等議題上達成共識的潛力。

在美方的政策取向上，過去30年來以“在共同國際框架下尋求接觸與共存”為特徵的政策重點已基本終結。如今，美國政策——正如學者哈·布蘭茲（Hal Brands）所言——“聚焦於懲罰北京的修正主義行為”。與此同時，“今天的中國政府不僅沒有為緩和關係做準備，反而在囤積糧食和燃料，加緊武器生產，並採取一系列行動，似乎表明它可能正在為戰爭做準備。”

中美雙方都在貿易、科技、外交、出口管制、軍事部署與網絡行動等多個領域採取廣泛行動，旨在破壞對方的戰略與利益。

中國的一些目標與美國利益相衝突。北京當前的治理模式若在國際上推廣，可能威脅到美國國內外的價值觀。中國正在多個科技研發領域追求主導地位，這種追求可能削弱美國多個產業的競爭力——如太陽能電池和電池產業已經出現類似情況——並使美國在經濟與技術上依賴其最大競爭對手。

美國必須採取措施遏制中國最具威脅性的野心，維護自身利益。然而，與此同時，美國也必須像冷戰時期那樣，努力防止這種競爭滑向極端和危險的緊張狀態。因為一場完全失控的競爭將帶來巨大風險，因此，在競爭中建立穩定的均勢，對美國的長期利益而言，與提高競爭力同樣關鍵。

2. 穩定危險競爭的緊迫需要

因此，緩和這種競爭已成為美國、中國乃至更廣泛國際社會的關鍵目標。然而，正如冷戰時期一樣，一個尖銳的爭論也隨之出現：通過高層政治保證與承諾、行為規範、競爭護欄、高官之間深厚的信任關係、在特定議題上的合作，以及其他地緣戰略均勢的要素來穩定這種競爭——是否真的可能？

一些懷疑者強調大國之間嚴重雙邊競爭的“自然軌跡”，認為這種競爭極難被控制，且某些特定因素（如權力轉移）會帶來極高的戰爭風險。另一些低估穩定競爭可能性的人則聚焦於中國的野心，認為當前的中國政權與以往那些好戰的修正主義國家一樣，並無意追求和平共存。

無論哪種觀點，一些觀察者認為強調妥協與穩定可能被視為軟弱。前美國國會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就指出，與其遏制中國，不斷尋求與北京對話的努力反而有風險，“可能營造出一種縱容環境，助長習近平的征服欲望，並最終引發戰爭。”

我們如今看到的，某種程度上正是冷戰時期關於“緩和政策”（détente）爭論的重演。在美蘇競爭的過程中，美國歷任總統（有的甚至早於20世紀70年代“緩和政策”的典型階段）都曾試圖為競爭關係帶來可預測性與相互克制——部分是為了降低戰爭風險，但也有其他考量，例如：向盟友與夥伴傳遞美國負責任的信號，減少防務與外交負擔，應對國內反對聲音等。批評者當時乃至此後都將這些努力視為愚蠢甚至危險的行為。他們認為，對於一個意識形態上不可調和、敵意深重且可能冒險的政府（如當年的蘇聯），美國唯一合適的戰略就是儘可能提高施壓力度，讓對手承受最大限度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壓力。

我們開展本研究時持有截然不同的假設：即使是激烈的持續競爭，也不僅可以被穩定下來，而且這種穩定對雙方都有利——事實上，如果要避免衝突，這一點至關重要。

蘭德項目組成員以及其他美國參與者深知中國的一些敵對、掠奪性甚至帶有侵略性的行為，並認為美國必須堅定地應對各種形式的欺凌與操縱。我們認真對待與中國治理體系相關的規範性問題，以及北京有時試圖在海外輸出思想控制與言論限制的做法。同時，我們也認識到，中國官員認為美國強調民主是為了破壞其體制，且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某些存在被視為遏制中國力量的手段。

這些事實的一個重要含義是：這場競爭並非某種“宏大的誤會”，並不會因為雙方更好地理解對方而自然化解。中國的一些目標及其實現方式，對於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美國——在本項目參與者看來理所當然——決心維護關鍵國際規範，並繼續在亞太地區發揮安全平衡者的作用；而中國則視此為對其正當利益與國際地位的無理干涉。中美雙方在若干核心利益上存在衝突，並且彼此之間充滿深度的不信任，甚至時常演化為偏執。

我們此次研究的重點並非如何“超越或化解”這種地緣政治競爭的根本分歧。以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激進的設想根本不現實——兩國在世界觀上的差異與相互猜疑已深入骨髓。我們正在目睹一個危險事實的惡化表現：一種近乎偏執的極端不信任正深深根植於當下的中美關係之中。

因此，我們並未假設此時可以制定出一個全面的“共存議程”，把競爭轉化為溫和的常態競爭。相反，我們的分析目標更為有限——即評估在激烈競爭的背景下，是否仍有可能在若干具體議題領域找到有限的“穩定機制”。

本研究旨在探索在明顯存在分歧與潛在衝突的領域中，建立某種“共存模式”（modus vivendi）的要素。許多觀察者建議中美應在氣候變化、疫情防控、防擴散等共同關切議題上開展合作，以緩解競爭關係。但如果整體關係陷入敵意與對抗，這類努力將被嚴重削弱；況且中國似乎對在這些領域進行真正合作興趣有限，至少沒有達到能產生顯著地緣政治影響的程度。

如果華盛頓與北京無法在雙邊關係中的若乾重大爭議領域實現一定程度的穩定，那麼兩國關係可能會進一步滑向徹底的“零和思維”，甚至走向衝突。

針對蘭德公司最新美中關係戰略報告的該評論文章作者是美籍華裔張娟博士，美國卡特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