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美国战略误判系列文章之四

副标题：权力、激励和误判的结构分析。

大国的衰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于屡次战略误判。

一、发生了什么

过去两年，华盛顿越来越高调地谈论“遏制中国”，却始终未能理解北京如何解读美国的行动。每一次新的外交访问、军售或美国盟友的声明，在中国看来并非例行信号，而是战略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且充满敌意的迹象。

与此同时，美国领导人仍然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红线会保持稳定、可预测且公开宣布。事实并非如此。

二、重要性

当一方言辞激烈而另一方反应过度时，风险并非蓄意战争，而是由误解引发的意外升级。

在台湾海峡，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中国认为地缘政治窗口正在关闭，而美国则认为威慑力依然有效。

双方的判断都存在不同之处。

而且，双方都低估了结构性因素演变为危机的速度。

三、美国在近十多年的第三次重大误判：低估中国崛起速度、产业韧性与美国内部结构恶化的叠加效应

如果说朝鲜战争中的两次误判是战场层面的失败，那么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误判则是战略结构层面的失误，其后果远比1950年代的战场尴尬更深刻：

它影响了国际体系权力的重新分配速度，并加速了美国从“单极”滑向“强一极但无法主导”的格局。

这一误判包括至少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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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误判一：以为中国的崛起会在中等收入陷阱前停下

这是美国学界、国安体系、金融界长期的主流判断。

他们认为：

•中国模式高度依赖投资 → 会崩溃

•国企效率低下 → 会拖垮国家

•人口老龄化 → 增长见顶

•科技创新不足 → 永远追随美国

结果过去十年现实却是反向的：

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但国家能力和产业体系却迅速增强。

•芯片、AI、电动车、无人机、光伏、造船等行业出现全球压制性优势

•制造业增值全球占比超过30%，比美欧日总和更高

•科技脱钩反而强化了自主可控的紧迫性

•中产规模虽停滞，但国家层面战略投资能力更强

美国没有预料到中国在危机压力下能迅速向规模化、体系化的国家资本模式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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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误判二：以为美国的“科技封锁+贸易战”能在短期内重塑中国的发展路径

特朗普政府开了第一枪：

•全面关税

•全面科技封锁

•全面限制美国资本与中国科技接触

•极限施压华为

•芯片、软件、EUV、算法全部加入出口管控

美国判断是：“中国经济会因供应链和科技封锁而出现结构性停滞。”

然而现实却是：

短期冲击巨大，但没有造成系统性倒退。相反，促成了中国科技体系的一次大规模结构升级。

这在美国内部战略界引发巨大争论，某些智库甚至承认：“脱钩使我们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力，也促使中国直接构建替代体系。”

更重要的误判在于——

美国低估了自身内部政治撕裂和产业萎缩对战略能力的侵蚀。

过去十年，美国面对的是：

•党派极化 → 战略周期缩短

•供应链外移 → 制造业空心化无法逆转

•工业基础弱化 → 国防部不断承认“无法打高强度战争”

•社会分裂 → 政府无法真正推行长周期战略

这意味着：

美国的对华战略工具比预期更弱，而中国的承受能力比美国计算的更强。

这种“双方能力估算的错位”让美国进入一种战略焦虑状态：

既要遏制中国，又无法承受全面冲突，还必须维持盟友体系，但内部产业结构不支撑长期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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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误判三：以为中国在军事、尤其是海空军现代化上与美军差距仍然是代际级别

美国过去十年最严重的误判发生在军事技术层面。

美国曾以为：

•中国军费增速会减缓

•军队改革成本巨大、效果有限

•航母、潜艇、反舰体系不可能在十年内成熟

•无人系统只是试验品

•中国无法在“第一岛链”形成拒止能力

结果是：

中国在无人机蜂群、反介入体系、水下无人大平台、岸基导弹和快速造船能力上全面突破。

这些突破改变了关键事实：

第一岛链不再是美军“可以随时介入”的区域，而变成“介入成本会随年份递增趋向不可承受”的区域。

美国正在重新评估其军事态势的速度之快，超过了冷战后任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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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如何放大美国的第三次误判？

如果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键特征是：

•美欧关系紧张

•北约与亚太盟友对美国战略可信度下降

•美国从“全球秩序构建者”转向“利益最大化交易者”

•继续对中国实施极限施压，但缺乏长期战略规划

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误判会进一步被放大成四个后果：

1.盟友体系裂缝扩大，遏制链条松动

2.美国战略周期被选举政治锁定为4年，而中国仍有20~30年的连续性

3.美国工业体系无法匹配其战略表达，形成“战略—能力断层”

4.政策压力迫使中国加速国防和科技体系自主化，从而进一步增强中长期实力

换句话说：

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加速器”，也可能成为中国完成战略自主的“最后助推器”。

五、中国是否也在同时犯“对美国能力的误判”？

在中国看来，美国正处于国力衰退期、政治极化、产业空心化，这一判断大体正确。然而，战略误判往往来自低估对手的弹性与突发反应能力。过去十多年，中国在战略分析上也可能存在三类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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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估美国科技优势与创新弹性

•美国在半导体、AI、量子技术、卫星导航、军用无人系统等领域仍处领先地位

•尽管出口管制影响中国短期发展，但美国的创新生态与产业联动能力极强

•中国可能过度自信于“自主替代”，低估美国在关键技术突破上的潜在快速响应

这种误判意味着，中国可能高估自主化进程的即时战略价值，低估美国在核心技术封锁下的逆向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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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估美国盟友体系的战略韧性

•虽然美国内部政治分裂，但北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盟友仍能在关键领域形成协同

•中国对美盟友联合行动的潜在持续性和复杂程度估计偏低

•误判盟友意愿或承受力，可能导致在高风险情境下的意外战略摩擦

换句话说，即便美国国内困局严重，其国际战略杠杆仍比表面看起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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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估美国政策的灵活性和战略调整速度

•美国虽然制度性约束多，但危机事件常常触发快速决策机制

•军事部署、财政刺激、技术投资往往在短时间内逆转表面劣势

•中国可能习惯用长期趋势评估对手，而忽略关键窗口期内对手可瞬间动员的能力

这种误判意味着，中国可能高估了自己的战略纵深，而低估了美国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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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双边误判叠加：潜在的战略风险

结合以上中美双方的误判，我们可以看到：

1.双方对彼此国力、盟友、技术能力的估算存在结构性偏差

2.误判叠加会形成“战略错位”，不仅非故意冲突风险高，而且危机处理窗口窄

3.这种错位不仅存在于军事层面，也存在于经济、科技和外交决策链

4.未来十年，危机事件可能更频繁，但每次事件的升级潜力也更高

换句话说，美国的衰退、特朗普政策的短期行为、中国战略自信，都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误判—强化—误判”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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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结构性认知的重要性

•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从来不是单一事件的结果，而是结构、制度、心理、科技能力叠加的产物

•双方的误判既是历史惯性，也是现实逻辑的自然延伸

•未来，谁能准确把握对方的能力、意图和制度反应机制，谁就能在危机中获得主动

•对中国和美国而言，认知误差可能比兵力差距更致命

最终，战略成功并非来自单一行动，而来自长期对结构性力量的精准理解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