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口政策调整方向和时机请教穆光宗和蔡昉教授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发表于光明日报网络周刊《光明观察》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远远低于维系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世代更替水平2.1，威胁中国持续发展[1]，惊撼全国。计划生育何去何从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但目前人口学内部仍然分歧很大，李小平和李伟雄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继续严格实施一胎化，希望将人口降低到3亿或者5亿，并以美国的生活水准作为这一主张的依据；李建新、穆光宗等学者提出放开“二胎”的方案[2]。穆光宗认为人口政策调整的近期方向是鼓励农村一女户充分利用二胎的政策性生育资源，“十一五”过后才“城乡统开二胎”[3]；蔡昉教授认为政策调整应“避免出现大的波动”，提出“政策调整应该在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4]；曾毅教授和胡鞍钢教授提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穆光宗说：“我们讨论的焦点从来就不是要不要人口控制，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问题”[5]。可见人口学内部都认为人口需要控制，只是如何控制的分歧而已。李小平等人与穆光宗等人的分歧是在“是否放开二胎”；穆光宗、蔡昉、曾毅、胡鞍钢等“二胎派”专家的内部的分歧是“如何放开二胎”、“何时放开二胎”、 “逐步放宽生二胎政策还是先取消生二胎间隔的政策”。“二胎”观点相对于人口学界1980年代、1990年代的观点来说算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国家持续发展角度似乎还远远不够。既然人口学内部分歧还这么大，还是如此小心翼翼，难怪人口政策还纹丝不动。

笔者近年与李小平教授进行了大量的辩论，对李教授的观点有个全盘的了解。

穆光宗说“在历史的关口，探讨我国生育政策，‘非大智大勇不可为’”。笔者非人口学科班出身，依照李小平教授的说法，是“非人口学者、非人口经济学者、非人口社会学者、非环境专家”，但“无知者无畏”，不妨“大勇”一把，向穆教授和蔡教授提出一点不同看法，请两位老师指教。

2006年7月8日穆光宗在第二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上说，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生育率下降了一半以上，人口增长量却没有大的变化。1950年，人口增长量1030万人；2000年，中国人口增长量1100万人，人口增长量还高于50年前 [3]。

其实1950年人口增量1030万与2000年人口增量1100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1949年总人口5.5亿，增量1030万意味着人口将增加很快；2000年人口12亿多，人口增量从1987年的1800万降低到2000年的1100万意味着是低惯性增加，是负增长的前兆）。

穆光宗教授说2000年中国人口增长量1100万人。但是即使依照国家统计局“修正”的资料，2000年也只增加957万，哪来的1100万？而依照人口普查原始数据，2000年死亡814万，出生1379万，1379-814=565万，就是实际上只增加565万。即使1379万有10%的漏报（比较历次人口普查，年度出生人口最多10%误差），也只有1517万，1517-814=703万；即使1379万有20%的漏报（负责普查的统计官员怎么交差？），也只有1655万，1655-814=841万，怎么也不可能1100万。要达到穆教授的增加1100万，需要出生1914万，1914/1379=1.39，有39%误差的普查！算普查吗？

蔡昉教授2001年说：“即使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巨大的人口增长惯性作用下，中国人口的零增长也要到2040－2050年人口达到15-16亿时才能实现。在21世纪至少在21世纪前期，必须坚持既定的以控制人口数量为重点的总体人口发展战略，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仍然是人口政策的核心与关键 [6]”。

看来蔡昉教授（2001）认为中国人口“中国人口的零增长要到2040－2050年人口达到15-16亿时才能实现。”。

人口零增长就是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寿规律决定的，19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到2040年左右去世，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难道2040年左右每年出生人口能超过2500万？自从1987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直线下降，客观调查数据显示现在不到1300万，统计局“修正”数据也显示只有1600万。在育龄妇女人数不断减少、生育意愿不断下降、不孕症发病率不断增加（这不是人口学家所能控制的）的情况下，每年出生人口到2040年左右反而能够增加到2500万以上？

2004年蔡昉修正了过去的观点，在4月22日举行的广州讲坛上，蔡昉说在人口政策不调整的前提下，中国人口在2030年达到14.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7]。2005年9月11日在人民网的 “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学”论坛[8]以及2005年12月24日 在“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上[9]，蔡昉教授两次重申了这一新观点。由于对人口数量的预测的变化，蔡昉教授对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有新的看法，“赞成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微调，我们其实也看到微调已经开始了，比如说计划生育法里边规定，允许生第二胎的决定权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现在所有地方政府独生子女碰到一起可以生两个孩子，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允许特例生两个孩子的范围也扩大了”[10]。

依照蔡昉教授最新的说法，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实现人口零增长。每年死亡人口将由目前的900万左右稳步增加，到2030年增加到1900万左右，而育龄妇女将在2015年左右之后稳步下降，从1000万左右减少到2030年的500多万，难道不停止计划生育，2030年左右每年出生人口能够达到1900万左右？

既然蔡教授2004年说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4.4亿才开始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2003年人口为12.9227亿，要到2030年达到14.4亿，意味着2003年之后的这27年需要增加1.4773亿。我们假设这27年人口增加是直线递减（至少是接近直线递减，2011到2015这五年由于育龄妇女有所增加，增量可能会暂时有所上升），到2031年的时候为0（零增长）。假设2004年人口增量为X，每年增量减少Y，那么2005年人口增量为X-Y，2006年人口增量为(X-Y)-Y=X-2Y，2007年人口增量为X-3Y，以此类推，2031年人口增量为X-27Y。那么这28年人口总增量为28X-378Y。由于人口从2003年的12.9227亿增加到2030年的14.4亿，增加1.4773亿，也就是说28X-378Y=14773万。而2031年人口零增长，意味着X-27Y=0，也就是X=27Y。那么两个方程式就为：

X=27Y
28X-378Y=14773万

计算结果：Y=39.08201万，X=1055.214万。

那么依照蔡昉教授的预测，2003年以后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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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增量--总人口
2003--------129227
2004--1055--130282
2005--1016--131298
2006---977--132275
2007---938--133213
2008---899--134112
2009---860--134972
2010---821--135793
2011---782--136574
2012---743--137317
2013---703--138020
2014---664--138685
2015---625--139310
2016---586--139896
2017---547--140444
2018---508--140952
2019---469--141421
2020---430--141850
2021---391--142241
2022---352--142593
2023---313--142906
2024---274--143179
2025---234--143414
2026---195--143609
2027---156--143766
2028---117--143883
2029----78--143961
2030----39--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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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2004年人口增加1055万，2005年人口增加1016万。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着两年分别只增加761、768万，这个数据还有300万左右的水分，参见笔者的文章《从统计数字看调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12]。今后每年死亡人口将急剧上升（从目前900万左右增加到2030年的1900万左右），现在每年增量只有760万左右(事实上应该不到500万)，要是不停止计划生育的话，人口还会增加到2030年吗？ 还会增加到14.4亿吗？

蔡昉教授2001年以为中国人口零增长“会到2040－2050年人口达到15-16亿时才能实现”，从而认为“在21世纪至少在21世纪前期，必须坚持既定的以控制人口数量为重点的总体人口发展战略，控制人口数量”。

2004年后认为2030年中国人口零增长，人口高峰为14.4亿，从而“赞成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微调”、倾向于“二胎”。

那么既然中国人口零增长会大大早于2030年，中国人口高峰不会达到14.4亿，蔡昉教授是否应该重新考虑中国的人口政策的调整？

可见人口形势仍然在依照自己的模式在变化，只是学者的认识跟不上形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本来足以停止计划生育，足以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由于学者认识滞后，到现在为止人口政策还没有调整。中国人口学界在出生性别比方面已经有惨重的教训。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增加，有人认为中国正常出生性别比是“独具108”（而不是国际公认的102～107），出生性别比增高是因为 “女婴隐报”[11]，从而酿成历史性失误。

我在《从统计数字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12]、《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剧减》[13]、《从人类发展指数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14]等文章中已经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人口现状，认为中国需要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防止今后人口剧减，才能防止“十一五”的2010年13.6亿人口目标不再落空。

人口问题现在已经是火烧眉毛了，人口政策需要“突变”而不是“渐变”，人口学需要方向性革命而不是改良，“渐变”意味着延误时机，造成严重后果，没有人能够负得起责任的。1980年要是有人提出“二胎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方案来说还算是功臣；现在要是还只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立即实行二胎确实还有意义，走一步算一步，但是既然开明派学者也只敢提二胎，李小平敢提“将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被李小平等“从严派”的中和，等于人口政策不用调整，“二胎”喊了几年了，光打雷不下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主席更是明确指示：“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就全力以赴地干，凡是不符合的就毫不犹豫地改”。人口学界为什么还缩手缩脚，还在强调“微调”、还在强调“避免出现大的波动”？

如果光是从“波动”角度考虑，那么2000年人口普查之后就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因为2000年到2006年是育龄妇女低谷，停止计划生育增加的人口刚好填补这个生育低谷。

人口学界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人口高峰，但中国1963年左右年出生人口2700万（是现在的2倍多），一样过来了。现在的生育意愿决定了停止计划生育也不可能出现太大的高峰，即使有大高峰，情况远远比1960年代的出生高峰要好。1960年代的高峰，面临学校扩建、师资培养、生产不足等问题。而现在的校舍都已经建好（国家应该禁止地方政府出卖校舍），师资已经培养好（国家应该用财政补助学校几年，避免教师流失，培养师资成本毕竟比较大，不要浪费已经培养好的师资）。现在中国面临的是生产过剩、消费萎缩和就业不足，今后面临的是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问题。停止计划生育，出现人口出生高峰，既能缓解现在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老年化压力，一举多得。

中国1990年代以来，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竟然出现消费萎缩，进而导致就业不振。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连医疗、教育都产业化，以求拉动内需，但起效甚微，存款还是越来越多，消费还是越来越萎缩。真是渴死在长江边上。其原因就是因为计划生育引起家庭结构畸形。中国以前没有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 ），但是有家庭保障制度（family security），父母向下一代投资，再让下一代回哺父母，使得养老等福利大项在自己家庭内就可以解决，减少了国家在这方面的压力，但独生子女政策却打断了这条中国家庭的内部资金链，而国家又因为人口结构畸形而不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家庭不敢消费。而家庭结构畸形，又引起行政成本过高[15]，国家无力投入民生（医疗、教育等），家庭消费更加萎缩。

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多出生的人口直接增加幼儿园、学校的就业率；降低妇女的劳动参入率（目前中国妇女劳动参入率位居世界17位，罕见地高），妇女养育孩子应该视为潜就业，今后还应适度享受第三产业待遇（养老部分社会化后，孩子是国家今后的纳税人，幼儿园、学校养育别人孩子算第三产业，自己养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算？），理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关系，增加就业率；多出生的孩子并通过增加日常消费，增加就业率；并且由于家庭孩子数目增加，重建family security系统（在可见的未来，养老毕竟只能部分社会化），对未来信心大增，消费也增加。可见停止计划生育会大大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而现在出生的人口对于老年化的未来真是雪中送炭，多多益善（可惜以目前的生育意愿，不会太“多”）。

笔者很赞成穆教授提出的下面观点：“还权于民”，家庭安全比社会安全重要，人口发展比人口增长重要，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16]。也很认同蔡昉教授从劳动力角度提出了人口政策的调整思路。穆光宗教授既然认为要“还权于民”，那么老百姓本来只有生育二胎的权利？“还”的难道只是“二胎”？既然“欠”，就要“还”，既然有条件“还”得了，为什么不一次性“还”？妇女生育时间是有限的，难道要等到她们丧失生育能力的时候再将生育权还给她们？

穆光宗教授说“在历史的关口，探讨我国生育政策，‘非大智大勇不可为’”。突破自己过去的观点其实也是大勇，整个中国人口学科要是不突破过去的观点，等于宣布学科死亡。事实上蔡昉教授和穆光宗教授都已经突破了自己过去的一些观点，为什么不进一步呢？历史会盯住人口学界的每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