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口政策調整方向和時機請教穆光宗和蔡昉教授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發表於光明日報網絡周刊《光明觀察》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遠遠低於維繫人口可持續發展的世代更替水平2.1，威脅中國持續發展[1]，驚撼全國。計劃生育何去何從已經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但目前人口學內部仍然分歧很大，李小平和李偉雄教授為代表的學者主張繼續嚴格實施一胎化，希望將人口降低到3億或者5億，並以美國的生活水準作為這一主張的依據；李建新、穆光宗等學者提出放開“二胎”的方案[2]。穆光宗認為人口政策調整的近期方向是鼓勵農村一女戶充分利用二胎的政策性生育資源，“十一五”過後才“城鄉統開二胎”[3]；蔡昉教授認為政策調整應“避免出現大的波動”，提出“政策調整應該在政策連續性的基礎上進行”[4]；曾毅教授和胡鞍鋼教授提出“二孩晚育政策軟着陸”。穆光宗說：“我們討論的焦點從來就不是要不要人口控制，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問題”[5]。可見人口學內部都認為人口需要控制，只是如何控制的分歧而已。李小平等人與穆光宗等人的分歧是在“是否放開二胎”；穆光宗、蔡昉、曾毅、胡鞍鋼等“二胎派”專家的內部的分歧是“如何放開二胎”、“何時放開二胎”、 “逐步放寬生二胎政策還是先取消生二胎間隔的政策”。“二胎”觀點相對於人口學界1980年代、1990年代的觀點來說算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從國家持續發展角度似乎還遠遠不夠。既然人口學內部分歧還這麼大，還是如此小心翼翼，難怪人口政策還紋絲不動。

筆者近年與李小平教授進行了大量的辯論，對李教授的觀點有個全盤的了解。

穆光宗說“在歷史的關口，探討我國生育政策，‘非大智大勇不可為’”。筆者非人口學科班出身，依照李小平教授的說法，是“非人口學者、非人口經濟學者、非人口社會學者、非環境專家”，但“無知者無畏”，不妨“大勇”一把，向穆教授和蔡教授提出一點不同看法，請兩位老師指教。

2006年7月8日穆光宗在第二屆中國人口學家前沿論壇上說，儘管過去半個世紀生育率下降了一半以上，人口增長量卻沒有大的變化。1950年，人口增長量1030萬人；2000年，中國人口增長量1100萬人，人口增長量還高於50年前 [3]。

其實1950年人口增量1030萬與2000年人口增量1100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1949年總人口5.5億，增量1030萬意味着人口將增加很快；2000年人口12億多，人口增量從1987年的1800萬降低到2000年的1100萬意味着是低慣性增加，是負增長的前兆）。

穆光宗教授說2000年中國人口增長量1100萬人。但是即使依照國家統計局“修正”的資料，2000年也只增加957萬，哪來的1100萬？而依照人口普查原始數據，2000年死亡814萬，出生1379萬，1379-814=565萬，就是實際上只增加565萬。即使1379萬有10%的漏報（比較歷次人口普查，年度出生人口最多10%誤差），也只有1517萬，1517-814=703萬；即使1379萬有20%的漏報（負責普查的統計官員怎麼交差？），也只有1655萬，1655-814=841萬，怎麼也不可能1100萬。要達到穆教授的增加1100萬，需要出生1914萬，1914/1379=1.39，有39%誤差的普查！算普查嗎？

蔡昉教授2001年說：“即使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巨大的人口增長慣性作用下，中國人口的零增長也要到2040－2050年人口達到15-16億時才能實現。在21世紀至少在21世紀前期，必須堅持既定的以控制人口數量為重點的總體人口發展戰略，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調整人口結構仍然是人口政策的核心與關鍵 [6]”。

看來蔡昉教授（2001）認為中國人口“中國人口的零增長要到2040－2050年人口達到15-16億時才能實現。”。

人口零增長就是出生人口少於死亡人口，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將超過2500萬（人壽規律決定的，19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到2040年左右去世，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2500萬左右），難道2040年左右每年出生人口能超過2500萬？自從1987年以來每年出生人口直線下降，客觀調查數據顯示現在不到1300萬，統計局“修正”數據也顯示只有1600萬。在育齡婦女人數不斷減少、生育意願不斷下降、不孕症發病率不斷增加（這不是人口學家所能控制的）的情況下，每年出生人口到2040年左右反而能夠增加到2500萬以上？

2004年蔡昉修正了過去的觀點，在4月22日舉行的廣州講壇上，蔡昉說在人口政策不調整的前提下，中國人口在2030年達到14.4億的頂峰，然後下降[7]。2005年9月11日在人民網的 “全球化下的中國經濟學”論壇[8]以及2005年12月24日 在“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經濟學家談人口問題”研討會上[9]，蔡昉教授兩次重申了這一新觀點。由於對人口數量的預測的變化，蔡昉教授對人口政策的調整也有新的看法，“贊成對現行人口政策進行微調，我們其實也看到微調已經開始了，比如說計劃生育法裡邊規定，允許生第二胎的決定權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現在所有地方政府獨生子女碰到一起可以生兩個孩子，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允許特例生兩個孩子的範圍也擴大了”[10]。

依照蔡昉教授最新的說法，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實現人口零增長。每年死亡人口將由目前的900萬左右穩步增加，到2030年增加到1900萬左右，而育齡婦女將在2015年左右之後穩步下降，從1000萬左右減少到2030年的500多萬，難道不停止計劃生育，2030年左右每年出生人口能夠達到1900萬左右？

既然蔡教授2004年說2030年中國人口達到14.4億才開始負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中國2003年人口為12.9227億，要到2030年達到14.4億，意味着2003年之後的這27年需要增加1.4773億。我們假設這27年人口增加是直線遞減（至少是接近直線遞減，2011到2015這五年由於育齡婦女有所增加，增量可能會暫時有所上升），到2031年的時候為0（零增長）。假設2004年人口增量為X，每年增量減少Y，那麼2005年人口增量為X-Y，2006年人口增量為(X-Y)-Y=X-2Y，2007年人口增量為X-3Y，以此類推，2031年人口增量為X-27Y。那麼這28年人口總增量為28X-378Y。由於人口從2003年的12.9227億增加到2030年的14.4億，增加1.4773億，也就是說28X-378Y=14773萬。而2031年人口零增長，意味着X-27Y=0，也就是X=27Y。那麼兩個方程式就為：

X=27Y
28X-378Y=14773萬

計算結果：Y=39.08201萬，X=1055.214萬。

那麼依照蔡昉教授的預測，2003年以後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總量應該是這樣的（至少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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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增量--總人口
2003--------129227
2004--1055--130282
2005--1016--131298
2006---977--132275
2007---938--133213
2008---899--134112
2009---860--134972
2010---821--135793
2011---782--136574
2012---743--137317
2013---703--138020
2014---664--138685
2015---625--139310
2016---586--139896
2017---547--140444
2018---508--140952
2019---469--141421
2020---430--141850
2021---391--142241
2022---352--142593
2023---313--142906
2024---274--143179
2025---234--143414
2026---195--143609
2027---156--143766
2028---117--143883
2029----78--143961
2030----39--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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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2004年人口增加1055萬，2005年人口增加1016萬。但是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着兩年分別只增加761、768萬，這個數據還有300萬左右的水分，參見筆者的文章《從統計數字看調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12]。今後每年死亡人口將急劇上升（從目前900萬左右增加到2030年的1900萬左右），現在每年增量只有760萬左右(事實上應該不到500萬)，要是不停止計劃生育的話，人口還會增加到2030年嗎？ 還會增加到14.4億嗎？

蔡昉教授2001年以為中國人口零增長“會到2040－2050年人口達到15-16億時才能實現”，從而認為“在21世紀至少在21世紀前期，必須堅持既定的以控制人口數量為重點的總體人口發展戰略，控制人口數量”。

2004年後認為2030年中國人口零增長，人口高峰為14.4億，從而“贊成對現行人口政策進行微調”、傾向於“二胎”。

那麼既然中國人口零增長會大大早於2030年，中國人口高峰不會達到14.4億，蔡昉教授是否應該重新考慮中國的人口政策的調整？

可見人口形勢仍然在依照自己的模式在變化，只是學者的認識跟不上形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本來足以停止計劃生育，足以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由於學者認識滯後，到現在為止人口政策還沒有調整。中國人口學界在出生性別比方面已經有慘重的教訓。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以來，出生性別比不斷增加，有人認為中國正常出生性別比是“獨具108”（而不是國際公認的102～107），出生性別比增高是因為 “女嬰隱報”[11]，從而釀成歷史性失誤。

我在《從統計數字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12]、《停止計劃生育也難防止今後中國人口劇減》[13]、《從人類發展指數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14]等文章中已經從多個角度分析了中國人口現狀，認為中國需要立即停止計劃生育，並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才能防止今後人口劇減，才能防止“十一五”的2010年13.6億人口目標不再落空。

人口問題現在已經是火燒眉毛了，人口政策需要“突變”而不是“漸變”，人口學需要方向性革命而不是改良，“漸變”意味着延誤時機，造成嚴重後果，沒有人能夠負得起責任的。1980年要是有人提出“二胎方案”，相對於獨生子女方案來說還算是功臣；現在要是還只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立即實行二胎確實還有意義，走一步算一步，但是既然開明派學者也只敢提二胎，李小平敢提“將中國人口減少到3億”，被李小平等“從嚴派”的中和，等於人口政策不用調整，“二胎”喊了幾年了，光打雷不下雨。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已經提出了“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胡錦濤主席更是明確指示：“凡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就全力以赴地干，凡是不符合的就毫不猶豫地改”。人口學界為什麼還縮手縮腳，還在強調“微調”、還在強調“避免出現大的波動”？

如果光是從“波動”角度考慮，那麼2000年人口普查之後就應該立即停止計劃生育，因為2000年到2006年是育齡婦女低谷，停止計劃生育增加的人口剛好填補這個生育低谷。

人口學界擔心停止計劃生育會出現人口高峰，但中國1963年左右年出生人口2700萬（是現在的2倍多），一樣過來了。現在的生育意願決定了停止計劃生育也不可能出現太大的高峰，即使有大高峰，情況遠遠比1960年代的出生高峰要好。1960年代的高峰，面臨學校擴建、師資培養、生產不足等問題。而現在的校舍都已經建好（國家應該禁止地方政府出賣校舍），師資已經培養好（國家應該用財政補助學校幾年，避免教師流失，培養師資成本畢竟比較大，不要浪費已經培養好的師資）。現在中國面臨的是生產過剩、消費萎縮和就業不足，今後面臨的是勞動力短缺和老年化問題。停止計劃生育，出現人口出生高峰，既能緩解現在就業壓力，又能緩解今後老年化壓力，一舉多得。

中國1990年代以來，作為世界最大的市場，竟然出現消費萎縮，進而導致就業不振。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連醫療、教育都產業化，以求拉動內需，但起效甚微，存款還是越來越多，消費還是越來越萎縮。真是渴死在長江邊上。其原因就是因為計劃生育引起家庭結構畸形。中國以前沒有社會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 ），但是有家庭保障制度（family security），父母向下一代投資，再讓下一代回哺父母，使得養老等福利大項在自己家庭內就可以解決，減少了國家在這方面的壓力，但獨生子女政策卻打斷了這條中國家庭的內部資金鍊，而國家又因為人口結構畸形而不能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導致家庭不敢消費。而家庭結構畸形，又引起行政成本過高[15]，國家無力投入民生（醫療、教育等），家庭消費更加萎縮。

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多出生的人口直接增加幼兒園、學校的就業率；降低婦女的勞動參入率（目前中國婦女勞動參入率位居世界17位，罕見地高），婦女養育孩子應該視為潛就業，今後還應適度享受第三產業待遇（養老部分社會化後，孩子是國家今後的納稅人，幼兒園、學校養育別人孩子算第三產業，自己養自己的孩子為什麼不算？），理順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關係，增加就業率；多出生的孩子並通過增加日常消費，增加就業率；並且由於家庭孩子數目增加，重建family security系統（在可見的未來，養老畢竟只能部分社會化），對未來信心大增，消費也增加。可見停止計劃生育會大大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而現在出生的人口對於老年化的未來真是雪中送炭，多多益善（可惜以目前的生育意願，不會太“多”）。

筆者很贊成穆教授提出的下面觀點：“還權於民”，家庭安全比社會安全重要，人口發展比人口增長重要，人口投資比人口控制重要[16]。也很認同蔡昉教授從勞動力角度提出了人口政策的調整思路。穆光宗教授既然認為要“還權於民”，那麼老百姓本來只有生育二胎的權利？“還”的難道只是“二胎”？既然“欠”，就要“還”，既然有條件“還”得了，為什麼不一次性“還”？婦女生育時間是有限的，難道要等到她們喪失生育能力的時候再將生育權還給她們？

穆光宗教授說“在歷史的關口，探討我國生育政策，‘非大智大勇不可為’”。突破自己過去的觀點其實也是大勇，整個中國人口學科要是不突破過去的觀點，等於宣布學科死亡。事實上蔡昉教授和穆光宗教授都已經突破了自己過去的一些觀點，為什麼不進一步呢？歷史會盯住人口學界的每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