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與暴力的關係·關注“湖南女工遭輾死事件”

　□本報評論員 曉 宇

2006年09月22日08:07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一個女工，她的頭顱，在車輪的底下，嘗試了生活可以承受的沉重。這顆頭顱不堪重負，碎了。倒下去的，是整個社會的尊嚴，是人類的辨認，是基於財富與身份之上，對於的同類的輕蔑。

　　我們對於時代的沉痛，於某些不平等，思考得越久，就愈覺得沉痛。

　　９月２０日上午９時４０分左右，湖南女工張小英增城新塘匯美西路與荔新路交界處，橫過馬路，手中的鐵鍬刮到一輛路過的豐田轎車，車主下來，將女工揪回馬路中間，先以兩記耳光，繼之推搡，女工頭顱躍入路過的貨車車輪之下。

　　儘管貨車的車速很慢，慢到“如果不注意，會以為車是靜止的”，但是死亡還是如此急速地來到，迫急到不給她喘息的機會，不給她呼救的機會，不給她流淚的機會，甚至不給她一次申訴與哀求的機會。

　　如果這個女工曾經做錯了什麼，如果她曾經刮壞了別人的轎車，她可以賠。但如今，她死了。

　　一名女工臨難的倉促與容易，讓我們無言以對，無淚可流——她那具承受苦難的身軀，還完整；她那顆牽掛兒女的頭顱，已破碎。如此都可以死，則死於何時何地又不是苦難的終結？

　　貌視公允與追求冷靜的人又該說“媒體殺人”、“輿論審判”之類超然物外的話了，我們無意對這件事的結局作出某種引領性的評價，只是無法遏止的悲傷，讓我們堅持以表達與紀念提醒一種生存，一種人的存在與尊嚴的存在。也許，曾經有人在紙醉金迷中輕賤過；也許，曾經有人在資本與權力的膨脹中輕蔑之並剝奪之，直至踩在腳底。

　　這名女工，“以前在老家種地打魚”，因為經濟緊張，去年，她來到廣州，“常年在新塘各工地里做零工，一個月，最少只能賺到三四百元收入”，橫過馬路之前，她與工友們剛剛卸完一批磚頭，看到馬路對面來了一輛小貨車，就衝過去，想接到這份工，不料將鐵鍬刮到了轎車。她想付出血汗的願望，因此成為承受暴力的理由，最終在暴力的理由下，她失去生命——對於某些暴力的來源，我們思考得愈久，就愈是憤怒。

　　車主施暴的理由是什麼，是對車子被輕微刮傷——“右前輪上方的鐵皮刮出了幾道痕跡”（車主製衣廠里的郭先生語）的惱怒情緒。這種情緒的來源是什麼——一個農民工，她憑什麼刮壞我的車，她賠得起嘛，這就是對於農民工的輕蔑與惱怒。是啊，一個最少只能賺到三四百元收入的女工，刮壞了一輛她用一輩子的希望也不能指望的轎車車皮，不是最大的惡、最大的凶，又是什麼？

　　由此，我們也想到了前不久“和解”的富士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天價索賠案，在相互的“敬意”與“歉意”之下，有誰還記得那些女工付出的血汗是否過分，得到的收入是否菲薄。她們的血汗不過是滋養了資本的暴力，就連她們是否經受了苦難的真相，也不過是成了別人利益的藉口與交換的籌碼。我們也還記得，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時２６分許，農民代義權駕駛拉大蔥的農用四輪車在哈爾濱市道裏區撫順街，刮到了停在路邊的寶馬吉普車倒車鏡，寶馬車主蘇秀文下車辱罵並毆打代義權，圍觀群眾勸說蘇秀文向後移動車輛，以查看倒車鏡的受損情況，蘇秀文遂上車啟動寶馬車，寶馬吉普車向前衝出，將站在前方的代義權之妻劉忠霞當場撞死。

　　他們付出血汗，總是成了蔑視的基礎，總是成了承受暴力的理由。然而就是這樣，卻還有所謂的“經濟學者”，不憚於將“不管富人有多壞，窮人仇富都是反社會”，從兩片薄薄的上下嘴唇中磕出來。我們在漸漸的血痕中，依稀想說的是，窮人窮到了這樣，富人施暴就是反人類了，而值得我們提醒的是：不管窮人有多窮，他們都不是你車輪下的阻礙，他們在默默地付出血汗，求得生活。

　　這個夜裡，有多少暗夜裡悲傷在飲泣吞聲，有多少活着的尊嚴在掙扎着不想被蔑視。在這個世界上，不論你擁有多少財富，如果你要活得幸福，請你尊重每一個人的存在，每一個人的尊嚴。　

來源：《瀟湘晨報》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