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受文揚博、寒竹博啟發，專門談談語言對思維方式、文化、政治乃至社會結構的影響。

我第一次對中文的表達能力產生懷疑，是多年前自告奮勇翻譯BSD操作系統說明書（manpages）。當時以為懂點計算機，把它翻譯成中文是個挺有意義的公益事業，下雨天打孩子，試試看吧。原來自己看這些說明書的時候沒在腦子裡翻譯成中文，沒覺得怎麼樣，但是一旦認真翻譯，才發現巨多專業詞彙中文裡根本沒有，如果要準確表達含義的話，每一個詞都得寫一整頁辭海條目。

當然，後來很快意識到這個批評站不住腳，因為這簡單通過寫條目、造新詞就能解決，不反映中文語言任何內在問題。但是這讓我開始思考中文是不是存在固有缺陷從而影響思維方式甚至更多方面這個題目。

語言影響思維是個老題目了，雖然一直有爭議，但我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稍微自省一下你就會發現思考的時候經常是自己跟自己說話。不是所有時候都這樣，一般來說這只是進行明意識理性思維活動的時候，比如腦子裡默默數數。而不同的語言在表達某些思維、情緒的時候方便程度、精細程度差別很大，這是早已公認的事實。既然如此，那麼語言影響思維是先驗假設，負有證明責任的是反方。

但是語言是不是能進一步影響文化、政治甚至社會結構呢？

這就很難說清楚了。

語言影響文化，粗看之下這是個循環命題，語言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嘛。我這裡的“文化”當然是指獨立於語言的部分，比如愛唱愛跳還是古板拘謹。中國人不象南美南歐人那樣愛唱愛跳，難道這也是中文的錯？

中國人講溫良恭謙讓，源於儒家。而儒家成為中華文化的特色、血液、根基，和中文直接有關。

儒家理念中的社會設計，是很徹底的封閉式靜態結構，一切都在先驗設定的上下結構這個框架之內定位、表達、評判，君臣父子夫妻。

中文就是個封閉式靜態結構，從文字到語言。最開始當然是開放的、充滿活力的，否則不可能從無到有，但秦始皇統一文字是中文走向封閉的開始。二維結構、關係複雜的方塊字，由有限的幾個偏旁部首交錯排列而成，新字很難被社會普遍接受。相對而言，西方拼音文字是開放的，加上一套大概的讀音規則，造新詞很容易。從整體語言看，中文（尤指古漢語）很適合於表達模糊情緒（場景式，比如“古道西風瘦馬，枯藤老樹昏鴉”，堪稱一絕）和情緒式評判（而不是思辨）。洋洋兩千年輝煌文明，能思辨的只有墨家，關於思辨的記載只有“白馬非馬”，而且後人從小就知道那是狡辯，是反面教材，而逆向看這個思辨過程中的邏輯、分析它的思路儘管肯定有不少人想過，但從沒有任何紀錄。簡單說，中文（尤其是古漢語）里缺乏中性詞，用文博的話說，古漢語不會講理。

甚至從詞組結構來看，中文也很封閉。比如車，中文一律按歸類方法：汽車火車自行車，不懂中文的一看都知道他們有個共性，“車”，先不管那是什麼意思吧。如果一個東西沒有已經定義好的類，交流起來就很麻煩，於是沙發成了沙發椅。這有它的方便之處，但是副作用是這個歸類型詞組結構要求先存在“類”。然後才有特例，而不是從多個個例中間歸納出“類”。也就是說，如果你用中文思考的話，在形成一個概念之前腦子裡先得形成一個它歸屬的“類”的概念。這無疑限制創新。

相反，西方拼音文字是從個例到類，比如car、train、truck、sedan、wagon，不懂英文的不可能知道他們中間存在任何共性。學起來比較難，但它不給雜交類、新類的出現設置任何先天障礙 — 不一定促進創新，但至少不增加難度。

中國可能出現良性民主、領導科技創新和革命嗎？別的且不說，光是中文這語言本身就設置了很多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