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一位護士長因“職業恥辱感”而辭職
[水之源] 於 2006-11-04 20:54:44上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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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於一位護士長因“職業恥辱感”而辭職
水之源/文
2006年9月,成都市兒童醫院血液科護士長張德麗因為“職業恥辱感”而辭職,因為這位常年把愛心獻給患病兒童的護士再也無法忍受社會歧視和醫院的“創收”壓力。她說:“如果我們這裡真的能夠成為一家純粹的慈善病房,醫務人員有相對穩定的收入,不再與病房收益直接掛鈎,我願意一直在這個崗位上干到動不了的那一天!”然而,醫院要“經濟指標”,這位護士長實在不忍心對患白血病的兒童搞“創收”,在兩難的困境中,張德麗選擇了離開。(《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2日B14版頭條)
讀着這條新聞,筆者拿報紙的手在發抖。在張德麗護士長心目中,所有的白衣天使都應該像南丁格爾那樣的純潔高尚,手擎一盞油燈,穿行於暗淡陰冷的巷道,為受傷的戰士送去溫暖和希望。可嘆這位愛崗敬業的護士長的離開,不是因為另有其他高薪職位的誘惑,不是因為患者和家屬的聲討指責。為什麼離開,壓力竟然來自醫院內部的“創收指標”,來自一個有着良知的白衣天使的道德底線。
筆者還是慶幸今天還能讀到這樣的新聞。誠然,筆者為成都市兒童醫院血液科失去一位愛崗敬業的好護士長而痛心。但是,張德麗的離開,給當地醫院,給整個醫務工作者戰線,乃至給我們當今社會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那就是她的純潔的“職業恥辱感”。
我們的社會正在大力倡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的,和諧社會需要這樣的“職業恥辱感”。筆者揣測,在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活動中,張德麗所在的成都市兒童醫院,乃至全社會的企事業單位的幹部職工,在提交的思想匯報和工作總結中,都會紛紛表示“深刻領會”“堅決擁護”之類的豪言壯語。為什麼只有張德麗一人辭職呢?顯而易見,表態是容易的,而踐行是要付出極大勇氣和魄力的。當然,更需要單位小環境、社會大環境的昌明和諧的風氣。
假如我們每一位醫務工作者時刻懷有“職業恥辱感”,那麼醫患糾紛就會逐漸減少,醫生拿紅包才“適應環境”,患者及家屬送紅包才“心安理得”的病態現象就沒有生存繁衍、惡性循環的土壤;假如我們的各級政府官員時常以“職業恥辱感”自省,就不會有“陳良宇”、“馬良宇”之流貪污腐敗分子的層出不窮;假如我們的大學教授心懷“職業恥辱感”,就不會有學術腐敗的滋生,不會有那麼多假文憑、假學歷招搖天下;假如我們的公安幹警人人具備“職業恥辱感”,老百姓就不會從媒體上聽到看到某某公安局領導制黃販毒、知法犯法;假如我們的煤礦經營者懂得“職業恥辱感”,每天每分每妙,就不會傳來某某煤礦的井下工人遭遇礦難;假如網吧經營者有“職業恥辱感”拒絕每一個未成年人,社會、學校、家長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假如,假如,……為什麼上面的問題都要以“假如”的方式提出,很顯然,現實生活中不和諧因素太多太多。《南方周末》就張德麗護士長的辭職發出“不能再玷污純潔的白衣”的呼籲,筆者以為,當今社會,不能被玷污的豈止“純潔的白衣”?!難道政府機構的“紅章”,法官的“黑袍”,影視圈的“銀幕”就可以被玷污,或者被繼續玷污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今天,護士長張德麗的辭職,引發了筆者的心靈震撼。但是,光有筆者一介無名小卒的震撼是遠遠不夠的。期待我們的父母官們,我們的專家教授們,我們的影視藝術家們,都來學學張德麗,一個平凡的普通的護士長的敬業精神,學學並嘗試她那驚天動地的“傻”動作。如此一來,我們就離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美好構想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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