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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貧困的日常生活掃描
送交者: 佚名 2006年11月06日10:04:4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施羅德貧困的日常生活掃描
  
  他也許是歐洲經濟上最強大的國家領導人,這個國家的公民享有某些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標準,但就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言,這位德國總理經常窮得身無分文,往往費盡心機才能做到收支平衡。
  
  企業主管們每年能賺500萬英鎊或者更多,像結了四次婚的總理施羅德,卻只能設法以1.1萬英鎊的年薪過日子。因為在德國,政府是不鼓勵離婚的,一旦男方提出要離婚,他今後必須將它收入的一半給他的妻子。他工資很大一部分被用於支付給三個前妻的贍養費。每次離婚,施羅德都不得不花上一大筆錢來處理離婚的各種事情,而且還要向離婚的妻子支付一筆數額不菲的“補償費”。施羅德承認,3次離婚經歷使他“元氣大傷”,為此,他的生活水準也大打折扣。1997年,當他開始與目前的妻子發生曖昧關係後,他與結婚13年的希露離了婚。他承擔了她的3600英鎊律師費用,並拿出3.3萬英鎊,作為失去繼承權的補償。這裡插個小故事,為什麼施羅德總是喊窮。老施還有一個外號叫“奧迪總理”,因為他結過四次婚,四個結婚戒指拼成的圖案不就是奧迪的商標麼?所以他得為每個前妻每個月都付上一筆不小的生活費——自己就只能省吃簡用了。不過大家千萬別以為施羅德是個花心男人,由於他從年輕時開始就是政治上的精英,比如SPD青年聯盟的主席,而他所娶得女人恰恰也是非常有“抱負”的(特別是他的第三位妻子),在這種情況下所產生的一些糾紛也就不得而知,無法評說了。但是他的第四位妻子 Doris Schroeder 卻僅僅因為“給予施羅德充分的個人空間,從不過問他在政治上的決定”而廣受德國媒體的好評。
  
  施羅德不能享用豪華生活方式的驚人程度,這是由於一系列代價高昂的離婚,外加他所嚴格遵守的限制政治家及其特權的規章。儘管如此,施羅德表示,他並不後悔當初放棄律師職業去從政,雖然作一名律師的收入要多得多。他說:“我不會嫉妒那些過着豪華生活的人。”
  
  施羅德為了省錢,總是乘坐火車二等車廂或者開着自己那輛大眾牌舊車進行私人旅行。他只能每周請一次清潔工,而他的妻子不得不親自購物、煮飯和熨燙他的襯衫。她也在丈夫進行國事訪問時乘坐包機,而不是與丈夫一起乘坐專機,並且自己照料孩子。
  
  施羅德住不起政府提供給他的一幢位於柏林一個漂亮街區的豪華別墅蛭彌Ц睹吭?480英鎊的租金,而且,他也不願意自掏腰包支付上下班交通費用。所以,最近他放棄這幢別墅的使用權,租下了總理府內一套供服務人員使用的狹小房間。這套每月租金366英鎊的房間包括一間臥室、一個與臥室連在一起的沒有窗戶的浴室,一個小餐室和一個小廚房。當他的妻子多麗絲和繼女克拉拉留在柏林時,一張行軍床被安在雙人床旁邊,供已是十幾歲少女的克拉拉睡覺。
  
  施羅德及其家人為避免因私人使用官方的由司機駕駛的專車而付費,每逢周末總是駕駛他自己的汽車外出。因此,人們往往能在鄉間看到一種奇特的護衛景象: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可以坐着豪華的奔馳去會見各國政府首腦;可一到周末,他卻只能駕駛着屬於他自己的一輛老掉牙的大眾牌汽車在前面開,而一輛坐滿保鏢的防彈高級轎車跟在後面,中間隔開一段距離,去美麗的呂貝克海灘度假。如果在中國早就成了不可思議的轟動新聞,而在德國僅是茶餘飯後的花邊新聞,德國人認為這是每個公民理所當然遵守的事,政府總理沒有理由不受國家法律法規約束,他們堅信“法律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
  
  政治家的家人必須為乘坐政府飛機的特權付錢。1998年,施羅德帶着多麗絲及其女兒和母親乘坐一架政府噴氣機前往西班牙旅行,為此被收取2620英鎊。這位總理的家人從此吸取了教訓,從那以後,每次出門度假,他都讓妻子多麗絲和女兒乘坐普通航班,而自己則坐着空蕩蕩的政府專機前往目的地。
  
  政治記者于爾根•霍格雷費把施羅德描述成一個滿懷政治熱情的人。霍格雷費對《觀察家報》說:“如果他受到金錢的誘惑,到現在他也許已經經商了。但我認為,他持有物質利益隨後將到來的觀點。”
  
  當施羅德退休後,他將獲得每月大約1000英鎊微不足道的退休金。施羅德說:“到目前為止,我沒有很多機會享受政治以外的生活。我必須承認,我喜歡閒適的生活,但我現在根本沒有時間優哉游哉。”施羅德夫婦計劃通過在紐約生活實現夢想,最終他將嘗試在那兒賺一點錢。他打算撰寫回憶錄,而出版商們早已在排隊等候他的回憶錄。

施羅德的弟弟失業多年,為生計糊口而出書

  施羅德同母異父的弟弟弗塞勒爾失業多年,原本是一名軟件工程師,1995年失業後,為謀職四處活動,但都遭到“目中無人”的老闆們的拒絕。好不容易在老家找到一份游泳救護管理的工作,沒想到不久又丟了飯碗,之後幹過管道修理工、暖氣工、導遊甚至行李搬運工等工作,現在的角色是一名麵包師。(新書《總理,不幸是我兄長,與我》12月6日就要出版。這位由軟件工程師變成管道修理工,過着與兄長天壤之別的生活的總理之弟有足夠的“猛料”吸引讀者眼球,他得到的恐怕不僅僅是他希望的——養家糊口的初衷。“沒錯,我就是想通過出書賺點錢,”他沒好氣地說:“這位長我3歲、位高權重的兄長從沒幫我一把。“我知道他事務繁忙,但至少可以給我來個電話。”“上一次聯繫還是去年,母親生日時。”新書第一版印刷12.8萬冊。儘管福塞爾自稱出書無意敗壞兄長名聲,但一些曝光的細節恐怕也會給施羅德帶來不少尷尬。出版前夕,福塞爾已先行透露該書部分細節以攬人氣,比如總理先生小時候總愛占弟弟便宜。兄弟倆每天早晨總要上演一出“香腸大戰”,但勝出的都是施羅德。碰到喜愛的漢堡包,施羅德吃完自己那份還要多吃多占。不僅如此,施羅德欺騙弟弟說福塞爾並不適合他生平得到的第一套西服,結果自己卻穿了出去。“他可一點都沒害羞過,”福塞爾說。此外,新書中福塞爾講述了自己給時為法律系學生的施羅德當紅娘的一段經歷。當年福塞爾想把妻子一名頗有魅力的女性朋友介紹給兄長,“飯間,施羅德滔滔不絕說了3個小時,走後,那位女性告訴我妻子,‘再見到他我掉頭就跑’。”揭短歸揭短,施羅德倒真該祈禱弟弟新書獲得大賣,因為他弟弟允諾說:“如果第一本賺了大錢,我絕不再出第二本。”

作為總理夫人的多麗絲(施羅德第四任妻子),在女兒克拉拉(施羅德的繼女)十來歲的時候,每周只給她5馬克的零花錢——相當於20元也就是日均3元的人民幣。


施羅德所在的社民黨辦公室沒錢買糖和咖啡

  施羅德任上領銜的社民黨,有個“沒有錢買糖和咖啡”的故事,可不能算小事了:作為執政黨的社民黨在2002年總收入有1億5877.2萬歐元,其中49.3%來自黨員的黨費,總量不算少,由於當時是大選年,支出達1億8727.5萬歐元,出現了2850.3萬歐元的赤字。而《政黨法》對政黨的收支有專門的規定,不是沒錢就能夠任意“撥款”的,哪能對納稅人的錢“想花就花”?那不成了“超級女聲”那樣“想唱就唱”一般輕鬆了?所以,財務就緊張了,開會之際,總部辦公室沒錢買糖和咖啡,想喝請大家自己出錢買去。人家喝咖啡,就像俺們喝茶水,不是不可以“公費”,而是錢不夠就自己湊,這裡“程序正義”比“實質正義”緊要。

在德國當官,別想着發財
  
  在德國,入黨和當官就意味着發不了財,因為一個德國普通官員的平均月工資僅為2700多歐元;想借當官的機會揩公家油也不可能:政府公車絕對不許私用;官員接待客人須自掏腰包;接受30歐元以上的私人禮物就算受賄……就這樣,施羅德和施羅德領導的執政黨看起來“窮得可憐巴巴”,但這偏偏就是人家的體面事,“知否知否,應是民肥官瘦”,這不是掛在他們嘴上的。而這一切的“鋪墊”,落實到總理的卸任上,就成為了一種簡單的“順理成章”:下台了就下台了,退休了就退休了,成為普通公民了就成為普通公民了,總理與律師,都是一位國家公民可選擇的職業——只是前者得競選投票有點難,而後者只要“考證過關”就可以了。

結束語

  施羅德現在終於擁有“無權者的權力”了。從此,他的身份就成為了“德國前總理”。11月22日,德國聯邦議院的議員們,投票表決基民盟主席默克爾出任德國總理的提名,“鐵娘子”默克爾贏得了614個席位中的397票。於是,默克爾終於創下了“三個第一”:正式成為德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首位出任總理職務的前東德地區人士,德國統一後最年輕的總理。施羅德對這位昔日的競爭對手投了贊成票。我在新聞節目裡看見他第一個前去對默克爾表示祝賀。然後轉身,“揮手自茲去”。7年總理、10年社民黨領袖、30年政治風雲,從此將成為回憶錄中的華彩篇章。依然年富力強的施羅德真正的“華麗轉身”是什麼?答案有了:重操律師職業。
  
  當這個“新聞答案”時,我瞬時有了一個幻想式的閃念:真想請施羅德律師為我打一場官司。哈哈,當然這僅僅是我這位中國公民閃念式的幻想。我只是以這樣的“幻想”對律師施羅德表示敬意。施羅德卸任後,放棄議會席位,徹底退出政壇,不去公司擔任管理職務,而將回到“發家地”漢諾威,重操律師舊業。而在柏林還購買了一個住所,面積僅僅為80平方米。當然,業餘要寫寫總理回憶錄,要與自己的妻子和兩個女兒(一個是繼女,另一個是來自俄羅斯的養女)共享天倫之樂。所謂“人走茶涼”的中國式俗語,在施羅德身上其實是沒有的——不是“人走茶涼”的問題,而是乾脆的“人走茶無”,沒有拖泥帶水,沒有涼茶帶渣。多好。
  
  儘管身份變成了律師,變成了“德國前總理”,但施羅德作為開啟德國經濟改革大幕的政治家身份是不可能變的。
  
  他也許曾經是歐洲經濟上最強大的國家領導人,而這個國家的公民享有某些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標準,可是他卻在為自己的而處處算計,經常窮得險些身無分文,往往費盡心機才能做到日常生活的收支平衡。
  
  與“不愛江山愛美人”那個著名典故中的個人選擇不同,做過總理之後選擇做律師,與其說是個人選擇,還不如說是制度安排與環境使然——真是什麼樣的制度環境造就什麼樣的人生,所以我不願意將施羅德卸任後重操律師職業看成是他個人的“灑脫”。而與“國家領導人拉着掏糞工人的手說我們是分工不同”更不同的是:兩個有地位反差的人,分別在思想意識里抹平地位反差是容易的;而一個人在自己身上先後經歷兩個確有地位反差的職位,卻也能抹平地位反差是不容易的——這是我作為外人所說的“不容易”,而施羅德輕易地就抹平了,渡過了。

(轉自新浪時事海外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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