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0年末期開始，不少曾積極參於文革的大中學生失意於現實。其中的一些人開始閱讀禁書，形成今人所說的地下讀書活動。這種時為禁忌的活動分布廣泛，參與者眾多，在某種程度上，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在民間的序幕，是催生日後許多理想主義文化精英的搖籃。《今天》雜誌的詩人中、“星星畫派”的藝術家中，《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輯中和參與改革設計的策士中，不少人是在地下讀書活動時開始了其知識和文化的準備。對此，坊間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回憶和評論。

不過，從1968年上山下鄉開始至1977年恢復高考，地下讀書活動延續十年之久。其間，“老三屆”中學畢業生，“老五屆”’大學畢業生，加上六九到七七屆初中和高中畢業生約有1623萬人之眾。可以猜想，精英之外，必有許多普通的青少年也曾閱讀過禁書；理想主義之外，青春期反叛的衝動，社會群體身份的認同，現實的利益的吸引都可能成為地下讀書的驅力。如果將參與地下讀書的許多個體和群體的經歷積累起來，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中反覆出現的一種現象：即使在嚴峻的控制下，異端知識依然可能獲得傳播。為此，我寫下自己的記憶，一個普通人和一群普通人獲得書籍，閱讀書籍，傳播書籍的故事。

一
文革開始的1966年夏天我已滿九歲，在住宿制的西安長安路小學上三年級。這所學校前身是為幹部子弟設立的延安育才小學。1949年後，育才小學的主體遷到北京，一部分遷到在西安。北京部分沿用育才小學的名字，西安部分稱西安第一保育小學，後改稱長安路小學。學生多是黨、政、軍幹部的子弟，也有少量的文教衛生界人士的子弟。我屬於後一類。西安還有其他類似的幹部子弟學校，如第二保育小學，西安小學、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第二附屬中學、西安中學等。到1966年下半年，學校被解散。學生轉去自己家周圍的學校就學。我去的是文藝路小學，後升入第七十一中學(現稱西安育英中學)。

大約從小學高年級開始，覺得街上能買到的書沒意思，我有了讀書特別是讀禁書的願望。能找到的是家裡和大院其他小朋友家中的書，印象深刻的有《中國民間故事》，偵探小說《形形色色的案件》，儒勒-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還有一本破舊不堪的《斯巴達克斯》。1969年底，在政府的號令下，我隨母親“戰備疏散”到渭北合陽縣的鵝毛生產大隊。父親也在那裡，關在“牛棚”里管制勞動。1970年，我在合陽縣中上一年級。那裡還有百十號第二機械工業部五七幹校的子弟，絕大多數來自北京。合陽中學是住校制，一間宿舍里住二十多人，夜裡冷得出奇，電燈也沒有，大家就睡在床上輪流講故事。北京來的一個綽號“老博士”的北京同學讀書多，講得最出色，講述中還插背些“夕陽無限好”之類的古代詩詞，讓我無限景仰，直到有一天我吃驚地發現，他竟頻繁盜竊同學們的東西。我在合陽中學僅呆了一個學期。因為不遵守紀律，我被叫去站台子接受批判。母親怕我得到處分，連“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資格也沒有了，慌忙把我轉回西安第七十一中學。從此我開始了獨立的生活，那時我已近14歲，

去合陽前我在七十一中學就有了兩個要好的朋友，韓特（現從事演藝工作）和王蘇川（現為自由職業者）。韓和我住在同一大院，每天喊我一起上學。王比我大一年級，曾是西藏自治區西安保育小學的學生。在初一的時候，王就有過在圖書館偷書進警備區“號子”（拘留所）的經歷。從合陽回到西安後，韓特告訴我，他和王又去偷過書和報紙。書拿來讀，報紙則賣給廢品收購站，換錢買零食吃。

後來的幾年，我和王蘇川，以及吳樂群、王晶、劉傑、高建民、夏墅、阮雪柏、楊天城和齊文光等幾個同校生來往很多。其中高和阮是曾是第一保育小學學生，夏則和王一樣，是西藏保育小學學生，劉傑則是我在學校籃球代表隊的搭檔。王蘇川聰明幽默，待人溫和卻仗義，是一個核心人物。他自己擁有一間住房，是大家常去聊天、抽煙的地方。在這個團伙里，偷書、讀書只是交往中的一部分內容。我們中某人和其他同學發生衝突，大家會提前在學校門口埋伏，截擊對方。也有過在夜間出動，打碎別人家的玻璃窗的情形。73年，王等人中學畢業，下鄉作了知青，但我們仍保持聯繫。除了分享書籍之外，到王下鄉的村莊去玩，我們也會一起去偷竊生產隊的雞燒來吃。

從1970年到1974年間，這伙學生已經偷竊過許多間大學和機構的圖書館，記得有西安公路學院（現屬長安大學），西安冶金建築學院（現稱建築科技大學），西安礦業學院（現屬長安大學），西安醫學院（現稱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西安美術學院、國家測繪總局第一分局，陝西省衛生學校，陝西省電影發行學校，西北工業大學和陝西公安幹部學校等。偷盜和閱讀的書籍多限於文學名著，以俄國、蘇聯和歐洲小說為主。我在那一時期讀過《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罪與罰》，《卡拉瑪佐夫兄弟》、《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俊友》、《娜娜》、《九三年》、《悲慘世界》、《笑面人》，《紅與黑》、《嘉爾曼》、《唐璜》、《普希金抒情詩歌選》、《金薔薇》等等。當然，還有一本被翻得稀爛的《外國名歌二百首》。讀了這些書，平時少不了議論，故記憶深刻，以至後來在大學念西方文學史時，我不必再專門去讀那些古典名著。

在七十一中的這伙少年中，偷書、讀書固然有追求知識的一面，但這種追求更多由青春期反叛願望所推動，偷書、讀書、打架、偷雞摸狗是混合一氣的行為，讀書的範圍也大體分布在文學、娛樂等類別。青春期反叛的基本行為特徵是對社會規範的挑戰，偷盜自然是一類強烈的反叛行為。但同時，書籍在傳統價值觀念中有特殊的正面價值。對參與者來說，在禁書的時代偷書和讀禁書，可能在保留了強烈反叛意義的同時又不至帶來過度的道德自責，因此成為一類令人興奮卻又不必付出過多心理代價的反叛形式。

閱讀使我獲得了比同齡人更多的雜七雜八的知識，在學校里得到老師的喜愛，同學的羨慕。由於林彪事件發生，1972年上初三的時候學校出現了所謂“復辟回潮”。課堂紀律好了些，考試多了，外語、數學競賽也恢復了。西安市還要求各中學徵文，選拔優秀作文結集出版。我和王蘇川寫了一篇小說拿去應徵，並被選中，我們滿心歡喜地等待着出版。誰想張鐵生事件後，出版停了下來，各類考試、競賽也相繼取消。好笑的是，不久後的1973年初，在批判“教育復辟回潮”的運動中，《西安日報》用了一版的篇幅來發表我們的小說，並加了篇意氣飛揚的編者按，把那篇小說誇獎為文革教育的成果，用它來反駁認為文革降低了教學質量的言論。小說為我們帶來了十幾元稿費。王和我約請了幾個朋友，到當時西安唯一提供西餐的五一飯店去大吃了一通。

發表小說帶來的好處不止一頓西餐。學校還選派我去參加市里舉辦的講故事比賽，用那篇小說做故事素材，得了中學生一等獎。碑林區廣播站為我錄了音，通過街道上的喇叭播放。那時，我的班主任秦申永老師帶五個班級的語文課。他慷慨地要我負責批改其中兩個班級的作文，讓我的虛榮心獲得很大滿足，並開始意識到有知識是件不錯的事。以前，課餘時間大多是閒逛或泡在籃球場上。這以後，用來讀書的時間越來越多。由於畢業後的前景是下鄉，班級里很少有人認真讀書。我認真一些，老師就很賞識。雖然由於父親的問題遲遲不能入團，但我同時任語文、化學、數學和外語的四門課代表。於是，我的自我感覺越來越好。記得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出版後，王蘇川和我都覺得郭老先生對杜甫的批判難服人心，竟心高氣盛地想寫篇反駁文章。寫來寫去，自識學力不逮，只好作罷。今天看來，雖說文革中流行的說法是“讀書無用”、“知識越多越反動”，無論學習好壞，讀書多寡，最終出路仍是上山下鄉，但在實際生活中，學習好，讀書多的青少年在學校中會獲得老師的欣賞，同學的尊重，社會環境仍然提供着讀書的心理動機。

1973年秋，王蘇川那一級的朋友們畢業下鄉，我和王晶（現為自由職業者）、齊文光（曾任某市外貿局長，現從事民營商業工作）等人則繼續上學直到次年夏天。其間，我偶爾還聽說過一些偷書的故事。一次遇到王，他驕傲地把有一道道紫痕的肩膀給我看，說是用麻袋扛書時候壓出來的。

二
1974年夏我已滿17歲。高中畢業後倖免於下鄉，一邊等分配，一邊在陝西博物館作臨時解說員。當解說員的時候，我們一夥中的有剛畢業的高中生，也有病退回城的知識青年，加上正式招到博物館工作的二、三十歲的北京知識青年和西安的老大學生，背景五花八門。負責管理我們的是北京知青吳永祺（現任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館長）。吳樂觀、幽默，做事爽快並能言善辯，在他的麾下大家都挺愉快。和我常來往的還有一個老五屆大學生叫王世平（現任陝西博物館研究員）。他好談古論今，總是口若懸河，還能隨口報出一連串真假難辯的數據來支持一些顯然荒謬的觀點，讓人嘆為觀止。王的另一絕活是用兩隻手同時寫字，畫簡單的圖案，大家笑稱是“淫技奇巧”。世平看書很多，且能過目成誦。我讀書後常會詢問他的看法，時有收穫。

應該提到的還有一個叫王學三臨時講解員，綽號“紅棉襖”。他瘦且高，說話、衣着打扮都屬於街頭生猛一族。有趣的是，他身邊總帶着詩集，最常見的是一本破舊不堪的《裴多菲詩選》，且常念念有詞地背誦着：“希望是個娼妓，對誰她都擁抱”。開始我們並沒有多少來往。一日，我和一幫有意搗亂的遊客衝突，一時間劍拔弩張。學三一邊大呼“我是菜市紅棉襖”，一邊連蹦帶跳地扑打對方。那些原本氣勢洶洶的遊客雖不知“紅棉襖”是何方神聖，但懾於學三的威猛，落荒逃去。架沒有打起來，學三和我從此成了好朋友。

學三家住炭市街後一個叫“菜市東坑”地方。雖然離市中心的新城廣場不遠，那裡確像個貧民窟。房屋低矮破爛，居民大多是河南移民，或沒有正式工作，或幹些收入很低的體力活。有一次，我看到警察在那裡捕到一個小伙子。其家人紛紛追趕出來大聲叫罵。包括一位老奶奶在內的幾位女性家庭成員竟敢衝上去和警察撕扯。居民們或站在狹窄的街口表情興奮地觀看，或繼續在屋檐下做飯，聊天，熟視無睹。這種和執法機關公開的對抗，這種對警民衝突的漠然是我從未經歷過的，直覺得不可思議。後來學三告訴我，東坑每一戶都有人被抓過。無法查證此話是否誇張，但居民們的表現似乎說明他們對捉捕已習以為常。

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學三卻雅好讀書。他從我處借閱過一些書，主要是文學書。偶爾，他還會朗讀自己寫的詩給我聽。我還發現，學三在東坑青少年中頗有威望。這自然和學三打起架來衝鋒在前有關，也和他總是滔滔不絕，背書吟詩有關。東坑一夥中有個長得虎頭虎腦，好勇鬥狠的殷姓少年和學三關係最“鐵”。雖然不時調侃“紅棉襖”是個“大噴壺”（河南市井俚語，“能吹善侃”的意思），殷對學三學識的佩服顯而易見。後來，大學恢復招生，學三也參加了高考，但兩試不遂。在八十年代中期，聽說他離開原交運公司的工作去做小生意。那位殷姓朋友則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因什麼案子獲罪，被判了重刑。

在博物館期間，我的主要書籍來源是高小凌（現供職民營企業）。高的祖父是抗日將領，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二軍軍長高雙成。抗戰時病歿榆林後，靈柩返鄉（蒲城）路經延安，毛澤東等人曾親自路祭。高的父親是省里的一個副局長。他本人曾是第二保育小學的學生，保育小學解散後也升到了七十一中。我從合陽鄉下回到西安的1970年，他已初中畢業，被發派到秦嶺山中去建設“三線”的襄渝鐵路，三年後才到西安柴油機廠做工。高家在機械局的“局長樓”。那裡還住着其他一些局長子弟，如王修田、高建民、張效林、李曉黎、賈二強（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賈三強（現任西北大學教授）兄弟等。其中有第一保育小學的學生，我因此認識了高小凌。小凌為人質樸慷慨，常借書給我。讀他的書時我會十分小心，還書的時候會用牛皮紙細心包好書皮，以示好借好還。我從高那裡借書長達三年之久。除了讀書之外，“局長樓”的諸位，加上國家測繪局第一分局子弟郝俊傑（現供職陝西省稅務局）和我也曾扒蹭火車去過華山、騎自行車去過南五台，算是一夥玩伴。

小凌處借到的書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古典文學名著，包括不少雨果的小說、全套的傅雷譯巴爾扎克等；另一類是所謂“內部書”。文化革命後期，不少城市都有“內部書店”。十三級以上的高級幹部有在書店買書的特權。小凌的父母有這種權利，且十分支持孩子讀書。他因此買了不少。這些“內部書”中，一類是文革前出版的所謂“灰皮書”、“黃皮書”，如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熱拉斯的《新階級》，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等。據說，最初是毛澤東為了給幹部們作“反面教材”而翻譯的。第二類書是文化革命中翻譯的外文書籍，如《光榮與夢想》，《第三帝國的興亡》，還有許多當代的文學作品，如蘇聯的《你到底要什麼》，《多雪的冬天》，《人世間》、《絕對辨音力》、《艾特瑪托夫短篇小說選》、美國的《愛情的故事》、《樂觀者的女兒》。從小凌那裡獲得的當代書籍中，有三本書印象深刻。一本是考茨基的，好像叫《我為什麼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它讓我知道那位在中國臭名昭著的社會民主黨人有許多了不起的見解；第二本是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它顛覆了我對蘇式社會主義的信念；另一本是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它讓我領悟到某種超越階級和時代的善，一種無力但不屈服的善。

“內部書”的另一個來源是一位叫龍海東（現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從事展覽設計）的朋友。他的父母是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培養的黨內文化人。其父任西安話劇院的院長，是我父母的同事；其母是省婦女聯合會的主任。海東比我大四、五歲，我上中學的時候他已經下了鄉，做過工，後來被推薦到西北大學歷史系讀書。他本人，弟弟和妹妹都是第一保育小學的學生。由於年紀差別，在中小學時我們並無來往。我在博物館做講解員時，恰好他們班級來參觀。我們攀談起來，從此成為好朋友。

周末，海東常會在其父的辦公室里讀書。那是個蘇聯式樣的灰色辦公樓。辦公桌上放着一盞沉重的帶綠色燈罩的銅製檯燈。大概是從某蘇聯電影中獲得的印象，我稱它為捷爾仁斯基（蘇聯秘密警察組織“契卡”頭目）的檯燈。逢周六傍晚，打完籃球，我會站在球場上仰頭一望。如果辦公樓窗口那盞檯燈亮了起來，我就過去閒聊。聊的內容通常是國際、國內政治，新搞到的書和對書的評價。我還會留意海東在讀什麼書，然後自己也找來去讀。我也開始學他作讀書筆記，但總是不能堅持下去。記得那時讀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基辛格的《選擇的必要》、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斯諾的《西行漫記》、普列漢諾夫的《論藝術：沒有地址的信》、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三島由紀夫的《豐饒之海》系列，以及《赫魯曉夫回憶錄》、《朱可夫回憶錄》等。《怎麼辦》是一個被反覆討論的小說。大約是覺得“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的宣傳過於虛偽，大家都對小說中宣揚的“合理的個人主義”很感興趣，也對俄國民粹派的犧牲精神心懷崇敬。我在家中發現了一幅列維坦名作《弗拉基米爾大道》的明信片，畫中描繪俄國十九世紀革命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一條必經之路。我把明信片壓在玻璃版下，喜歡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對普列漢諾夫用人類學資料來討論藝術起源，藝術從功利向非功利演變的《論藝術》印象深刻，十多年後去美國念書，還按捺不住在一次研討課上介紹了一番普氏學說，不思老師同學都還喜歡。此外，當時也讀過《金字塔報》主編海卡爾的《開羅文件》。作者記錄了他和許多世界領袖的交往，其中一章談切-格瓦拉，特別描述了切在古巴建立起社會主義後的困惑，對新制度必然滋生特權階層的無奈。海氏的記述讓我迅速成為格瓦拉多年的崇拜者。但同時，我開始覺得，以為公有制度和計劃經濟就能夠建立起平等社會可能是一個神話。我也得到一種印象，相信格瓦拉去玻利維亞是在選擇死亡，這種選擇透露出那位革命偶像在理想破滅後的絕望。

從海東那裡還能借到上海出版的《摘譯》叢刊，有外國文學版、外國哲學社會科學版和自然科學版。文學版中的外國電影劇本是我的最愛。從自然科學版中第一次知道了“熱力學第二定律”、“宇宙大爆炸理論”，基因改造和綠色革命。我最關注的是哲學社會科學版。那時，法國左派共產黨人貝特蘭和美國共產黨主席保羅-斯威齊正在公開討論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海東，王修田（第一保育小學和師大一附中畢業生，也是高小凌在“局長樓”的鄰居，現從事民營商業）、才女王琰（西安中學畢業生，時在由西安美院和音院合併的陝西藝術學院讀音樂教育，現在政府機構工作）、任大援(北京知青，時為西北大學學生，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和我曾多次很認真地討論、評價過雙方的觀點。整體上，我和七十一中的夥伴一起讀的大多是文學作品，而和海東交往後，開始閱讀哲學、歷史和政治方面的著作。

龍海東不但是一個讀書論書的夥伴，通過他，我還有了機會見到一些比我年長，有更多閱歷並十分有趣的人。海東的朋友多是 “老三屆”，大體上是原師大一附中、二附中或西安中學的學生，或他在西北大學的同學，幾乎都有下鄉，做工或當兵的經歷。記得一次他給我看了一本手抄古體詞集，說是師大一附中女生高洺所作。翻開一閱，妙語連連。讀到“脂粉隊裡，我是女登徒”時讓我覺得石破天驚。請海東約過幾次，高總是有這事那事。見到她時已是幾年之後，在王蘇川家中聽她講對現代詩的看法。那天她告訴我說她早不再寫古體詩了，直令我遺憾不已。在海東學校的宿舍里還見到過王歧山（現任北京市長）、張庭皓（現任國家文物保護研究所所長）、任大援、張紅路（現任西北大學教授）和交通大學學生張守明。王歧山原本是在陝西博物館工作的北京知識青年，後來入西北大學，再後來去了社會科學院和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認識王時，已經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際親和力和政治興趣。西安有兩個有名的中學生領袖，都是西北大學的子弟。 由於文革中政見互異，兩人不相往來，但卻都視王歧山為要好的朋友。據說，王曾做東將兩人約在一起，希望能化干戈為玉帛，不幸未能如願。在當時西安對政治感興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成了一個中心人物，也是敏感社會新聞的重要來源。和王認識後，我們的交往持續到1987年我赴美讀書。八十年代在北京讀研和工作的五年中，王在復興門的住所是我每月必去的地方。1986年，經王歧山介紹，我同金觀濤和前不久自棄於世的賈新民分別見面，結果是賈新民作了我的責任編輯，出版了謝長（現移居美國馬里蘭州，從事IT工作）和我為《走向未來》寫的一本小書。張庭皓則是溫文的學者型青年。他在西北大學時學習考古，並讀了碩士。後來，張放棄了去早稻田大學讀博士的機會，在陝西省文物管理部門工作，最後做到省文物局長。我在美國做事的時候，賴他和吳永祺的支持，得以先後協助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報道了剛發現不久的陽陵漢俑，秦俑坑第二期發掘，協助伯明翰和巴爾地摩藝術博物館展出了秦兵馬俑。

中學畢業後與我來往的這夥人中，特別是和海東有關的朋友中，不少有着追求知識的明確價值觀，讀書的動機已不能簡單地用青春期騷動來解釋。雖然他們不排斥偷書，但未聞有偷書行為。這些人年齡較長，閱歷較多，在大學讀書或在文化機構工作，職業環境也可能是讀書動機的重要來源。這些人讀書興趣主要在思想類，政治類而非專業類、工具類書籍，表現出老三屆多擁有的社會責任感。

1975年5月，我離開陝西博物館的臨時工作去了西安縫紉機零件一廠。分配在拔料車間作學徒，做搬運、酸洗一類工作。開始時我很高興，滿腦子裡想象着柯切托夫在《茹爾賓一家》裡描寫的工人階級的火熱生活，但這種幼稚的幻想很快就破碎了。當時，在領導全國人民批判了孔子之後，毛澤東主席又發動了批判《水滸》的群眾運動。每個工廠都有“理論隊伍”，每周脫產幾天集中批判《水滸》，討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類複雜的問題。因為我平時讀些理論著作，也因為受李一哲的大字報的激勵，能把《霧月十八日》中的大段章節背得爛熟，在一次發言後，廠里的慈姓書記對我十分欣賞。他調我到衝壓車間，許諾幾月後讓我負責熱擠壓小組，做車間副主任，竟管當時我還不滿十九歲，進廠剛剛半年。很快我了解到，書記正在和廠長鬥法，熱擠壓小組是廠長的地盤，書記想派我去“摻沙子”。當時，我已經立下擺脫工廠上大學的目標，而上學需要廠里推薦，若書記和廠長中有一人反對，我就無法遂願。困擾中，一位呂姓護士朋友教我一種升高血壓的方法。我試了幾次，屢試不爽。血壓高了，自然無法去熱擠壓組做事，於是免掉了車間副主任之災。與此同時，我參加青年突擊隊，共產主義義務勞動一類的活動，經常加班加點地幹活，被評上了輕工業局先進青年。而我的目的則只是為了能上大學。

和我有書籍交往的朋友中，在工廠參加“理論隊伍”，受到領導注意的並非我一人。高小凌、王修田、賈氏兄弟和郝俊傑都在單位中扮演着類似的角色，該是和這些人平日讀書多，有知識積累，表達能力較強有關。即便在那個時代，讀書還是能帶來一些實際利益的。不少朋友都因讀書多而獲得更多的機會，比如，從工人或農民提拔到宣傳部門，政工部門，乃至被推薦上大學。此外，在更為在深層社會價值觀念中，知識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尊重。擁有較多知識者會在人際交往中獲得某種民間社會的地位，連菜市東坑那樣的社區也難例外。

三
1976是個戲劇化的年份，其中最為戲劇化的事件該是清明節以紀念周恩來為名的全國性抗議活動、毛澤東逝世和捕捉“四人幫”。清明節的那天，下了夜班，我趕到市中心的鐘樓看花圈，閱讀悼念周的詩歌，然後又去新城廣場。在廣場上我遇到王歧山、張庭皓和在某雜誌社做編輯的劉斌（現供職中央宣傳部）。劉帶着照相機到處拍照。下午，郝俊傑、高小凌、賈二強、賈三強等人一律黑紗、白花地來找我，二強還攜帶着他的海鷗牌像機。我和他們再次跑到萬頭攢動的新城廣場，抄寫了許多詩歌。當天或是第二天，我又和龍海東，王修田等見面，聽修田慷慨陳辭地分析了一通政治局勢，激烈地批評毛澤東的政策，憤慨於鄧小平再度下台。那時，說到敏感政治問題，我們之間已毫無顧忌。那天晚上我去上中班。開工不久就被要求停下工作收聽“重要新聞”。不一會兒，喇叭里響起播音員義正辭嚴，鏗鏘有力的聲音：“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本報工農兵評論員”。三十年後，我還能清楚記得播音員那種天降大任的腔調，據說遠可上溯《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令》，近也承接《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直到《話說長江》出現才有了變化。不過，西安小學生那次歡迎“連爺爺”的著名朗誦，讓人感到這種腔調雖已“如縷”，其“少兒版”卻也能“不絕”。

次日，我正在吃早飯，王蘇川來了。見他耳朵上包着紗布，我知道準是出了什麼事。他告訴我，前一天下中班他路過鐘樓，看到一個叫常本寬的知名造反派率領一伙人正趁夜張貼大標語，說要“揪出西安清明節反革命事件的幕後策劃者”。王擠過去辯論，周圍的群眾和常等人扭打起來。常等人沿東大街跑去公安碑林分局門口，要求警察干預。王經過那裡被截個正着，只好以一當十地和對方撕打，因力量懸殊，不幸掛彩。激戰了一會兒，警察出來將雙方一併拿下，訓斥、登記、通知工作單位領人。北京鎮壓的消息傳來，王自知大禍難逃，於是跑來交給我一包“罪證”，一些抄來的詩、他自己的詩和照片。分手時，王送我一首他剛完成的詩。我還能記得其中的幾句：“九天寒凝，不怕；沉雷加頂，不怕。須知野火雖烈，芳草年年發。”第二天，王的弟弟告訴我他哥“進去了”。王的同事，西安化工廠的車間團幹部郭志勇（現任陝西延安煉油廠紀監委書記）也在當夜趕來我家，轉移來另一些王的“罪證”。當時志勇和我並不相識，他也沒告訴我自己姓甚名誰，只說是王的同事，挺像是黨的地下工作者。我把王的東西包裹起來，趁夜藏在桑姓鄰居家煙囪的管道里。不想沒多久，王被釋放了。能如此幸運，據說是因為陝西的領導們痛恨總是鬧事的常本寬一夥。不願意讓那伙人借清明事件撈到政治資本，因此大事化小。但事後，一個會算命的高人幫着查看了蘇川的頭型，判定他腦後有反骨，還殘酷地預言他仍會有“刑傷之禍”，並不幸言中。

高小凌的女友蔡蓓是王歧山的表妹，較早從王那裡得到四人幫被抓的消息。當時中央文件尚未傳達。小凌迅速找到王蘇川、賈氏兄弟、張效林、郝俊傑、李曉黎、高建民、齊文光、賈永平和我，到一間叫“代代紅”的飯館飲酒至酣。一伙人接着移師到李曉黎在西一路的住所，由時任八十六中學團委書記的賈二強回其辦公室取來紙筆，寫了幾條標語，在鐘樓東北角貼出。據賈三強回憶，標語上寫着“人心大快，眾志成城，省委應致電中央，表達延安兒女的共同心聲”。這該是西安市貼出的第一幅有關四人幫倒台的標語，立刻引得大量行人駐足圍觀。李曉黎乘着酒性，站在梯子上，先喊了幾句革命口號，接着大呼“打倒江青”，圍觀人群中附和者眾。一通狂呼亂喊後，我們意猶未盡，又去不遠的省棉花公司門口，貼出一條內容激烈些的標語：“利劍出鞘斬長鯨，揚眉笑迎春意濃”，利用被《人民日報》點名的反詩“揚眉劍出鞘”，表示對清明事件處理的不平。

過了不久，大概是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我聽說鍾摟旁出現了為清明事件平反的大字報，連忙趕去。那裡約有百來人在圍觀。大字報貼在郵政大摟東側牆上，是一首五、六頁紙的長詩，不指明地歌頌清明節抗議活動。我離開人群，戴上手套，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用左手（我不是左撇子）寫下：“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 《國殤》”；“他們盡了責任，我們還要抖擻 – 殷夫”。接着我在路南的鐘樓食品店買了塊麵包，咬下一片嚼了一嚼當了漿糊，把那頁紙貼在大字報旁。跑開去逛了一個小時，我轉頭回來，看到又有兩三條詩歌、警句之類的文字被寫在大字報上，很是開心。晚上，王晶到我家來，我告訴他我在鐘樓所為。他也告訴我另外幾條是他和張世和（現從事影視製作）寫上去的。張也是前第一保育小學學生，喜歡讀書、繪畫，也喜歡倒騰半導體收音機一類的東西。他的住處離我家不遠，和我打過些書籍交道。次日，王晶又來告訴我一個令人十分不爽的消息：那長詩本是王琰寫的。龍海東聯繫王學三，王率領一夥東坑少年趁夜色張貼出去。我真是很失落。原本以為是“百萬工農齊奮起”, 很快要“不周山下紅旗亂”，不幸，確如報紙上常說的，是“一小撮壞人”在“煽動群眾”。

回想起來，在動盪不安的1976年，我周圍的朋友對那場戲劇化的社會變動表現出一致的政治態度和行為。或許，是讀書活動帶來的異端思想激發了這種態度；抑或，是這種態度與參與地下讀書行為互為因果，一時不好分辨。無需分辨的是，這些人都是那場社會變動的積極擁護者，甚至，還試圖成為變動過程激烈的推動者。

四
1976年秋天，文化革命終於結束。次年末，大學開始恢復招生，書籍開放的範圍慢慢擴大，地下讀書活動漸入尾聲。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尾聲顯得有些驚心動魄。

和海東、小凌等朋友來往的幾年裡，我的合法的書籍來源擴大了，偷書的重要性隨之降低，但原七十一中學一夥學生的偷書依然處於正在進行時。早已從鄉下回到西安，在一家紡織廠做工的劉傑放言要光顧許多圖書館，建立一個巨大的私人收藏。劉的雄心獲得了不少低年級同學的崇拜，其中包括和他住在一個大院，時在八十六中學念高中的米延斌。大概在1976年末，小米帶動他的一幫同學開始行動，且愈演愈烈，終在1977年春惹出了大麻煩。

大概是四、五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和王晶在我家閒坐，劉傑帶着七十一中一個史姓低年級學生來到我家，告訴我小米等人偷書被抓的消息。據說，八十六中學四、五個學生去離西安市區約40多華里外的西安美術學院，偷得不少書，滿滿裝了一平板車。在連夜趕回市區的路上，看地的農村民兵將他們擒獲。之後的幾天內，八十六中學被捕學生迅速增加到七、八人，更多的人遭到公安傳訊。被捕者中不乏學生幹部和學習尖子一類“乖小孩”，令學校詫異，家長恐慌。

預感到自己會入獄，劉傑要求我保存幾旅行包書，情也切切地告訴我“這可是我後半生的精神寄託。” 面對如此深切的請求我卻心存猶豫。我猜想，劉被捉後會很快供我出來，接着公安就一定會找我麻煩。但我同時也明白，我無法拒絕劉的要求。在中學的時候劉幾次為我大打出手，拒絕他意味着不義氣，不義氣會讓我名譽掃地。結果，我答應下來，和王晶一起在離劉家不遠的一個小花園邊等候，劉則回家取書。等了很久，黑暗中看到一個低年級姓於的同學跑來，說“雷子”（便衣警察）已經設下埋伏，包圍了劉家，劉派他前來報信。又過了一會兒，劉出現了，十分緊張的樣子。大家坐了一兩個小時，劉決定去自首，但說先要回家去取些香煙。我勸他若要自首就不必回家，免得被“雷子”捉了。身上有四塊多錢，我給了他三塊四，當時這是買一條三門峽牌香煙的價錢。約在午夜時分，我們幾個人相擁告別，挺悲壯的樣子。次日，中學同班“死黨”齊文光來到我家，說劉在凌晨時分帶警察搜查了他的住處，取走了劉放下的幾袋“贓書”或“精神寄託”。睡眼迷離的文光狡辯了兩句，挨過幾警棍就不敢再吱聲了。

劉被捕後，風聲鶴悷。王蘇川把一些書轉移出去後，便在上班時被警察捉去。後幾日，我和王晶、齊文光等整天湊在一起，交換着某某、某某相繼落網的消息。我雖未偷書，但手裡有一些偷來的書。對於沒有參與偷書但“贓書”在手的人，警察會去你的工作單位，通過“政工組”或“武裝部”一類的機構傳訊你，收繳“贓書”並通知單位你的行為。王修田幾個朋友都有了如此經歷。如果公安去我的工廠如法炮製，我為推薦上大學所做的努力將功虧一簣，真是讓我很煩。一天上班前，我把手中五、六本“贓書”放在桌上，並給父母留了個字條，說不少同學已因偷書被抓。如果我被抓或警察來家裡搜查，可讓警察拿走這些書。母親見字條後立刻趕到工廠，把我拎到廠外僻靜處，不斷追問我是否參與偷書。無論我如何賭咒發誓說沒有，她總是將信將疑。

警察果然去了我家。不過碰巧，負責的警官土改時和我母親在一個工作隊相識。在案件中發現了我的名字後，他決定去我家而不去工廠，而且不穿警服，不開警車。這位警官告訴我母親，她的兒子雖沒有偷書但的確拿了些“贓書”。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來追繳一本叫作《十日談》的黃色小說。警察們取走所有的“贓書”，包括《十日談》。那位善良警官還透露，偷書事件所以鬧得如此沸沸湯湯，先後捕捉、傳訊了二、三十人，因為八十六中一夥在陝西電影學校偷走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的一批娛樂雜誌，其中有影星藍萍的報道。當時“四人幫”被抓不久，偷書案件因此被從政治高度來理解。警方推測，偷書人可能是四人幫的餘黨，作案目的是銷毀江青歷史醜聞的罪證。當警方發現作案者都是些“小屁孩兒”時，大有啼笑皆非之感。據當年的“小屁孩兒”之一屠堅（現從事影視製作）回憶說，關了半個月左右他們便被釋放。這七、八個孩子中有五個在文革後第一次高考中進入大學。王蘇川被關了三、四個月，劉傑卻被關了一年。

77年底，全國各考場迎接了大學恢復招生後的第一屆考生。12月10號，我在師大二附中考場完成了最後一門考試。那天，我正好滿二十一歲。這之後，書籍開放的範圍不斷擴大，禁忌越來越少，直到今天，書已多不勝讀。也在這之後，青少年讀書活動被漸漸納入了以考試為中心的教育體制之中，對自由追求知識的社會控制緩慢卻堅定地從政治高壓轉變為以功利主義為特徵的制度化操縱。The rest is history。

五

我間接地知道西安還有若干其他地下讀書群體，如一些高等院校的子弟，蘆葦（時任西安電影製片廠美工，後成為電影劇本作者，有《霸王別姬》、《活着》等作品）為首的居住、活動在大雁塔到小寨一線的一夥青少年，和一些被稱為“西安老戶”（1949年以前在西安有些社會地位的家族）的子弟。各群體成員的背景不同，書籍來源、讀書的側重也有些不同。例如，我知道一些大專院校子弟會更側重於工具性知識、英語和西方音樂知識，而非哲學、政治之類書籍。通過朋友介紹，我還曾與一位時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讀書者交談過數小時。據當時約有三十歲的他說，他們一群朋友讀過大量民間和歷史書籍，並在一起持之以恆地演練太極拳。那晚，他熟練地用《易經》，《推背圖》和一些聞所未聞的古代傳說向我解釋共產主義運動、文化革命，林彪事件和中國領導人的行為。其知識來源和解釋方法讓當時的我好奇不已，但多少也有些不屑。今天去猜想，這些人或許已開始為八、九十年代形形色色的氣功、特異功能的興起做好了民間的準備。

就我身在其中的地下讀書群體來說，絕大部分成員都來自中層幹部和知識分子家庭。文革前的幹部子弟學校制度使得他們能彼此結識，1949年後中國的城市功能區劃分方式又使黨、政、軍，文化教育的大院彼此相鄰，便於他們交往，偷竊和傳播書籍，而“內部書店”的存在使得這些青少年可藉助家庭的背景和權力獲得異端的書籍。因此，體制的安排是他們地下讀書活動的重要條件。當然，同樣的體制也規範着地下讀書活動。比較我的故事和其他有關回憶時不難發現，各地讀書者閱讀到的主要書籍幾乎一樣，西方古典文學名著、蘇聯文學和有關共產主義思想流派的著作。這些讀物所以存在，或和1949年後我國與前蘇聯結盟有關、或和與“修正主義”分道揚鑣後對“反面教材”的需求有關。思想政治領域的書籍則多局限於不同共產主義流派的爭論，其他成熟的社會學說、經濟理論和哲學著述則少見於地下讀書者的書目之中。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思想的反叛由被反叛了的思想來規定。有趣的是，本源於官方意識形態的革命情懷和破壞力，無論可追溯到俄國民粹主義者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獻身理想的傳奇，成為讀書者反叛激情的重要來源；“解放全人類”的胸懷使他們固執地把個人發展緊緊地與現實政治連接在一起，以至成為文革政治體制的對抗者；體制給予他們家庭的權力成為他們獲得異端思想、建立體制外民間群體的基本資源；為維護體制而出版的書籍成了他們質疑體制的根據。

這樣看來，嚴峻如文革那樣的控制體制也無法消滅異端知識的追求和傳播。果如此，在“失望的灰燼”中，詩人食指才有理由固執地告訴自己：“相信未來”。

閔行景谷東路
草於2006年10月7日，以紀念文革結束三十周年
修改於2006年11月30日

本文刪節版發表在《萬象》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