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剛的個人和家庭經歷其實並沒有為創新理論提供直接或間接的支持

這是我寫的第二個有關方永剛的貼子，第一個的題目是《方永剛教授的敬業精神
還是令人欽佩的》。雖然“主流”媒體對方永剛的宣傳很熱烈，此人在網上並不
走紅。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要撿這個冷話題呢？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讀了
我第一個貼子的跟貼後，我發現網友們從我的貼子裡得出的結論是不一致的，甚
至是相反的，很顯然我沒能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第二個原因是想繼續把我學
習他的事跡後的感想寫完，畢竟，我還是花了一些時間讀了有關他的文章，不說
清楚，等於是浪費了自己的時間。我希望我這個貼子不會讓讀它的人誤解。

方教授在面對面的訪談中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經歷兩個階段，一個是改革開放
之前，那是童年、少年時代，一個是改革開放之後，那要思考問題，為什麼就不
一樣，那時候挨餓，現在就越來越富，以至於人們現在都不知道咋吃咋玩兒了。
為什麼？問題出在哪兒呢？理論。”這段話說得又直率又模糊。直率的是，改革
開放就是好。模糊的是，改革開放前誰挨餓，哪幾年挨餓；改革後又是誰“越來
越富”，誰又“都不知咋吃咋玩好了”並沒有說明白。為什麼我要鑽這個牛角尖
呢？因為他的這番話會產生很大的歧意。假如改革前大多數的人都挨餓，而改革
後這些人都越來越富，富得“都不知道咋吃咋玩了”，思考起來自然會得出一種
結論。但是，如果改革前只有很少的人挨餓，而改革後也只有百分之幾的人富得
不知所措，思考起來可能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當然，兩種結論很有可能都會
歸結到一點，理論。只不過，什麼理論更接近真理，人們的認識可能就完全不同
了。

那麼，上面哪種“假如”更接近事實呢？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這樣說並不是為
了湊“理工科思維”的熱鬧，而是因為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需要周密的設計，嚴格的取樣和科學的分析。因為每個人生活的環境不同，
接觸的人不同，個人的觀察就很難有代表性。不能回答需要大樣本才能回答的問
題，我們可以分析小樣本，甚至可以剖析個案。剖析個案雖然很難證實，但卻比
較容易證偽。既然方永剛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說明改革開放就是好，理論創新
很有必要的，我們就來回顧一下他的個人和家庭經歷，看看從這些經歷中，我們
能否直接或間接得出他給我們的結論。

據媒體介紹，方永剛1963年出生於遼西農村的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是家裡七
個孩子的老五。在他的記憶中，童年和少年是在缺吃少穿的貧窮中渡過的。為什
麼貧窮？我認為主客觀的原因都有。客觀原因是他們家鄉自然條件太差了。遼西
那個地方我去過，水土流失很嚴重，十年九旱，靠天吃飯的農民的生活條件可想
而知。主觀原因呢？我相信方家的人都不懶，但不難想象，在這樣一個貧瘠的農
村，養活七個孩子，怎麼能做到豐衣足食？所以，我認為，多子多福的落後觀念
是他童年貧窮的主觀原因。當然，等七個孩子都長大成了勞動力，情況自然就不
同了。這是我這個普通人的直觀解釋，但方永剛本人不這樣認為。他認為，過去
他們家窮，是“理論”上出了問題。什麼理論？我們知道，在他的青少年時代，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是毛澤東思想。具
體在農村，就是集體化的道路。改革以後，理論發展和創新了，農村呢，也分田
單幹了。既然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這樣深刻的變化，他們弟兄又都成了壯勞力
，他的家人是不是越來越富，以至於“都不知道咋吃咋玩了”呢？事實好象並非
如此。我在人民網上看到了一張方永剛提供的，他們一家人1993年在老家屋前的
一個合影。方本人穿的是一件茄克，而他有兩個哥哥穿的好象是軍裝，一個是陸
軍的軍裝，另一個是海軍的。我猜測，這兩身軍裝是他這個做弟弟的送給他們的
。背後的房子呢？不客氣地說，改革十五年後的這間房子比我爺爺在六十年代翻
新的我老家的房子差得遠去了。我的老家就在方永剛宣講創新理論的旅順口區鐵
山鎮的農村，土改時給我爺爺劃的成份是下中農。在我看來，我家和他家房子的
差異和“理論”的關係並不大，造成這個差異的原因是地域和其它自然條件。當
然，不排除他家這間房子也是託了改革開放的福，在這以前他們家可能根本就沒
有房子，或者是全家擠在四面漏風的茅草屋裡。要不是理論創新了，儘管他們都
長大成人，有了一身力氣，他們家現在可能連照片上的房子都沒有。當然，這些
媒體沒有報道，我只是瞎猜。

方家兄弟中，只有他上了大學，還有一個讀了中專。上大學，是不是因為有了改
革開放？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我們都知道，恢復高考是1977年的事。1977年
是“英明領袖”在主事，“三中全會”也還沒召開。他家的成份有點“高”，因
為這，他哥哥不能參軍，這我相信；但要是說沒有“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方
永剛就會因為家庭成份上不了學，我看沒幾個人會相信。方永剛上大學是免費的
，不僅免費，還有生活補助，對此，他對共產黨很“感恩”。只是不知方永剛知
不知道，免費上大學正是理論創新前共產黨的政策。這個政策在鄧小平時代還在
發揮着餘熱，只是在理論進一步創新後，它才作為“計劃經濟”的弊病之一被改
革掉了。1981年，一個來自遼西農村有七個孩子的農民的兒子進了大學，四年後
，他順利畢業被分配到部隊，成了一名創新理論的光榮的宣傳員。二十年後，我
們卻一次又一次地聽到孩子比他們家少的農民家庭，因為兒女考上大學交不起學
費，父母尋了短見。成長在陳舊理論時代的方永剛，順利地念完了大學，積極向
上，對生活充滿了樂觀態度；成長在創新理論時代的馬加爵卻在上了大學以後心
理嚴重變態，殘忍地殺死了自己的同學。這些都是個案，對這些，我不知道方永
剛會怎樣解釋？是理論出了問題還是實踐出了問題？或者是永遠也肅不清的舊理
論的“餘毒”？

方家的生活開始有了改變是在他到大連以後。“1986年，方永剛把中專畢業的方
永強也叫到大連來工作，然後，又幫三哥和四哥在城裡找了份活，挑沙搬磚，一
天能掙8元錢。那時大連少有工程，方永剛就到處問，這裡有沒有活干啊？”如果
說，方永剛能上大學有其必然性的話，他到大連工作卻是偶然的。大連，即使是
在改革開放前，在遼寧省也是比較富裕的地區。我相信，方永剛在復旦的同學並
沒有都到部隊，也不一定都分配到經濟發達地區。假如，方永剛畢業沒有分到部
隊，而是被分到了老家建平縣的一個中學教歷史，他還有條件“把中專畢業的方
永強也叫到大連來工作”嗎？他還有可能到處問“這裡有沒有活干”嗎？再假如
，他到了部隊後沒有被分配到大連，而是被分到了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或其它
艱苦的地方，他還有可能把患病的父母都接到大連治病？還有可能每年初三把全
家聚到一起，總結說“要感謝黨的經濟政策，我們家的人才能出來念書打工，過
上好日子”嗎？到城裡打工的農民太多了，有多少人富得找不着“北”了？我們
聽到更多的不是方永剛對他的兄弟們的總結髮言，而是對“惡意討薪”的責難和
對“跳樓秀”的嘲笑。不知方永剛是否意識到他把特殊矛盾當成了普遍矛盾了？

1995年，方永剛曾四次要求轉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1993年，方永剛的母親
去世，父親又病了，兄弟姐妹家也需要幫助，生活非常困難”。我太能理解當時
方永剛的處境了，因為我的父親就是一位老軍人，我本人也在部隊醫院工作過，
深知九十年代中期部隊幹部的生活水平。直到去年部隊調薪前，象方永剛這樣的
級別，月工資不過兩千多一點。別說給父母治病、資助兄弟姐妹，如果他妻子沒
有收入，一家三口在大連的生活都算不上寬裕。在當今“新三座大山”的壓力下
，且不說經濟發展較慢的遼西農村，就是沿海地區少數真正富起來的農村，有幾
家經得起兩位老人的大病？讀到他要求轉業，我覺得他是個很真實的人，也是個
很正常的人。他留下來，如果是為了部隊建設，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理想，我佩
服他。但是，渡過難關後，他卻說“我經歷兩個階段，一個是改革開放之前，那
是童年、少年時代，一個是改革開放之後，那要思考問題，為什麼就不一樣，那
時候挨餓，現在就越來越富，以至於人們現在都不知道咋吃咋玩兒了”。他的這
番話使我對他的理解和佩服蕩然無存，剩下的感覺只有滑稽。

我在上個貼子裡說，方永剛作為一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教員的敬業
精神是令人欽佩的。在這裡，我要說完下半句，那就是：作為一個據說是有不少
“研究成果”的理論工作者，他卻不那麼合格。我讀過網友們轉貼的他的幾篇文
章，基本上可以說是空洞無物的大話堆砌。從自己人生的某些偶然經歷中總結出
“問題出在哪兒呢？理論”這樣的結論，是非常牽強的。事實上，他個人和他家
庭的經歷，不僅沒有對創新理論“證實”，反而自覺不自覺地“證偽”了。

我這樣說不表明我不贊成發展馬列主義，方永剛個人和家庭經歷的“反證”也不
一定具有普遍意義。毛澤東思想就是發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黨
的理論與時俱進是對的，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但是，我們研究創新
理論、宣傳創新理論要實事求是，要以理服人。“忽悠”，能蒙人一時，不能蒙
一世。不把創新理論建立在堅實的實踐基礎上和群眾基礎上，僅僅靠個人善辯的
“口才”，不僅不能服人，而且會使人們對創新理論產生誤解和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