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至清，江西便有书院1017所，居全国首位. 其中以宋代为最，其书院林立、学规完备，影响深远，是他处所无法相比的。学术界一致公认，书院始建于江西，且发达于江西。
宋代的历史文化名人，更是汇聚于江西，尤其是与客家文化区相接壤的临川。《宋史例传》中，所列入的江西名人，有219位，居全国第一。而宋代江西的进士达5442名，状元达122名（居全国第二），与唐代江西进士65名，状元2名，（居全国第十）相比，可谓呈几何级数上升。
宋神宗元丰三年，即公元1080年，江西在册总户数为136万，其中，被列为“客户”的有50万，占36％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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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宋代的进士5442名,全国第2;明清也是全国第二
从湖南浏阳到炎陵，再从始兴到英德，长达上千里的客家人居住带上的客家人大都是明初自江西迁来的，口音只略有区别。而他们迁入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便是明朝取代元朝之际，陈友谅在南方称帝，惹恼了朱元璋，在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对曾支持过陈友谅的地方，实施了灭绝政策，原住民逃亡一空之后，江西人大量填补进来，于是形成这么一条客家人的居住带。广府人常常不解，南雄珠玑巷是他们的开基地，为何现在几乎不见广府人而只有客家人，其实也就是这一原因。
由此可见，当大批移民填补至湘东粤北的“空白地带”之前，也就是明初之前，即宋元年间，客家民系便早已经形成了，不可能晚至明清之际，至于得名，那又当别论。
确认了这一条，我们再谈历史文化的动因。其实，客家人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认为的，他们只承传了中原农耕文化那种重义气、偏保守的传统，而没有敢于冒险的、开放的海洋文化精神。应该说，他们是二者兼有的。人们一般认为宋代是中国文明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但是，宋代的科学技术仍在处于上升时期，超过了盛唐，像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宋代的经济也相当地繁荣。两宋年间，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重心，可以说是在江西———客家人最早形成的地方。
曾有过一项调查，称自唐至清，江西便有书院1017所，居全国首位。其中以宋代为最，其书院林立、学规完备，影响深远，是他处所无法相比的。学术界一致公认，书院始建于江西，且发达于江西。正是书院，带来了宗族祠堂辟公田为“学田”、辟公禾为“学谷”的传统———这一传统，则由客家人传承下来了，直至今天仍没有变化。
宋代的历史文化名人，更是汇聚于江西，尤其是与客家文化区相接壤的临川。《宋史例传》中，所列入的江西名人，有219位，居全国第一。而宋代江西的进士达5442名，状元达122名（居全国第二），与唐代江西进士65名，状元2名，（居全国第十）相比，可谓呈几何级数上升。
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以安邦治国的巨大智慧，成了政坛上的重臣，勇敢地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纲领，被时人叫作“拗相公”；而欧阳修更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关心人民疾苦闻名，且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有着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及至明代，还有个被视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无疑，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对客家民系民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客家人的“硬颈”精神，多才多艺等等。可以说，正是如此深厚的文化背景，方能催生这么个形而上的民系，脱离了两宋的历史文化动因去谈客家民系的形成，不仅苍白无力，甚至有点似隔靴搔痒。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数字：
宋神宗元丰三年，即公元1080年，江西在册总户数为136万，其中，被列为“客户”的有50万，占36％强。及至宋徽宗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全国户口为2026万，其中江西有201万，占10％，居全国之首。
人文荟萃，名人辈出，与人口大规模南下、汇聚，显然是有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南宋，偏安于一隅，江西更成为南下士族的首选。当然，“客户”并不完全等于客家，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知，客家民系此时已经形成，而且早已处于“自在”的阶段了。没有强大的文化背景，是不足以催生这个蛰伏了相当之久的大迁徙的民系的。
而宋朝的积弱，更大大地激发了汉民族的文化自尊。可以说，文天祥典型地体现了客家人强烈的汉民族的文化自尊。人们也不难发现，元兵南下，清军入关，抵抗得最强烈的都是在南方。以至西方史学家称南宋门银湖之战为东方“滑铁卢之役”，认为中国的进步便是由此逆转的。文天祥在狱中写下的《正气歌》不仅历代壮士可以背诵，直至今天，仍是激励我们奋发的雄文。
毫无疑义，在强大的文化背景下的人文鼎盛，又在极为惨烈的国破人亡的积弱之中，南下早已到达江西的相当一批“客户”，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背负汉民族正宗的族群意识，激发出空前未有的文化自尊！
我以为，这正是客家民系正式形成的最鲜明也最雄辩的标志！
前承传唐宋海洋文化，中有宋代鼎盛于赣的文化背景，而后更有宋末在积弱之际激起的汉民族的文化自尊，这三段历史文化演进，都熔铸在客家民系的身上，因此，作为这个民系，最后形成或定型于唐宋的赣或赣闽之间，应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