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的確不容易－－兼議“國家公敵”與反革命

查建英的確不容易－－既要保持在大陸共產黨控制的媒體不被封殺，又要在美國主流文化里出人頭地。這就需要十分高超的平衡術技巧。《國家的敵人》一文就是這種技巧的實驗品。

除了上面的政治上的騎牆術考量，在語言的把握上，橫跨兩種文化，即使是對於查建英這樣教育背景的人，也是一種考驗。比如，enemy of state在老美讀者看來，形容她哥哥查建國的政治犯身份，十分傳神、貼切。
是完美的表述。（有一部好萊塢大片，題目就是 enemy of state, 老美讀者首先會想到這裡的。美國老百姓普遍警惕政府亂來，比較趨向於認為enemy of state受冤枉，這非常符合查建國在作者的心目中的形象。）

但是，把enemy of state翻譯成漢語的“國家的敵人”，在中文讀者看來，就一頭霧水。（查建國受冤枉的含義沒有了。）漢語裡有過“人民公敵”的用法，但那基本上是用於描述那些共產黨內鬥失勢的高級幹部，查建國顯然不夠這個級別。

我覺得，enemy of state在現代漢語裡比較準確的、對應的概念是“反革命”。
其中的道理，就請大家自己琢磨吧。（在普通讀者眼裡，“反革命”這個概念似乎老舊了，中央領導也不再使用這個毛時代的術語了，但在老百姓眼裡，和在中央領導心裡，大家都非常明白，他查建國這種人，就是毛主席那時大家公認的反革命！）

查建英的《國家的敵人》一文，原文的語文造詣已經爐火純青了，達到了美國文化精英的作文水準。但是，文章的思想性，相比之下存在許多瑕疵。比如，林培瑞的“北極”比喻，似乎不通。不知是否準確轉述了林的原話。

總之，兩邊通吃，查建英的確不容易－－絕大多數學者都想兩邊通吃，查建英在他們中間算是佼佼者了。

查建英:國家公敵：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多舛人生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guojiagongdi.htm

[tr]　　 [td=2,1]“國家公敵”一文引起的話題

作者：華新民

　　查建英的“國家公敵”一文，確實是難得的好文章，只是對這個標題中的“公敵”二字，本人稍有異議。此文發表在“NewYorker”上時的標題是 “Enemy of theState”。英文中的state一詞雖然可譯成國家，但是含有國家機器、政府的意思，而不是國土、國民的含義，因而英文的讀者看了標題知道這是政府的敵人，不會誤解為國民公敵。而中文的“國家”一詞意義較為模糊，尤其加了“公”字，更易被誤解為人民公敵或者叛國分子之類的人。其實看了內容，就知道此文的主人公並非什麼“公敵”。真是“國家公敵”的話，“國家”應當讓全體國民記住他，“全國共討之”嘛，相反，“國家”巴不得人們忘記他們。這哪裡像是 “公敵”？充其量，他只是某個政府、執政黨的“私敵”。

　　記得有一次在鳳凰台電視的“鏘鏘三人行”節目中聽查建英講她的父親是研究宇宙有限無限這類問題的，我就想到那可能是社會科學院研究自然辯證法的哲學家查汝強，因為本人一直關心宇宙學方面的研究，讀過一些他寫的論文和翻譯的科學哲學方面的著作。查建英莫非是查汝強先生的女公子？

　　“國家公敵”這篇文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決定做了一番網絡搜查，不料搜查結果不僅證實了我原先的猜想，而且順藤摸瓜發現了若干關於查建國及其家庭的資料，也許對理解這樣一位“國家的敵人”的成長有所幫助，這裡同諸位分享，算是對“國家公敵”一文的一些註解吧。

　　查建英在文章中始終沒有透露她和建國的父母的姓名。關於他們，她寫得十分簡約：“我父親的第一次婚姻留下兩個兒子，建國是長子。他七歲那年，父親離婚，娶了我的母親。”

　　這裡先說他們的父親——查汝強。以前只知道他是一位馬列主義哲學家，這次網上查到的資料顯示，他其實更是一位革命家。十四歲參加了新四軍，十七歲被派往蘇北某縣任中共縣委書記，皖南事變中被捕，沒有暴露中共黨員的身份，由他的地主家庭保釋出獄，到上海聖約翰中學讀書。而後到清華大學外語系上學，被中共地下黨委任命為當時清華和燕京兩個大學的區委書記，是中共執政前夕北京市學運的領導人之一，那時朱熔基還只是外圍分子。據蕭乾夫人文潔若回憶，在清華外語系“給我印象極深的是，難得看見同班男生查汝強來上課”，可見他的身份——當時那個“國家”的敵人——在同學中已是半公開的秘密。

　　共和國成立後查汝強成為北京市委宣傳部幹部，後來轉到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成為研究自然辯證法方面的重要人物，曾任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室主任等職。作為黨在科學技術哲學領域的領導人物，他為捍衛馬克思主義在這個領域的的領導地位，守護黨的意識形態的正統，領導和參與了對各種“異端”學說的批判。從五十年代對“梁思成的復古主義的建築思想”的批判到八十年代對“宇宙有限論”的批判，他都是重要的領軍人物。他主編過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注的《〈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解說和注釋》一書。也許是外語專業出身的緣故，他也翻譯過若干西方的科學哲學論著，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大概是卡爾·波普爾著《科學發現的邏輯》。查汝強於一九九Ｏ年去世，沒有看到自己的兒子成為自己曾為之奮鬥創建的那個“國家”的敵人，被判刑下獄，倘若他老先生地下有知，不知會有何感想？

　　文章提到了查建國的生母，被建英稱為“鍾阿姨”的，說她從事歌劇研究，也是一名編劇。在文章的後部又說，“鍾阿姨年輕時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一九五七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職務，在牛棚里勞改多年。”根據筆者的網絡搜查，她名為鍾鴻，右派改正後編過很多劇本，獲獎電視劇《曹雪芹》即出自她的手筆，另外還有京劇《黛玉葬花》等，網上還查到她的一本回憶錄《風雨半支蓮》，其中提到她同查汝強的結婚和離婚：“一九五Ｏ年底，十九歲的我……，和查汝強結婚了。誰知八年後，在我處於最困難的時候，查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我這個右派的株連，同我劃清界限而離婚，他也毫不顧及給兩個可愛的小兒子會帶來的痛苦。”原來，查、鍾二人的離婚就是同鐘被打成右派相關的。

　　據同鍾鴻相識多年的作家王蒙說，鍾鴻是因為“在《北京文藝》（即現在的《北京文學》）上，發表了一首小詩，居然引起了批判”，成了把她劃成“右派”的一個理由。這是一首什麼樣的詩呢？它的標題是“冬小麥之歌”，只有四句：“野菊花謝了／我們生長起來了／冰雪封蓋着大地／我們孕育着豐收”。王蒙在他的小說《布禮》中，就用它作為主人公的詩作。這二十六個字，給她帶來了二十多年的淒風苦雨，離婚僅僅是苦難的開始。

　　關於兩人的離婚，據鍾鴻的回憶錄說，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後，“老查冷靜地提問：‘咱們今後怎麼辦？’我知道他想提出什麼？反問道：‘什麼怎麼辦？’老查說：‘你成了右派，讓我怎麼和別人說？怎麼向于光遠說？’于光遠是理論界的一位權威，是老查立身理論界的依靠。我幾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離婚吧！’既然將我看作臭????，我又何必貼着人家呢？”

　　于光遠同查汝強，一個是三十年代的清華地下黨，一個是四十年代的清華地下黨，既是校友，又是上下級關係，但五七年時，更像一對難兄難弟——因為兩人面臨着同樣的問題——于光遠的妻子孫歷生也被打成了右派，婚姻也因此告終。查汝強對自己的妻子說“怎麼向于光遠說？”意思也許是：你看，于光遠都同右派老婆離婚了，我不能落後啊。

　　說起孫歷生來，她有着一段更悲慘的故事。王友琴著《文革受難者》一書載有關於孫歷生的記載：“孫歷生，女，一九三四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教員。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一九六六年夏天遭到該校紅衛兵的野蠻毆打和折磨。一九六八年在學校中‘隔離審查’，七月十二日自殺在校中。時年三十四歲。”王蒙的另一篇小說《蝴蝶》就是以孫歷生的命運為藍本寫成的，因為孫是她的妹妹的同學。更詳細的資料可參看王友琴的調查文章：“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載《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通訊”二四三期，zk0412a）

　　我們再回到查家發生的事情上來。查建英在《國家公敵》一文中說：“當時離婚在中國並不常見，無疑給建國童年留下了陰影。我母親還記得，有時候建國回家睡覺，她聽見他躲在被子裡抽泣。”了解了上述背景，我們有理由相信，讓建國感到悲痛和壓抑的不僅是父母的離異，恐怕還有這離異背後的政治原因。

　　同樣的原因，我們更能理解查建英在文中提到的另一件事——一九六八年，建國去內蒙古插隊落戶，“鍾阿姨去火車站送他。火車啟動，她朝兒子揮手。‘但他表現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見！’”——儘管當時的青少年對毛澤東都有狂熱的崇拜，但如果媽媽不是需要劃清界線的對象，他大約不至於不願同媽媽說一聲再見。

　　關於這件事，鍾鴻的回憶錄里，有一段刻骨銘心的話——

　　“一九六八年強兒去內蒙插隊，火車開動了，強兒的眼睛不看對他依依不捨的媽媽，只是激情地衝着窗外大喊：‘毛主席再見！北京再見！’我用濕潤的眼睛看着充滿革命熱情卻不看媽媽一眼的兒子遠去了。

　　強兒，難道我在你們‘紅衛兵’‘造反派’眼裡是不值一顧的政治賤民？你怎麼不想想，戀戀不捨去送你的媽媽，雖然是‘摘帽右派’，但她是育你、愛你的生母啊！難道你真‘革命’到六親不認了嗎？

　　你當時只喊“毛主席再見，北京再見”而不理睬和你招手告別的媽媽，難道是你在恨我和你父親離婚時，沒有把你留在身邊？三十年後，看了你寫給你女兒的信，方知你一直因父母離婚而感到沒有家。你被分給你父親與繼母一起生活，覺得是母親不愛你，偏愛弟弟。看來你對我的怨氣還不淺啊！但作為母親，手心手背都是肉，十個指頭個個連着心啊！夫妻離婚，通常是一人撫養一個孩子，後來我發現你父本人實際上不可能照顧你時，也曾托他的老同學儲傳亨和他商談，還是把你都交給我撫養吧，他沒有同意，我就在我每次從農村回家休息時接你到外婆家與我和你弟弟同住。”

　　讀者可能注意到，鍾鴻在這裡沒有用兒子的真名，而是用了查建國出生時的小名，稱之為“強兒”。事實上，在她的《風雨半支蓮》一書中，儘管他提到建國的弟弟建一和妹妹建英時都用了真名，卻唯獨不用查建國這個真名。再想一想就明白了——這個“國家公敵”的姓名，是不能出現在國家的任何書刊上的。“強兒”這個名字，多半是作者和出版社的編輯想出來的暗渡陳倉的辦法，用來“忽悠”中宣部的評審員的。

　　書中有一章“強兒！聽聽母親的心聲”就是專門對查建國說的。出於同樣的原因，書中甚至沒有明白交代“強兒”的下落，細心的讀者只能從片言隻語去猜測“強兒”的下落——

　　“咫尺天涯，雖難相見，兒幼時形影，常浮現眼前。”——看來他就在離北京不遠的地方。

　　“兒今五十有一，望善自珍重，時刻不忘鍛煉身體，在母有生之年，得以相聚。”——不能相聚，似乎是有期限的。

　　“母草於二ＯＯ二年八月十一日兒生日之際”——可以斷定“強兒”生於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

　　“汝弟英年病逝，汝則自陷囹圄，每念及此，涕淚盈眶。……只望吾兒博覽群書中，全面認識社會。”——讀到這裡才恍然大悟，原來兒子是在獄中。

　　如果不是我們看了查建英的文章，又把查建國同“強兒”對上號，誰知道鍾鴻的長子是個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

　　中國古代的新皇帝登基，百姓的名字中有同新皇上名諱相同的字，統統都要改掉，稱作“避諱”。避諱給後世研究歷史的人帶來無數的誤會和麻煩。可以想象，未來的歷史研究者一定會為我們今天的“政治避諱”頭痛不已。

　　——寫於二ＯＯ七年七月八日

　　鏈接：查建英：“國家公敵：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多舛人生”

　　寄自美國

　　摘自《華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