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想起來，還覺得很可笑。其實那天是比較悲哀的，我不願意說氣憤，氣憤是因為不理解，但是我很理解，只是不能接受罷了。

出國是在06年的9月3號，天津港出發，次日到達仁川港。回國是在07年的9月4號，老公執意讓我在韓國住夠一年，又是坐船，因為往返都是搬家，行李何其之多。另外，我也不討厭坐船，搭乘飛機的話，下降的時候，我總覺得心臟難受得很；而乘船，雖然很慢，也很浪漫——這個季節乘客也不多，商務倉的話，一個房間能有兩個人就不錯了；在船上，可以看電影、洗桑拿，在甲板上看日出日落、成群的海鷗、深藍海水裡透明的水母……

總之，我就是這樣高高興興搭上回國的客輪的。第一天，晃晃悠悠，睡得很舒服。第二天一早，聽見廣播，說讓在韓國住滿一年及以上的中國旅客去服務台登記。我就高高興興地去了，一問才知道，需要檢疫局的檢疫，還要帶八十塊錢，具體再問，乘務員也說不清楚了，只說下船前會通知我們的。於是等啊，盼啊，還去服務台問過兩次，怕廣播了沒聽見。後來終於廣播了，說去旅客餐廳集合。去了才知道，就我和另外一個人，還有四五個被遣返的非法滯留者。

等了很久，邊防檢疫處的官員才到。來了之後，拿出一堆收據，每張上都有各自的名字，說讓交錢。四五個遣返的大叔大嬸都成了驚弓之鳥，似乎只有“任人宰割” 的份兒，看另外那位，漢語似乎都忘了，我想只有我能說句話了。交錢的時候，我問要查什麼，為什麼要交錢，查完了給結果嗎？收錢的工作人員聽了一愣，想了想，說：“因為所以”，說得很輕鬆，似乎有點自我解嘲，“你要是換了韓國護照就不用檢了，拿着中國護照就得檢”，旁邊一個工作人員補充說。“在外國待了一年了，好不容易回來了，第一件事情卻是交錢、抽血，您想想這是什麼感受？”我有點生氣，有點委屈，說話的聲音都變了。其實交錢、抽血，我並不抗拒，而且我還挺積極，但是我需要一點開場白，告訴我，邊防檢疫是什麼，為什麼要查，要查什麼，這是我的知情權。

但是，誰也沒說，領了收據，交了錢，抽了血，等了約三分鐘，發給了一個事先寫好的單子，上面有姓名、年齡，下面印着“HIV陰性”（這時候我才知道，抽血是為了查有沒有感染艾滋病，而那幾個不認識英文的大叔大嬸，似乎永遠都不知道此時此刻為什麼交錢抽血吧），並告訴我們，出關的時候，如果他們要就給，不要就算了。邊防檢疫這就結束了，好像我們都是道具——我們的錢，血液——統統都是道具。而出關的時候，我刻意把單子拿出來，海關的工作人員似乎很不耐煩，我們不需要這個。

出了關，我還悶悶不樂的。等車來接的時候，老公說，他們肯定覺得在外國待了一年多的人都特別有錢，這一回來就給你們的錢包減肥呢。我笑了，對於中國的現象，連外國人都能如此釋然，我還固執什麼呢，這就是我們的國家，還在初級階段呢。

然後的事情就更讓人哭笑不得了。那天船上的人特別少，不到半個小時就出了海關，而我們約定的車至少要半個小時後才能到。取完了行李，我和老公坐在行李箱上，在門口等車，旁邊的很多出租司機過來問要車嗎，等都相信我們確實有車來接的時候，就不搭理我們，轉而找其他的主顧了。一個女司機攔住一個韓國小伙子，問去那裡，那個人一句漢語都不會，司機就找他們熟悉的朝鮮族大叔翻譯，一時又沒找到，老公聽見，就過去了，和年輕人說了幾句，問明了情況，原來是去北京的，告訴他去塘沽火車站搭火車。我當時守着行李，並沒有過去，這些也是後來聽說的，反正女司機一直跟着，直到最後小伙子走了，老公還沒過來，就有女司機的同伴向我叨叨了，是你們對象吧，把人家生意都攪黃了。幾個中年阿姨七嘴八舌，什麼吃飽撐得之類都說遍了，一會咒我們被狗咬，一會說要找人打我們解恨，直到他們又找到了新的主顧，都開車走了。

我覺得他們工作都挺辛苦，並沒有說什麼，直到老公回來，我說他把那群司機得罪了，都罵呢。他說覺得有點對不起那司機，但是他就坐過他們的車，這些人都是塘沽的司機，並不熟悉市裡的路，而且往往在半路就把客人送到別的車上，要價很高，車還走得慢；那個小伙子，他是來中國玩的，也沒什麼錢，火車旅行更適合他。

等到接我們的車來了，行到外環，污濁的空氣、各種車輛的噪音、灰濛濛的天空，我覺得自己的嗓子冒煙了，喝多少水都沒用。想着，換個環境容易嗎，就回國下船前後不到三個小時裡，我從生氣、憤怒到無奈，情緒里有包容理解，但是決然不想接受，這就是我回國那一刻真實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