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對中國有什麼了解和認識呢？我們先來看看他在《國富論》中的論述。（所引頁碼用商務印書館1972年譯本）。

　　斯密在第一編第三章“論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中指出，“東印度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國東部的幾個省，似乎也在極早的時候就已有農業和製造業的改良……中國東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許許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擴大了內地航行的範圍……但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國人，都不獎勵外國貿易。他們的財富似乎全然得自內陸的航行。”（上冊，十九頁）

　　在第八章“論勞動工資”中，斯密指出一國即使富有，但如果長期處於停滯狀態，則不會有高工資，他以中國為例來說明這一點：“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許在馬可波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的允許的發展程度。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於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於贍養家屬的記述，則眾口一詞。

　　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就更惡劣。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工場內等候顧客，中國技工都是隨身攜帶器具，為搜尋，或者說，為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據說，在廣州附近，有數千百戶人家，陸上沒有居處，棲息於河面的小漁船中。因為食料缺乏，這些人往往爭搶外來的船舶投棄船外的最污穢廢物。腐爛的動物屍體，例如死貓或死犬，縱使一半爛掉並發臭，他們得到它，正像別國人得到衛生食品那麼高興。結婚，在中國是受到了獎勵的，但這並不是由於生兒育女有出息，而是由於有殺害兒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總有若干嬰孩被委棄街頭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樣投在水裡，而這種可怕的殺嬰工作，據說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認的謀生手段。不過，中國雖可能處於靜止狀態，但似乎還未曾退步。那裡，沒有被居民遺棄的都市，也沒有聽其荒蕪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勞動，仍是不變，或幾乎不變；因此，指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也沒有顯然減少。所以，最下級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顯然很缺乏，但還能勉強敷衍下去，使其階級保持着原有的人數。”（上冊，六十五—六十六頁）這是斯密關於中國最集中的論述，故全錄於此。

　　在第九章“論資本利潤”中斯密又論述了中國的停滯：“中國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八十七頁）斯密說的制度指允許與鼓勵投資的法律。

　　在第十一章“論地租”關於銀價變動中，斯密論述了當時中國的對外貿易。“對於中國的瓷器……歐洲的消費額也以幾乎同樣的比例增加。”由於“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金銀的價值，卻比歐洲高得多”，“中國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歐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隸役”，“中國和印度斯坦製造業上的技術和勤勞，雖不及歐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遠”，“它們勞動的貨幣價格，既如此低廉”，利用發達的內河運輸，成本低，“其大部分製造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就更加降低。綜合這些理由，貴金屬由歐洲運去”，“以前極有利，現今仍有利”。（一百九十—一百九十八頁）

　　在第四編第九章“論重農主義”中，斯密論述了中國的農業政策，“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優於技工。在中國，每個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者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租借條件據說很適度，對於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證。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除了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隻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隻出入的漁港，亦不過一兩個。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範圍……（下冊，二百四十六頁）

　　斯密解釋了中國不重視對外貿易的原因，並指出改變這種政策的好處：“中國幅員是那麼廣大，居民是那麼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並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就面積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並不小於全歐洲各國的市場。假設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各地的國外市場，那麼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的生產力。如果這種國外貿易，有大部分由中國經營，則尤有這種結果。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其他改良。

　　但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模仿他們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各國的先例，來改良他們自己。”（下冊，二百四十七頁）

　　斯密認為，“中國……的君主，其收入全部或絕大部分都是得自某種地稅或地租。……這樣，此等國家的君主，當然特別注意農業的利益，因為他們年收人的增減，直接取決於農業的盛衰。”（下冊，二百四十九頁）這是重農政策的根源。

　　在第五篇第一章“論君主或國的費用”中，斯密還介紹了中國的交通：“在中國，在亞洲其他若干國家，修建公路及維持通航水道這兩大任務，都是由行政擔當。據說，朝廷頒給各省疆吏的訓示，總不斷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這一部分訓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決定其黜陟進退的一大標準。所以，在這一切國家中，對於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別在中國是如此。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但斯密也並不完全相信這一點。他認為“關於那裡的水道公路工程的報告，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說謊的傳教士”。（下冊，二百九十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