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韋斯與委內瑞拉的社會基層組織
許 峰 宋黎明
2007年1月28日美國網站www.vezeruela nalysis.org刊登了蘇迦薩•費爾南德斯題為《城市貧民區貧民的代表——烏戈•查韋斯》的文章，認為查韋斯過去屢次獲得勝利的原因是委內瑞拉貧民區的基層社會運動和社會組織在動員人民支持他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對拉美問題專家、民主化專家、政策制定者和社會活動積極分子而言，查韋斯在委內瑞拉推行的激進路線已經成為他們激烈爭論的話題。一些人認為查韋斯漠視法治和破壞政黨體系，並為此而感到痛惜。他們把查韋斯與那些繞過傳統體制而與群眾建立直接聯繫的其他新民粹主義領導人相提並論。另一些人則為查韋斯進行辯護，因為查韋斯更關注歷史性貧困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問題，而不是維護傳統體制的秩序。
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和因此產生的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浪潮，導致委內瑞拉貧困現象顯著增加。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口的比例從1984年的36%上升到1995年的66%。由於有這樣巨大的貧富懸殊，像查韋斯那樣採取增加社會支出和重新分配財富的激進方法就顯得合乎情理。
然而查韋斯的支持者，和他的貶低者一樣，看起來都認為高度代理權在查韋斯本人手裡，他是制定政策、設計方案以及將鬆散的民眾凝聚的唯一者。雙方都不談及民眾社會組織在委內瑞拉革命議程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我個人對查韋斯的維護不僅是因為我支持他的親貧民政策和規劃，而且我相信他代表了為着民眾覺悟而鬥爭並由民眾覺悟控制的領域。
2004到2007年，我在開展實地調查研究期間，在加拉加斯的一個貧民區居住了9個月。我目睹了草根階層社會運動的興起，從社區廣播到非裔委內瑞拉人組織的地方宗教節日、健康委員會。當評論家們將這些完全不同的團體混在一起，並稱之為“查韋斯支持者”或“查韋斯支持者運動”時，貧民區中的很多地方組織和民眾領導人並不認為他們可以簡單化地界定為查韋斯的追隨者。確切地說，他們替代性的認同來源於西班牙語人聚居區或教區，這構成了他們替代性的社會和團體網絡的基礎。
這些民眾運動宣稱他們與查韋斯上台之前的社會運動譜系明顯不同，查韋斯上台之前的運動包括20世紀50年代反對軍政權的秘密運動，20世紀60年代後過渡時期的游擊鬥爭，20世紀70年代由工人牧師組織的反對城市拆遷和飢餓的運動，20世紀80、90年代的文化激進主義和城市委員會運動。與此同時，城市運動改變了30年來再分配福利模式培育出的它們與國家之間的附庸關係。當代城市組織對待政府的方式包含了一些自治要素，而這些要素源於當地鬥爭的歷史以及隨着時間推移而形成的它們彼此依賴的關係。
國家和社會間的關係是相互的：正如查韋斯的鐵腕形象已經給民眾組織帶來了動力和團結一樣，在貧民區興起的創造性的社會運動也有助於塑造官方政治活動的形式和內容。如果把查韋斯看作來自於上層的獨立形象，或者把民眾運動看作僅僅源自下層自治空間，這必然否認二者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而這種相互依賴性使得查韋斯出現並連續執政成為可能。同時，公眾組織已經認識到有必要設計一個獨立於查韋斯政府的路線以捍衛他們自己團體的利益和繼續他們的事業。
在我對委內瑞拉以及此前對古巴的研究中，我一直尋求發展出一個用於思考當代社會中公民與國家之間交互作用的框架，尤其是當遍布拉美的社會運動開始染指國家權力的時候。與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運動（諸如薩帕塔主義者，他們清楚地宣稱對墨西哥壓迫性國家機器的反對態度）相比較，在新千年溫和和激進的左派政府背景下興起的社會運動面臨一個新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動力機制。我提議我們應關注重要的運動與國家之間的互相聯絡、聯盟以及合作要點。
與此同時，我注意到，重要的社會運動尋求為他們自己打造自治空間，尤其是在不斷發展的社會變革背景下更是如此。在早些時候的古巴革命或是尼加拉瓜的桑地諾革命期間，美國的現實幹涉以及威脅，與一個更為激進的列寧主義模式的先鋒黨的並存，減少了草根運動自治的可行性。相比較而言，當代委內瑞拉、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玻利維亞的社會運動已經設法與國家協商，以爭取更多的獨立性。他們致力於在那些以鄰里關係為基礎的獨立的當地公眾集會中作出決策。他們發起抗議以否決政府的一些政策，他們有自己的大眾媒體形式，這些媒體由社區產生，並且服務於社區。
從一開始，貧民區的社區組織就已經與查韋斯密切合作，但是這一點在2004年罷免公投期間表現得非常明顯。在2003年11月，為了把查韋斯趕下台，反對黨機關算盡，其中包括一次長達兩個月的總罷工和一次政變企圖。反對黨徵集了1999年憲法所要求的通過公投決定是否罷免查韋斯所需的簽名。罷免公投所需要的簽名數是總人口的20%或240萬人。反對黨提供了300萬個簽名，但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覆審之後，全國選舉委員會裁決只有190萬簽名是合法的。5月，全國選舉委員會給反對黨5天時間來驗證那些被剔除的簽名，以確定是否能提交必需的簽名數量。查韋斯從他的黨內任命了一個由軍人組成的團體監督重新審定這些罷免簽名。
這些天，我從朋友以及貧民區裡的人那裡了解到許多欺詐事件。他們說反對黨非法使用死人的名字或者根本不支持罷免公投的人的名字，而且，後來還有一些人對在簽名中使用他們的名字進行質疑。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查韋斯任命的團體未能成功地動員貧民區的人們與欺詐行為作鬥爭，而且該團體還頻繁發表聲明，說反對派不可能實現240萬簽名的目標。所以，當全國選舉委員會宣布反對派在6月的早些時候事實上確實達到了他們的目標，並且全民投票計劃將於2004年8月舉行的消息公布時，貧民區的人們為之震驚，發覺他們被出賣了。在6月3日的早上，我正在訪問一個教區，一些積極分子懷疑查韋斯是否已經與反對黨締結了妥協協議，其他一些人則說是因為查韋斯任命的團體根本就不稱職。在貧民區的一系列本地集會上，社區領導人認為不能依靠政府和官方任命的委員會來“代表”自己進行組織，而是強調自我組織的必要性。
為了迎接公民投票，當地的廣播網和活動家在組織民眾團體維護查韋斯執政地位的“不”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查韋斯用眾所周知的“選舉統一戰鬥”組織（UBEs）替代了原先的團體。社區群體與UBEs開展合作，而且有時甚至乾脆合為一體，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贏得全民公投而作的策略上的和臨時性的組合。“不”運動背後的驅動力量來自於有組織的社區積極分子，他們發起了一個大膽的運動來登記和動員選民進行投票。社區組織者在所有的教區建立了選民登記中心，由當地的積極分子組成的小組晝夜不停地充當工作人員。服務於貧民區的廣播和電視台以及報紙專門留出空間用來解釋公民投票的重要性，並鼓勵人民把票投給查韋斯。當公投的日子臨近時，幾個位於中心的廣播電台就成了新聞中心，它們採集信息並且傳遞給其他廣播電台。查韋斯最終獲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不是他的個人魅力、他對社會計劃的補助或是因為反對派的愚蠢，而是當地貧民區的社會組織發揮的動員作用。
在查韋斯在2004年8月的公投中獲勝後，社會運動更公開地主張自身的權利。城市中的積極分子已經在首都發起組織街頭抗議，反對政府在發展農村和土著群體上的某些政策。2005年3月和2006年1月，來自自由國家、另類和社區媒體協會（ANMCLA）的積極分子和土著群體一同抗議查韋斯政府增加石油資源儲量豐富的蘇利亞州的煤炭開採量。抗議者指出這一計劃將會加重水污染，從而增加該地區僅靠有限的水資源生存的多數土著人的健康風險。抗議者採用了查韋斯政府自己使用過的語言和符號來挑戰查韋斯的採煤計劃。在他們“對煤炭說不”的布告上，抗議者使用了一個在罷免公投期間支持查韋斯競選的“不”字樣，這曾是支持查韋斯的一種符號，但查韋斯現在必須傾聽他們的呼聲。該標識把查韋斯比作“伴侶/夥伴”，但同時，抗議者也嚴厲批評了他的開採稀有自然資源的發展模式。
城市社會運動很早就致力於反對環境污染的鬥爭。他們設法停止有污染的工業項目，如1981年反對在拉非格建水泥廠，並且在2005—2006年的反對煤炭開採的抗議中，城市積極分子表現出了與土著群體的團結。抗議活動使得查韋斯政府下令委員會調查煤礦的污染程度，儘管沒有滿足抗議者們要求停產的條件，但是還是推遲了將煤礦開採量增加到3萬噸的計劃。
查韋斯時代的民眾階級的鬥爭經驗揭示了一個與國外主流評價不同的事實。美國國務院和一些學術組織給查韋斯政府貼上一個獨裁政權和威脅地區安全的標籤，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妖魔化查韋斯政府。前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把查韋斯比作阿道夫•希特勒，稱查韋斯政府是一個通過選舉上台的獨裁政權。在委內瑞拉，反對派依然在大眾媒體上有着非常強的壟斷力量，並且所有的部門都有權利上街抗議和批評政府。
此外，由於那些先前被剝奪了權利並被邊緣化的社會成員的積極組織和參與，使得當代委內瑞拉比那些常常被吹捧為成功的民主國家具有更強的參與性和包容性。這是一種基於烏戈•查韋斯任總統這一背景的在國家和社會之間正在進行的時而鬥爭但又總是妥協一致的過程。
委內瑞拉的人民參與
勞研
法國《外交世界》2006年9月號發表了特派記者勒諾•朗貝爾撰寫的《人民參與動搖了委內瑞拉舊政體》的文章，報道了委內瑞拉創建作為基層政權的社區委員會，以反對官僚主義和腐敗的情況，認為社區委員會是查韋斯繞過腐敗官僚機構向基層提供經濟補貼和重建有效率的經濟和政體的重要辦法。其主要內容如下。
2000年，胡安•蓋拉和他的同伴霍尼•普洛加爾代表700名從事煤炭運輸的卡車司機控告蘇里亞州三家運煤公司老闆盜用合作社名義，同州政府簽訂合同以享受減免稅收的優惠政策。他們向部委、市政廳、州政府甚至總統辦公室等相關部門寄去了控告信，但先後都被退回。該投訴長達五年之久未被受理。於是，蓋拉和普洛加爾於2006年初歷時一個星期，穿越大半個國家，從蘇里亞州來到首都加拉加斯國民議會大廈。有一位議員被他們的行動所感動，接待了他們。這位蘇里亞州貨車司機怒氣衝天，用拳頭拍着桌子說：“我們沒有其他要求，只要求議員同志把我們的控告書直接遞交給‘平民總統’”。最終，國家合作總社吊銷了這三家運煤公司偽造的合作社證書，但國家煤炭開發公司仍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因為州長曼努塔爾•曼薩萊斯從中作梗。
這種事情在委內瑞拉司空見慣，但當這兩位卡車司機到達國民議會大廈並引起人們的關注時，他們的要求得到了共鳴。人們聚集起來發出同樣的呼聲：“不要官僚主義，不要腐敗”；“我們要和查韋斯在一起”；“沒有效率的行政機關比反動的行政機關更糟糕”；“難道總統本人沒有說過國內的官僚主義和腐敗對革命而言是最危險的敵人之一嗎？”……這類詞句已在委內瑞拉和拉美地區廣為流行，用以指責那些無所作為的幹部在執行總統政策時走了樣。因此，玻利瓦爾進程重點強調將人民參與作為改變國家機構的方式，這在委內瑞拉被稱為“革命中的革命”。
官僚主義和腐敗在委內瑞拉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98年查韋斯當選總統前的40年。當時，委內瑞拉兩個傳統政黨——基督教社會黨和民主行動黨輪流執政，它們習慣於用石油收入構建腐敗和官僚主義的國家組織機制，並通過安排官員的職位換取社會和平。同時，它們還必須服從來自北方的意旨，奉行緊縮公共事業的政策。在這種反常的情況下，國家機器陷入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處境。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精英官員完全來自封閉階層，他們對一切社會改革方案毫不關心，對絕大多數委內瑞拉人民的生活處境一無所知。而真正投身到國家內部改革的堅定的政治幹部少得可憐。
在玻利瓦爾進程中應看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機會主義者的聚集。儘管查韋斯取得了政權，但第五共和國運動不是一個政黨，它是1994年在一些左翼政黨和老游擊隊運動共同聯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中某些領導人已經開始在曾經戰鬥過的社會裡尋求某種舒適與安逸。此外，民主行動黨和基督教社會黨的學院培養出來的一些年輕幹部很快察覺到查韋斯競選總統為他們接近權力提供了新的可能，於是也聚集到查韋斯的周圍。
然而，當2001年11月總統要求議會通過標誌着開啟社會改革的49個法令時，與委左派和查韋斯關係親近的支持者路易斯•米基萊納指責這些法令過於激進，並宣布辭去內政部長職務，追隨他的議員也紛紛倒戈。有社會學家指出，這種做法意味着查韋斯失去了立法機構，因此當議會通過法令時，這些法令被大打折扣，可以說“委內瑞拉仍在第四共和國的立法框架內行事”（註：1999年已通過了第五共和國憲法）。這與革命計劃大唱反調。可見，過去培養出來的許多幹部只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合法工具。
在2005年12月議會選舉中，親政府的政黨獲得了國民議會的全部議席，但這次選舉棄權率高達75%。這是由於反對派感到無法獲勝而宣布退出選舉的結果，但同時也反映了人民對委內瑞拉革命進程出現偏差的反對情緒。因為資產階級精英被另一批政客所代替，他們依然重複過去的那一套做法，越來越遠離老百姓日常關注的事情。如果沒有一個真正的政黨，沒有一個堅固的國家機器，沒有一個數量足夠的革命幹部隊伍，沒有一個真正有凝聚力的社會運動，那麼玻利瓦爾進程就與拉美地區的其他革命經歷沒有太大差別。
查韋斯總統於2004年表示：“組織起來的人民應成為新的參與性的社會國家的組成部分，而反應遲鈍、官僚主義、沒有效率的舊政體應被推翻。”當時，衛生、教育、體育等社會項目在全國推行起來，這是一個由社區管理、國家負責的發展規劃，它的實施繞過了“舊政體”，以適應社會的需要。2006年4月10日正式創建的社區委員會，標誌着委內瑞拉進入了一個建立“新政體”和建立作為“新政體”基礎的地方政府的全新重要階段。
在貝拉德科羅市，人民權力聯盟（UPP）的所在地，貼着一張有關建立社區委員會的布告，該布告指出：社區委員會是一種參與式民主，能夠將社會組織有機地接合在一起，以便研究國家解決集體問題和償還社會債務的方案。在那裡，市政廳積極採取措施提議創建社區委員會。人們開始制定包括住宅、人口、收入、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社會問題在內的社區社會發展計劃，這是一份由民眾共同規劃的“參與式藍圖”，優先解決供水、排放污水、建立醫療中心等問題。
社區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統籌和整合地區範圍內各種組織如從事衛生、教育、體育項目的組織、城市土地委員會、文化委員會等的活動。公民大會由全體公民參加。首都聯合區基金會（社區委員會的聯合金融機構）主任佩得羅•莫拉萊斯說：“社區委員會充當公民大會的發言人而非代理人，公民大會才是做出最終決定的機構。”社區委員會在各種社會組織提出參與方案的基礎上統籌整合，向公民大會提出項目計劃，然後遞交給職能部門審核，同時也轉給地方公共計劃委員會、市政廳、州政府，使這些項目計劃的經費列入來年參與式預算。社區委員會還直接管理通過合作社性質的社區銀行撥來的資金。每個項目計劃能得到3000萬玻利瓦爾（約12000歐元）的撥款。
在社區委員會發展最快的西部地區，巴里納斯、梅里達、塔奇拉和特魯希略4個州已批准了920億玻利瓦爾（約3500萬歐元）的3000多個項目計劃。從2007年開始，這筆資金的一半將來自非集中化政府基金和依據煤礦與碳氫化合物特別經濟撥款法的資金，市政廳和州政府則分擔另外一半。
在社區委員會的選舉中，某些市長試圖讓他們的親信當選，這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佩得羅•莫拉萊斯先生繼續說道：“如果社區委員會能很好地應對官僚主義和腐敗問題，那麼就能使本已習慣於受家長式國家統治、怨聲載道的人民肩負起管理國家和社會的責任。”看來現在人們已經準備肩負起這一責任了。2006年7月16日，在加拉加斯西部的一個居民區，人們通過六次預備大會，最終用舉手表決的方式選出了社區委員會，杜絕了舞弊現象。而在另一個居民區，投票點安設了一個“秘密寫票室”，提醒選民選票應該是直接的、秘密的，正式投票前每個選民都可以對投票箱進行檢查，確認裡面是空的。
短短幾個月內，成千上萬個社區委員會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或者正在籌建，以前建立的社區委員會也正依據法律逐步實現規範化。現在首都聯邦區有500多個社區委員會，而在全國有近5萬個。人們對社區委員會如此鍾愛說明它擁有廣泛的民主空間，以適應“玻利瓦爾進程”的需要。人民參與已在許多領域內受到鼓勵：在勞動方面已廣泛採用共同管理制、自我管理制和發展合作社（從1999年不到1千個發展到2006年1月的10萬多個），在文化方面推行街區文化委員會等，現在則應在政治方面採用社區委員會這種組織方式。
依據法律規定，建立社區委員會須達到以下標準：在城市，大約200—400戶家庭可建立一個社區委員會；在農村，須有20戶家庭；而在土著居民區，10戶以上就可以建立社區委員會。法律也規定社區委員會為“新政體”的政府基層機構。加拉加斯米蘭達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認為，20世紀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失敗，一個首要原因在於缺乏人民參與，而委內瑞拉已經開始的社區委員會實踐則可能會成為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的重要工具。
［勞研：中華全國總工會］
委內瑞拉的參與式社會主義
［美］羅傑·伯爾巴赫 等著 楊妤編譯
美刊《社會主義與民主》2007年第21卷第3期發表了美國拉美研究專家羅傑•伯爾巴赫（Roger Burbach）和卡米拉•皮奈洛（Camila Pieiro）題為《委內瑞拉的參與式社會主義》的文章，分析了委內瑞拉“21世紀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和思想：從戰略上來看，委內瑞拉不再試圖通過資本主義的人道化而是通過參與式的社會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從範圍上來看，委內瑞拉正將基層的參與式民主擴大到更高的層面上；從手段上來看，委內瑞拉強調社會主義價值觀等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從推動的主體來說，委內瑞拉正在建立一個團結和統一的政黨來領導社會的社會主義建設。委內瑞拉人民正在從事一項歷史性的偉大實踐：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委內瑞拉的“21世紀社會主義”建設是歷史上一次獨特的實驗。在以前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國家控制生產資料，革命政黨主宰政治體系，對社會實施自上而下的管理。這與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實踐形成了鮮明對比。委內瑞拉社會主義的主要新穎之處在於它致力於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即發揮社區的力量。正如2007年1月查韋斯在新任期的就職演說中所說：“純粹的社會主義必須植根於公共權力和社區委員會之中。”
過去8年來的種種變革都是在同大眾階級的合作下進行的。“玻利瓦爾革命”之所以能夠在10次大選和全民公決中取得勝利，繼續前進，擊敗國內外反對派的政變企圖和經濟封鎖，這就是原因所在。對參與式民主的信奉表明，委內瑞拉拒斥自由主義把民主歸結為形式化的代表制度。因此，委內瑞拉的變革進程一直集中在地方上——在那裡，對決策過程的直接參與更容易實現。
玻利瓦爾革命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2007年1月17日，在就職演講中，查韋斯主張：我們必須“實現跨越，走出地方”。隨着參與式民主的擴大，委內瑞拉正在進行一場宣揚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教育運動，通過立法來加強對繼承而來的國家機器以及國有資源的控制，同時正在籌建一個致力於玻利瓦爾式社會主義的新政黨。毫無疑問，隨着玻利瓦爾進程的展開，將會出現許多問題和衝突，但是這些行動標誌着一種為實現社會主義奮鬥的新途徑。
從人道化的資本主義
到參與式的社會主義
2006年2月，在每周播出的“總統，您好”電視節目中，查韋斯向全體委內瑞拉人民建議，玻利瓦爾革命應該“建設一個新型的21世紀社會主義”，以便建立一個把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資本的需要置於優先地位的更人道、平等和公正的社會。在此之前，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一直是把資本主義人道化。
然而，2002年12月至2003年2月的政變和雇主罷工表明，同富人和特權精英之間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加上解決委內瑞拉最緊迫的社會問題的各種計劃的局限，這迫使政府公開承認人道主義的邏輯與資本主義的利益最大化邏輯之間產生了衝突。2005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世界社會論壇的閉幕辭中，查韋斯說：“資本主義不可能從自身內部實現超越，而是要依靠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即平等和正義——來實現超越。”要防止新生的合作孤島受到資本主義價值觀和實踐的侵蝕，要獲得鞏固這些合作所必需的資源和環境，就需要進行更深刻的變革。
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委內瑞拉人正在嘗試建設的社會主義，其靈感源泉並不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前蘇聯模式，而是像巴黎公社一樣的自治經驗。正如查韋斯在2005年世界社會論壇上所指出的，21世紀的社會主義應該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一種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它把人而不是機器或國家放在一切事情的前面。”在一種對馬克思著作的非正統解讀中，滿足人全面發展的需要被視為查韋斯共產主義思想的核心——“這樣一種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玻利瓦爾憲法由國民大會起草，並於1999年在全民公決中得到選民的批准。這部憲法保證了委內瑞拉公民“人的全面發展”。更重要的是，玻利瓦爾憲法承認了參與實踐的中心地位，即它不僅是包容的手段，而且是一個學習過程，使每個人發展自己的能力和眼界，從而能夠破除限制人類發展的心理和意識形態障礙。玻利瓦爾憲法的核心是人的發展過程，因而參與式民主作為實現人的發展的一種手段，是玻利瓦爾社會主義的核心要素。
查韋斯政府之所以發誓通過激進和民主的方式來促進革命進程，因為它決心要建設一個讓委內瑞拉人成為變革的主角或主體而不只是客體的社會。委內瑞拉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發展出社會主義所需要的能力和態度，這一點已經得到了承認。像許多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一樣，“玻利瓦爾進程”斷言，團結和集體行動是可能的，因為人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過去的經歷決定的，並且可以設計出有利於合作而不是損害合作的制度。在委內瑞拉建立“21世紀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就是嘗試按照平等和團結的原則改造各種制度和個人活動，以此來推動玻利瓦爾憲法。
地方參與式民主的新空間：社區委員會
1999年，委內瑞拉70％的選民贊成新憲法，2001年12月又一攬子地通過了49部法律。自此之後，公共決策的權力已經下放到地方。直接參與的空間已經開闢：公民可以提出申請，並且有權審核國家機構、撤消任何當選的官員和聯合提名最高法院、國家選舉委員會和其他政府職位的候選人。但是，直到2006年4月國民大會通過社區委員會法時，建立地方自治制度的努力才見成效。
2002年6月，地方公共計劃委員會開始嘗試把公民對地方公共管理的直接參與制度化。由於受阿萊格雷港參與式預算經驗的啟發，這次嘗試的目標是使公民參與公共資金的分配和控制公共工程的實施。地方公共計劃委員會51％的委員應該從當地社區候選人中選出，而其餘的委員會則由市政府任命。然而，儘管《地方公共計劃委員會法》要求全國335個市政府在六個月期限之前（2002年10月12日前）建立地方公共計劃委員會，但實際上成立的委員會少之又少。此外，因為市政府對地方計劃委員會的活動擁有最終的決定權，大部分地方公共計劃委員會的運作並不民主，經常屈從於地方政府和傳統政黨的垂直主義和侍從主義慣例。
玻利瓦爾憲法第182款把這些計劃委員會視為全國參與式計劃制度的一部分。在這種制度中，社區代表和市政府成員將使用一種聯合政府的形式。但是，不久就變得一目了然的是，公民直接參與的代表機構並未籌備妥當，並且市政一級並不是公民直接參與的最合適的層級。確實，由於委內瑞拉地理分布的無計劃性，一些市擁有多達上百萬的人口，使直接參與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一種實現參與式民主的新制度出現了。由於受到少數地方自治實驗的啟發，2006年通過了《社區委員會法》。為了保證有效的參與，該法規定：每個社區委員會在城市地區由200到400個家庭組成，在農村至少由20個家庭組成，在土著社區由10個家庭組成。為了建立一個社區委員會，那些感興趣的人成立了一個臨時的“促進者”委員會，組織召開第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選舉了一個新的促進者委員會和一個選舉委員會。新的促進者委員會負責準備成立大會、人口普查和起草社區規劃。在必須由20％的15歲以上居民參加的成立大會上，社區成員選舉出自己的代言人參加主題工作委員會，這類委員會也是由社區根據需要來決定成立的。由5名成員組成的財政和“社會管理”（或公共審計）小組也由社區大會選舉產生。一旦社區委員會正式成立，社區大會就會對社區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資源進行“參與式的診斷”。社區委員會有權開展任何種類的活動，比如住房供給、教育、運動會或通信工程，組建合作社，或者監督衛生保健機構。另外，社區委員會也可以維護治安，制訂懲治犯罪、毒品和家庭暴力的政策。社區委員會正在激勵許多委內瑞拉人行使和履行參與地方決策的權力和義務。
2006年8月，就在社區委員會法通過後的幾個月，全國就有14655個社區委員會成立，囊括了全國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據委內瑞拉大眾參與和社會發展部所言，截至2007年5月底，全國已經登記註冊了18320個社區委員會，並且另有5000個社區委員會正要完成註冊登記。由於既想推動社區委員會的發展又想把資源移交給社區，總統公共權力委員會（負責起草社區委員會法）也一直在為由社區委員會大會決定的社會項目提供撥款。2006年12月，12000個社區委員會從530億玻利瓦爾的國家預算中獲得了10億玻利瓦爾。至於2007年，已經計劃投入60億玻利瓦爾。
儘管法律沒有規定任何限額，但是社區委員會的每個項目一般獲得3萬玻利瓦爾的撥款——這其實不夠，僅僅只夠鋪設一條普通的石子路。然而，這其中包含的想法是社區委員會還可以從自己的社區中籌集資金，並且居民能夠提供志願勞動來減少成本。在一些自治市，市長承諾支持社區委員會，能夠為它們提供工程設計技術專家和工程器械之類的資源。社區委員會還可以向當地市政府和地區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機構申請資金。
由於同國家執行機構之間有直接關係，社區委員會遭到了最嚴重的批評。有人認為用來指導項目資助的方針並不清楚，並且這種不透明的決策會導致侍從主義。哪些社區工程會得到總統公共權力委員的資助，由一個未經選舉的和總統任命的小組決定。這可能導致一種依附性，削弱了社區委員會的自主性。事實上，在2007年3月全國社區委員會會議上，它們呼籲總統公共權力委員會由人民選舉產生。反對者認為，查韋斯可能反對建立這樣一個自治機構，因為這會削弱他的獨裁傾向。可是，這種觀點忽視了查韋斯長期的承諾，即他在1995年“玻利瓦爾議程”中提出的“授權於人民”。而且，這一承諾已經得到兌現，因為其他的社區自治組織——例如土地水資源委員會和合作社——得到了發展。
關於社區委員會的具體管理規定尚未制定出來。在委內瑞拉，像社區委員會法一樣，每一部重要的法律都需要具體的規定。直到最近，儘管沒有進行公開的辯論，總統公共權力委員會開始討論了一個草案。許多人認為急需制訂出相關規定，這樣就可以既明確決策程序，又可以對那些濫用社區資金的人進行法律制裁。確實，儘管法律保證財務機構和監督小組都由社區大會選舉產生，但已經出現了這樣一些情況，在其中，地方銀行沒有經過社區大會的同意就支配和花費資金。
雖然新憲法承認國家有責任積極地確保委內瑞拉全體人民的權利，但是對於社區委員會還存在着另一種顧慮，即它們會被用來瓦解政府及其提供的保護。批評家們指出，國家不應該將公共設施工程交與社區。在我們看來，這些的確是國家的責任。但另一方面，人們普遍同意社區參與策劃、執行和監管這些工程，以保證工程的效能和效率。社區成員自身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的需要，並且能夠嚴密控制工程的執行，保證質量。
最重要的是，社區參與這些工程使它們可以學到諸如工程策劃和管理這樣的重要的技能。這種知識會使社區成員產生自尊、自信、自豪和自主的感覺，這些都是他們有效地參與決策的關鍵。此外，通過參與社區委員會，社區成員會意識到，還有其他人存在類似或者更困難的問題，他們急需幫助。社區委員會既是學習民主的學校，又學習團結的學校，因為它們提高了社區成員的集體意識。
從內部和外部來改變國家
社區委員會的經驗已經向其成員表明，在很多情況下，尤其是在開展比較複雜的工程項目時，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必要的，可以使他們的任務更加容易。自20世紀初期在委內瑞拉發現石油以來，政府就開始了腐敗的歷史，精英主義和宗派主義政黨、官僚體制為上層階級和資產階級而不是窮人服務。在查韋斯執政時期，儘管早期的立法試圖使公共行政部門更加透明和更加負責，政府部門和官僚機構基本上仍然是運轉失靈，並且充斥着侍從主義和腐敗。直至最近，人們才認為新的國家機構能夠建立起來，並最終取代現存的國家機器。那些繞過現存政府部門的各種社會項目團體就是清晰的例子。但是，很快人們又清楚地看到那些“複製”的功能導致效率低下，並且繞過相關部門的各種社會項目團體正在重現一些政府部門中發現的那些問題。
就在2006年12月查韋斯再次當選總統不久，一項改革前政府機構的新戰略開始形成。這項戰略認識到，變革不但要依靠新的參與機構所施加的壓力，從外部開始，而且應該從目前官僚機構內部開始。這意味着改變法律框架，甚至要重寫在玻利瓦爾革命初期制定的一些法律。按照查韋斯的觀點，行政部門的人員將會起草一份改革憲法部分條款的建議書，提交給國民大會進行辯論，然後今年晚些時候將舉行全民公決。除了其他的法律外，還將起草關於警察和關於社會對公共行政機構的控制（或監督）的新法律。
社區委員會聯盟
據估計，當社區委員會在地區和全國範圍內得到鞏固的時候，還會帶來對國家的改造。在2007年1月的就職演講中，查韋斯表示他希望到2008年年初的時候，社區委員會能夠發展到足夠的數量，使委內瑞拉成為“社區的國度”。他還希望，到2010年4月，“公共權力”藉助全國社區委員會聯盟可能已經建立了起來。據估計，肯定會有3萬到5萬個社區委員會建立起來，全國將實現最低限度的社區管理。
鄰近的社區委員會舉行會議，對共同的問題作出決定。少數的此類事例在查韋斯呼籲建立“社區的國度”之前就已經出現。例如，蘇克雷教區建立了“社區委員會聯盟”，合併了一些社區委員會。查韋斯政府向一些社區委員會共同提出的項目提供更多資金，以這樣的方式來鼓勵社區委員會之間加強聯繫。
新的社區委員會成員還舉行聯席會議互相學習。2007年3月，在加拉加斯比較貧困的聖胡安教區，大約有40名來自18個不同社區委員會的與會者組成了一個工作組，舉行會議討論他們的問題。大多數與會者都是年輕人或中年人，而且女性超過三分之二。與會者沒有把時間浪費在空洞的聲明上，而是集中討論他們在社區委員會乃至社區中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他們特別討論了所遇到的官僚主義問題，比如說，如何對付那些承諾提供支持但沒有兌現的市長辦公室和政府機構。
在2007年1月17日的演講中，查韋斯解釋說，社區委員會“聯盟”和全國性聯盟的思想反映了“一種新的分權觀念”。在地方上，由於按照人口密度進行權力分配，社區委員會將能夠以一種比現存的省級和市級政府更合理的方式組織起來。社區委員會聯盟將在“新的、革命性的城市概念”基礎上創建它們自己的“政治分支”或者“社會主義城市”。
社區委員會的許多支持者已經要求解散所有傳統的市政機構，甚至是國家或者地區機構。但是，查韋斯已經清楚地表明，至少在短時間內，地方政府不會被撤消。與此同時，社區委員會“不會從屬於市長或任何政府實體”。他也否定了那種把社區委員會限定為政府機構的參與式附屬物的觀念。但是，不同層次的決策之間必須存在某種協調，這一點已經得到了承認。以前按照發展計劃撥給市政府的基金現在直接劃撥給了社區。然而，有人認為，要想制定和實施各種發展計劃，減少地區不平等和無效的資源分配，市級和地區級的代議機構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儘管有人建議撤消地方公共計劃委員會，但是改進而不是撤消地方公共計劃委員可能仍然是必要的。此外，社區委員會的活動也需要同生產部門相協調。
宣揚社會主義價值觀：道德與知識運動
為了創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除了如何把直接參與機構與代議機構接合起來的問題外，還要面對的一個挑戰是改變委內瑞拉人的價值觀，使他們按照社區利益和自身利益思考問題。對國家的成功改造需要用社會主義的平等和團結理想來指導內部和外部的變化。
委內瑞拉——尤其是加拉加斯——可能是比較難於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地方之一。隨着20世紀20年代石油經濟的興起，美國牢牢地控制了委內瑞拉，先是進口委內瑞拉的石油，然後再向它出口高價的工業品。委內瑞拉的新富階層利用他們的財富，接受了美國消費社會比較光怪陸離的方面：邁阿密成為他們最喜愛的運動場，許多人買了第二套住宅，並把子女送到美國接受教育。這是一種粗鄙、自私的消費主義，也是資本主義最陰暗的方面，產生了一種涓滴效應，使委內瑞拉很多窮人覺得，如果他們一生中想有點成就，這就是他們不得不去追逐的夢想。這解釋了為什麼農村的耕地得不到開發，為什麼許多人移民到加拉加斯和其他少數大城市中，為什麼委內瑞拉70%的食品以及許多其它消費品都從國外進口。
在2007年1月17日的講話中，查韋斯強調了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運動的重要性。這一運動鼓勵委內瑞拉人超越狹隘的個人利益。他呼籲：“讓我們一起宣布今年為‘處處教育，時時道德與知識’年”。他所提到的新計劃——即“道德與知識”——將由一個同名的總統委員會來管理。這項計劃鼓勵委內瑞拉人利用學校、社會組織和工廠作為論壇，分析影響自身生活的實際問題，討論用社會主義價值觀培養新公民的重要性。成百上千的委內瑞拉人自願充當這些討論的促進者，而且有些人已經進入國家機構來鼓勵這種討論。高等教育部已經部署了一個計劃，在全國範圍內招募多達10萬名的志願者，並且幫助準備閱讀材料。5月上旬，由10到30個成員組成的752個學習小組專門在文化、經濟和政治組織內推動批判性的閱讀和寫作活動。
這一運動的目標是改變人民的價值觀，並由此改變他們對自身需要的認識。應當承認，為了使委內瑞拉人拋棄從資本主義社會繼承而來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並把合作當作理性的行為，必須經歷一場思想觀念的鬥爭。隨着委內瑞拉人被賦予決策的權力，用平等和團結原則來指引他們就非常重要，這樣才能使他們考慮到所有人而不是少數人的發展。社區委員會尤其是社區委員會聯盟是能夠應用和發展這些價值觀的重要地點。
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
在社區、國家機構和整個委內瑞拉社會中，新成立的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PSUV）也將在推動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過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2006年12月15日，查韋斯要求解散執政聯盟中的各個政黨，並呼籲它們加入創建一個新政黨的行動中，從而團結委內瑞拉全體人民致力於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這一計劃在加拉加斯激起了激烈的爭論。若干較小的政黨反對查韋斯讓它們放下自己旗幟的呼籲，不願加入到“委內瑞拉歷史上最民主的政黨”的建設中去。它們爭辯說，它們首先要確定這個政黨擁有一個開放的參與結構，然後它們才想為社會主義建立一種面向21世紀的宣言和政治綱領。在另一端上，擁有70年歷史的委內瑞拉共產黨說，除非新組建的政黨贊同馬列主義原理，否則就不加入。
儘管如此，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的組建過程已經表現出對多元主義和民主原則的信奉。任何年滿18歲以上的委內瑞拉人都可以登記加入該黨。根據政治分析家和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常委會委員阿爾貝托•穆勒（Alberto Muller）所說，總共540萬委內瑞拉人已經登記加入了該黨。計劃按照各自的居住地將每200人組成一個小組把成員團結起來，以保證他們在決策過程中的有效參與。他們將選出發言人，在從8月開始的接下來的三個月中，這些發言人不定期地與他們所在的小組進行磋商。發言人的工作主要是討論並完善黨的綱領。2007年12月，黨員將就黨綱進行公投表決；直到2008年中期才會決定黨的領導人。
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既可以有助於減少委內瑞拉政治家的小團體文化，又有助於減少對查韋斯的個人崇拜。它應該把團隊忠誠從大而空的政黨旗幟標誌轉向更容易辨認的意識形態傾向。此外，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應該成為一種有效的工具，遴選出在基層組織活動中湧現的許多領導人。新政黨應該創建一個更加集體化的領導層，共同致力於加快革命進程，這樣它就不會過分依賴查韋斯的個人魅力和領導。通過這個新政黨，社會主義進程的支持者就能夠批判地分析社會主義道路，避免錯誤的發生。
正如加拉加斯聖胡安教區社區委員會代表研討會所表明的那樣，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中擁有大量的利益訴求。許多與會者認為，這會結束目前多黨並存的宗派主義，並且一個團結、統一的政黨能夠更好地協助和加強社區委員會之間的聯繫。但是，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的建立能夠帶給玻利瓦爾進程的所有好處取決於黨員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真正投入。此外，只有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人和黨員真正致力於參與式民主，才能避免20世紀共產主義政黨的致命錯誤。正是通過民主實踐和黨內的民主體制，才能防止官僚化的傾向，才能防止領導人脫離群眾。
包圍資本主義經濟與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道路
玻利瓦爾式社會主義道路並不是與資本進行直接對抗，而是一條逐漸成長和超越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社會主義民主思想和實踐會隨着其優越性的顯現而不斷擴大。超越資本主義的戰略並不是完全的國有化和普遍的工人管理。然而，它無疑是一種試圖利用國家資源來滿足人們的需要和使委內瑞拉人民成為變革主體的戰略。國有化本質上並不是目標，而將這些資源用於社會才是目的。當然，儘管委內瑞拉尚未計劃消滅私有財產，只是要求私有財產服從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規劃，政府已經表明，一旦資本違背了這一原則，政府就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政治權力將其置於國家或者集體的控制之下。
1999年憲法第115款允許國家“為了社會利益”而控制私有財產。正是按照這一條款，大約有20家閒置的工廠已被沒收，並由這些工廠的工人和政府代表一道按照共同管理的模式重新開張。此外，查韋斯政府正在評估其他700家閒置的工廠；這些工廠可能會被沒收，然後移交給這些工廠以前的工人。其中155家工廠正在建立政府與工人共同管理的模式，而其他60家在正在協商之中。
此外，委內瑞拉電信公司（CANTV）是最大的私有公司之一，擁有大量的美國投資，正在同一家美資所有的電力公司（加拉加斯電力公司）一道被收歸國有。至於委內瑞拉剩下的跨國石油公司，國有的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正在與雪佛龍、英國石油和埃克森美孚等公司就目前的合同再次展開談判，以便獲得公司管理權和大多數股份的所有權。
然而，進一步改造委內瑞拉的經濟，使之遠離資本主義邏輯，這項工作仍然沒有完成。儘管大量的合作社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但是仍然需要做許多工作才能推動絕大多數工廠民主化。除了國營的食品和超市分發網絡梅卡爾（Mercal），大多數經濟交換活動都是通過稍加調控的資本主義市場進行的。
2007年，查韋斯政府決定建立一個新的總統委員會負責社會經濟計劃推進機制，並且重新強調社會財產概念。這些行動最終會在社區委員會與工廠之間建立民主的計劃機制。合作社和共同管理模式的實驗表明，集體財產不一定是社會財產。只有當社會以民主的方式控制經濟的時候，資本的自私和原子主義邏輯才會被人性化的、更整體主義的社會主義邏輯所取代。
查韋斯政府的戰略並不是奪取所有生產資料的控制權，而是首先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然後在經濟領域中鞏固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和關係。勒博維茨（Lebowitz）認為，一旦人民充分領會了政治領域中的真正民主，他們就會要求經濟的民主化和社會控制。鑑於當今世界經濟生活步伐的加快，委內瑞拉的過渡步伐當然也會更快，但是那種認為草根階層的活動正在決定過渡進程的思想是一種積極的發展。
玻利瓦爾革命認識到了利用國家資源為全體委內瑞拉人的發展服務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承認，為了讓全體委內瑞拉人能夠進行有效的社會管理，他們必須準備好從社會利益而不只是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來作出決定。他們知道，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關鍵在於促進平等和團結的價值觀。他們也知道，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發展這些社會主義價值觀以及其他的民主能力。
委內瑞拉人民正在承擔起一個歷史性的挑戰：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正在使用的策略是從內部改造繼承下來的資本主義國家，並且利用來自外部的壓力，尤其是通過新的、參與式的公共權力制度。150多年前，《共產黨宣言》構想了這樣一個社會：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玻利瓦爾實驗正在促進我們對建立這樣一個社會的潛力和挑戰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