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夜在反腐败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及决裂

文革前夜在反腐败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及决裂

天 父


天父按：今天重读了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文革”前夜的中国》，深感毛泽东分析问题的目光真是很独到、犀利，从乱七八糟的表相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就把关键问题找出来了，而且用很简单、很易懂的话，把问题鲜明地进行说明，同时提出的解决办法真是厉害。

虽然这是44年前的事，但今天读起来，觉得毛泽东真是能跨越历史时空，宛如就是针对今天问题所说的。令人叹为观止。

从下面毛泽东的谈话看，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大派工作组、打击面太大、打击人数太多、打击对象是群众等，对这些问题，毛泽东穷追不舍，毫不妥协，并力主依靠群众来整党。

毛泽东的话，虽然相当简单明了了，但我相信，那时候，44年前，或许很多人并不理解毛泽东。

当然，孰是孰非，见仁见智。

下面的文字，摘自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文革”前夜的中国》。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提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叫贪污犯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接着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12 月16日之后，会议是上午小组讨论，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两年多的社教运动的结果，不但未能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发现形势越来越严峻。在会上的发言中，中南局的陶铸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西北局的刘澜涛说，县以上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华北局的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 人。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则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


刘少奇一开始就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农民阶层同广大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同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问题是这一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他又说: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这一次要解决的是这些“当权派”的问题。

刘少奇似乎没有跟上毛泽东的认识，继续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派？

毛泽东又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有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还说: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决，我们的群众就多了。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刘少奇始终放不下主要矛盾问题，又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认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时，彭真插话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又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这时，参加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脱口而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立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12 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主动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吃饭是在晚上进行的，参加者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部分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共40多人。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理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为“十七条”。

“ 十七条”中的第十六条规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干部在工作态度上，必须“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毛泽东对此表示:就是要讲民主。天天说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

1965年1月3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那边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

毛泽东一开始说: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万5千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到的“一个小县”，是指河北新城县。毛泽东认为，集中这么多工作队员在一起搞运动，人太多了，既没有必要也不需要这么多。运动不应该只依靠工作队，应该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他说: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变。

毛泽东接着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他扭过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毛泽东还表示，运动中发动群众，要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不要读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样扎根串联，“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过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对刘少奇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根串联，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这种气氛，各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