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外的題內話： 人類陷在自己的主觀里，無以自拔。如果他們偶爾能看清自己的形象，將會驚出一身冷汗。 但人們依然陷在自己的主觀里，他們的判斷、行為都會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自己主觀取向的擺布，而他們自己卻不自知。可能有的人會不耐煩地說，想這麼多幹什麼呢？開心就好。我時常聽到人們這麼說，可是我也時常很沮喪地發現，說這些話的人經常會因為不能超越自己的主觀，而被主觀所奴役，作出不準確和不理智的判斷，尤其在危難時刻，這樣的不理智就會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強化這個認識——人不應惰於思考，尤其不能惰於反思，人應該不斷進步，無論是誰，都有權強大，有權接近上帝，擺脫麻木與愚昧，看清自己以及周圍的一切。 希望我下面的這篇文章可以稍稍有助於部分讀者接近我的這個理想。 正文 2008年7月1日，一個叫楊佳的28歲北京青年手持利刃獨闖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殺死殺傷10名警察。震驚海內外。 事件發生後，社會輿論的走向極耐人尋味，本來十名警察作為個人與楊佳無冤無仇，楊佳殺人本是明顯的犯罪行為。然而由於殺的是警察，而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象徵，又因為目前緊張的社會關係，以致這次罕見的暴力事件非但沒有遭到社會主流輿論的譴責，反而使作為施暴方的楊佳獲得無數同情之聲，更演變為公眾對司法現狀的強烈質疑，作為事件受害方的警察沒有獲得絲毫同情，反而遭致更大責難。該如何來觀察這件事的成因和意義？我想可以用如下推論。 每當發生一起較受關注的公眾事件，公眾會根據當時雙方的身份，考慮是否把自己帶入，並隨後得出結論。首先警察作為特殊職業，必然是少數人，楊佳作為被警察管理的普通公民，其身份更具普遍性，會有更多人將自己帶入為楊佳。同時，楊佳身上有太多網絡主流人群的特徵：年輕，愛上網，喜歡旅遊，城裡人，而且還是首都戶籍。這使得很多網民——也就是社會主流輿論的中堅力量，認為楊佳和自己屬於同一階層，以致有同病相憐之感。此前發生的許多起事件，其主角和主流網民多少有些距離，比如上訪被阻的農民，打工者，他們是社會大眾，但還不是已經成為輿論的網民，他們沒有太多權利代言人。而楊佳則擁有了幾乎所有的普通網民作為權利代言人。 網民發現“今天我是楊佳”，而且身邊也確實有類似的事發生，他們認為“楊佳的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於是他們開始進行充分的情感帶入，並隨後對楊佳本人產生深切的同情和理解，而對可能針對楊佳曾經施加過行政暴力的警察則有了更多的仇恨。 當輿論這樣認為，其實事情本身的真實性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為普通公民代表的楊佳在一段時間內不得不孤獨的對抗整個國家的秩序維護機器——警察。在那時楊佳是絕對的弱者，作為同樣是弱者的每個個體和楊佳正處於同一戰壕，必須去面對共同的敵人——警察。他們必須根據這一事件，向這個共同的敵人宣戰。這是網絡輿論幾乎一邊倒的重要原因。 換言之，楊佳事件本身已經成為工具，輿論的主導群體利用這一工具向他們的某個對抗群體施加壓力，表面上說的是楊佳事件，實則表達的都是個人對警察群體的主觀意見。 需要指出的是，警察本身不是絕對的輿論攻擊對象，只是因為具體到楊佳事件中，人們更願意選擇楊佳作為“自己人”，發泄一部分對警察的不滿，在遭到別的事件時，則要根據事件的具體情況和當事方再做選擇，被帶入的角色也因此會發生相應的轉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爾濱警察打死人事件，在這件事件中，曾經成為眾矢之的的警察忽然搖身一變，變成了社會主流輿論歌頌的打虎英雄。 因為在所謂的“六英雄事件”中，警察對抗的是據說是個衙內，也就是權貴家族的富家子弟，對社會主流輿論來說這是一個更強勢的群體，強勢到即使是警察這樣的身份也不得不被忽略，而成為勢力遠不如對方的“非權貴群體”。社會主流輿論在此時決定選擇“警察一方”（注意，不是“警察”）為“自己人”，利用此次事件，作為向權貴一方施加壓力的工具。無論這是有意識的行為還是無意識的行為，其結果就是，該事件中被打死的一方又成了輿論攻擊的焦點。而事件到底誰是誰非已成了次要，甚至到最後，被打死的是否真的是權貴也成了次要，反正社會主流輿論就是要藉此事件發泄對權貴階層的不滿。說你是你就是，說你不是是也不是。 事實是次要的，立場是主要的。找出真相是次要的，藉機表達自己的觀點是主要的。所以我說一切都是工具。 一切公眾熱點事件都是工具，社會主流輿論利用它們伸張自己的觀點。同樣明顯的還有一個叫典型的事例，王斌餘事件。 王斌余因為不信任醫生，不肯及時讓醫生醫治妻子，導致妻兒俱亡。如果事件僅僅為此，愚昧偏執的王斌余自然會受到一邊倒的指責，但王斌余偏偏還被新聞媒體塑造出另一個身份——他不是普通外來民工，而是一個具有一定“理想”，不願甘於平淡，想根據自己的“天分”出人頭地卻又處處受挫的社會底層人物。 這又是一個很典型的幾乎是個文學化戲劇化的形象。我的友人中也有很多滿懷理想，但又暫時未被社會真正接受和認可的人，他們中的一些就開始為王斌余抱不平，對由他導致的妻兒俱亡的事實擱置不論，只為他此前的遭遇表示同情，並由此激烈表達對社會不給王斌余們太多發展機會的不滿。或一部分人只是表達對醫療系統的不滿，但也在不經意間流露出自己的些許王斌余因子。 王斌余是否真的遭到不公沒有多少人能去核實，也懶得去核實。況且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王斌余忽然獲得的這個角色，以及社會早已存在的原罪；甚至王斌余是否真的是那樣的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曾經有類“王斌余”的遭遇。於是對基本事實真相的考究和評論少之又少，更多是藉機的自我表達和情感抒發。王斌餘事件在此又成了部分人的工具（和該事件類似的還有范美忠事件）。 當然，作為情感的自然流露本身，倒也未可厚非。我們的社會確實存在許多不公正，許多陰暗面。比如我也極懷疑在楊佳事件中，公權力曾經對楊佳施加過過度暴力，而且楊佳母親一度被關進精神病院，以及蘇州網民因為所謂的散布謠言被上海警方批捕（無視於“迴避原則”），也說明我們的公權力是多麼無法無天，肆意妄為。 然而，網民在借那些工具施加壓力的同時，是否自己也在反思，自己的那些判斷很可能只是主觀意願的反應，而不是基於真實？是否反思或許事件還有另一面，真相還有待更嚴格的發掘？ 我對此持較悲觀的態度。社會輿論總認為他們做了正確的論斷，真理在握，可以壓制一切，但殊不知他們只是做出了符合自己主觀任性的判斷，而這一主觀任性又是基於他們身處的地位。以致難以避免擁有了極明顯的階級烙印。 我不否認在當下矯枉過正行為的某種存在價值及其合理性，但我也在擔心，如果社會主流輿論—這裡主要是指網民一再只根據自己的主觀任性指導行為，那麼是否會因此乏於反思，並因此種下非理性的種子？比如在家樂福事件中，許多網民荒唐的認為法國政府在資助家樂福對抗中國網民，其事件實質也是“只憑主觀臆斷，而不是根據事實和邏輯去判斷”。 我也不反對公眾借用某些“工具”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我希望公眾在如此行為的同時，也能尋找時間做下反思，看看自己是否真的為主觀完全控制了，忽略了客觀/存在的意義。因為我知道越是主觀反而越容易被欺騙，隨即會被人利用。只有善於反思才能多角度思考問題，儘可能免於被人利用。因為顯然，某些陰謀家會利用公眾的這種主觀任性，尋找到輿論的取向性，隨即根據它製造謊言。 比如在哈爾濱警察打死人事件中，也可能存在警察一方故意製造出被打死者的權貴身份的言論，以此獲取社會主流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如果真是如此，被打死方不是遭遇了極可悲的天大的冤屈？家人死了，非但得不到同情，還要被千夫所指。 我只是說了一個可能性，對事件真相究竟如何我沒有發言權，但同時絕大多數網民由於缺乏實地調查的條件，所以也難以擁有對事件真相的發言權（而他們卻在發言了）。 更多的例子我們可以在歷史上和現實中繼續找到。社會輿論的主導方一再利用他們掌控的輿論平台，宣稱他們是最普通民眾的代言人，而將自己的對手塑造成民眾的對立方——富人、權力或特權擁有者以及他們的幫凶。隨後他們炮製各種利於他們，同時又對他們的敵人不利的言論，其目的就是利用民粹主義的力量，在民眾和輿論主導方的敵人之間製造不可調和的階級對立。妖魔化對手，誇大事實，利用具有煽動性的言辭激起對立情緒。 有時，他們炮製的事實會顯得很不可思議，被妖魔化的一方簡直是無惡不作，喪盡天良，其言行甚至到了反人性反人倫反常識反邏輯的地步，但因為對立情緒極端激烈，以致民眾依然會信以為真。 此時，工具成了兇器，可以致人死命。有人勝利成為王者，有人失敗成為窮寇。歷史似乎在此時有了定論，成為窮寇的永遠是窮寇，而王者永遠高高在上。 但即使一切都是工具，還有最純粹的歷史高高在上，今天的許多所謂的真相，在最純粹的歷史之神面前依然會現出原形。歷史的最終走勢也只根據它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人們可以在某一時段內稍稍改變歷史發展的軌跡和節奏，但卻無法阻止他回到原來的軌跡，就像羅馬帝國再強大，也無法延續到今天。 再者。 真實，真正的真實是自在的，不是人力可以掩飾和改變的。就像歷史本身是不容改變的，有人會去刻意打扮，但歷史本身就在那裡，定格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定格在真實的框架內。我們未必都能看到，就好像人們未必看得到星空，但星空卻永恆存在。他就在我們頭頂，被各種事物阻斷了視線，肉眼難以得見。但如果我們能知道那阻斷的是不長久的，在它們的身後，永恆的星空依然自在和諧，我們就能隨之“看見”它的存在。 所以歷史還是高高在上，超越了一切主觀。有的人可能一生也看不見，但若有人看見了，他的心中必有星空般的澄明。 此時，他也將高高在上，俯看芸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