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根據理工科思維，是要講百分比的。假如說，當了毛澤東的秘書，百分之之八十以上的都被槍斃了，那算是多劫難。或者，百分之六十的人都自殺了，那也算多劫難。因此，百分比是很重要的。那麼，我這裡當然知識不多，不妨假設《毛》一文中敘述的事實都是真的，根據文中提供的資料，我就得不出毛澤東的秘書多劫難的結果。

首先，文中列出了毛澤東的２６位秘書，我將他們的遭遇按文中粘帖原文照登如下：

江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政治部秘書長，1928)，文革前，江華已是浙江省委書記。文革開始之後不久，江華因病住院。1967年2月上旬，江華被造反派從上海華東醫院裡抓了回來，秘密關在浙江美術學院的“牛棚”里。幸被周恩來保護，江華被送至北京，未至嚴重迫害。但江華的妻子，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仲廉卻被嚴厲迫害。當時江華夫妻分離，不通音訊。1967年1月19日17時左右，吳仲廉蹊蹺地離開了人世。吳仲廉死後，法院內外大字報鋪天蓋地，說“吳仲廉畏罪自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走資派、叛徒、對抗文革……”1月27日，省市造反派還在人民大會堂廣場召開了所謂“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吳仲廉大會”。江華1975年至1983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期間審判“四人幫”。

古柏(1929—1933),曾挨王明整肅。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古柏未能參加長征任閩粵贛邊游擊隊司令員。1935年3月6日在廣東龍川上坪鴛鴦坑因國民黨軍包圍戰死，年僅29歲。

曾碧漪(1929—1933), 古柏的妻子。

賀子珍(1929—1937)，毛的第三任妻子。

謝覺哉(1932—1934),1971年病逝。

李六如(辦公室秘書長，1932一1938) ,“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含冤而死。著作有自傳性小說《六十年的變遷》，被譯成英、日等多種文字傳世。

葉子龍(初為生活秘書，後為機要室主任。1935—1962，共27年) ，如前述。

張子彬(1936—1938)

周小舟(1936．8—1938), 1953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書記。1959年在毛打彭中，因私下說了同
情彭的話，立即被打成彭集團，批彭後變為批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四人被打成“反黨集團”。1966年，調入中科院廣州分院的周小舟即開始被批鬥。1966年12月26日早上，

周小舟以安眠藥結束自己的生命。

李一氓(1936)，文革期間，李一氓被江青和康生等人迫害，投入秦城監獄。1974年，李—氓才結束6年的監獄生活，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郵當副部長。

張如心(1937),“毛澤東思想”一詞的發明人之一。

李井泉(1938),曾任四川省委書記，三年大饑荒四川餓死人較多，原因在於他的極左思想。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紅衛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夫人肖里在揪斗中頭髮全部被扯光，最後含冤自殺；一個兒子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毆打致死。

江青(生活秘書1938．8—1976．9)，毛的妻子，不必多說。

陳伯達(政治秘書，1939年春一1970，共31年)，如前述。
胡喬木(政治秘書，1942．2—1966．6，共25年) ，如前述。

王炳南(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文革前任外交部副部長，因被控“特嫌”受迫害，妻子自殺身亡。

田家英(1948．10—966．5，共18年) ，如前述。

羅光祿(機要秘書，1948一1963．5，共15年)

高智(機要秘書，1953年初一1962．4，共11年)

林克(國際問題秘書，1954一1966，共12年)

徐業夫(機要秘書，1957—1977)

李銳(兼職秘書，1959), 59年李銳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追隨者”，被開除黨籍，不斷批鬥，遭受8年牢獄之災。文革結束後，任中組部副部長。晚年成為毛澤東生平事跡的研究專家。
戚本禹(“文革”初期—1968年初)，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並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是中央文革小組“小三”王、關、戚中最後被隔離審查的。 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 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高碧岑(機要秘書，?—1974)

張玉鳳(機要秘書，1975年初—1976．9), 張玉鳳曾是毛澤東專列的列車服務員，她正式調進中南海，是在1970年7月。後來，毛澤東與夫人江青分居，江青要見到毛，反而要求張。

那麼，《毛》一文之所以要這樣寫，當然是似乎要把毛澤東往虐待狂的路子上推，而不簡單地就是劫難，也是試圖說明毛澤東的左的錯誤的嚴重性。但是，既然如此，有一些和毛澤東的左的錯誤無關的劫難，比如說被國民黨軍打死，如古柏，那跟毛澤東的人品毫無關係，硬要加進“秘書多劫難里”，是不合理的。

另一方面，任何人的秘書，都有可能受到這個人的批評，或者嚴厲批評，或者受到某種處分，這在當任何私企的老闆的秘書中都是常見的，如果說老闆不訓斥秘書，不命令秘書檢討，那對於大多數老闆幾乎是不可能之事。因此不能夠認為一旦受到了批評，訓斥，都叫受到了迫害。就迫害一詞的原意，也不應當是這樣的。

例如，文中講到了葉子龍的麻煩源於所謂“竊聽器事件”。但是我在網上搜索葉子龍的材料，葉子龍的回憶錄中寫到：“1962年春的一天，毛澤東與我進行了一次長談。他提出，你最好離開中南海，他說：“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還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他還說：“我快七十歲了，人活七十古來稀。你也不年輕了，這裡不是長久之計，對你們的進步不利，走也好。”他還說：“我死以後，你會看到人們對我的評價，二八開，三七開，隨它去！自有後人評判。你也是三七開，有缺點，這不要緊，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麼，今後改正就是了。”他最後說：“你自由了，我還要堅守陣地。你我一起這麼多年，互相知底，就不多說了。”談話後，他破例把我送出門外，並主動提出一起照個相。這是我二十七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毛澤東單獨合影。”

這說明了，葉子龍在離開毛澤東的時候，並不是敵我矛盾，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既然如此，那種挨批評的事情，不應當被認為是迫害。

因此，就在這二十六個秘書中數一數確實是因為毛澤東的左的錯誤而受到了迫害的吧，那就是江華，李六如，周小舟，李一氓，李井泉，陳伯達，王炳南，田家英，李銳，戚本禹這十位。因此占二十六個秘書的百分之三十八，仍然是不多的。

而且，列出的二十六個秘書，我認為，有可能分母還小了。為什麼呢？就說其中的一位，李銳，上面寫着（兼職秘書），但是，好象這個列表中兼職秘書就此一位似的，讓人懷疑，其實還有那麼七八十位沒有列入。如果真的能夠在上面的名單中再加進七八十位兼職秘書，那分母一大那個文章的標題就更撐不住勁了。因為，既然１９５９年有兼職秘書，那麼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等等就都應當有兼職秘書啊，為什麼就此一個？

好，還是就假設二十六個秘書吧。上面的確是被認為是左的錯誤而導致了迫害。但是，仍然有幾種情況。一種是那個秘書自己要擔責任的，不干毛澤東的事情，那麼，陳伯達應當算是一位吧？因為在文革結束後，陳伯達仍然算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人接受審判，既然如此，就和毛澤東有沒有迫害狂沒有什麼關係，是陳的確自己不好。還有戚本禹，是在文革結束後被依法逮捕和判刑的，那就和毛澤東更沒有多大關係。

因此，這樣的自找的事情，就已經去掉了兩個人，因此只有八個人了，用八除以二十六，那就是百分之三十了。

但是，還是要考慮到，這八個人中，哪些是正在當秘書的時候倒的楣，哪些是已經不當秘書當了其它的大官倒的楣。在這裡面當了其它的大官而倒了楣的，有江華，周小舟，李井泉，王炳南這四人。這樣還剩下四個人，用四除以二十六，那就是百分之十五，那個比例就已經很少了。

那麼有的人會說，那四個當了大官的在文革受到迫害，也是毛澤東的左的錯誤所致。你說的對，沒錯。但是，就需要考慮，其它的相同級別的大官中，受到迫害的比例有多少？如果那個比例，和當了毛澤東秘書再當大官的比例，相比起來是差不多的，那麼，你可以認為毛澤東的左的錯誤嚴重，但是對於文章的這個假標題《毛澤東的秘書為何多劫難》就不切題了，因為這個題目要給人的印象，就是毛澤東這個人不好打交道，如果當他的秘書，就會多劫難。那你倒不如說在毛澤東手下當官的人都多劫難算了，何必專門拿秘書出來專門說事呢？

再說剩下的這最後四位，李六如，李一氓，田家英，李銳，也還是有說道的。例如，這個李一氓雖然在文革期間被捕入獄，但是，也是在文革期間被平的反，１９７４年就任副部級幹部，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結局還是不錯的。而李六如，文中講到“含冤致死”是相當模糊的，總得有一個死法？坐老虎凳？或者其實就是病死？因為看來不是自殺。而且並沒有講到被捕，因此是不是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都沒有講，因此存疑。因為，被後面的許多文人，將許多在文革期間正好病死的人都說成是迫害致死，這樣的事情是常見的。而田家英，並沒有斷定他是敵我矛盾，因此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因此，無非是人民內部矛盾中的權力角斗罷了，就好象一個大公司上層內部的權力爭鬥一樣，如果沒有違反規矩亂來，正常的權力角斗談不上什麼“多劫難”，自殺有一些過於極端，且並不是說被上了各種刑罰而自殺，而有才華的文人，是容易有自殺傾向的，例如海明威不也是自殺麼？還有香港的著名演員，也自殺。

這麼一來真正不存疑的（其實也存疑）倒了楣的也就是李銳一個人了，因此，當毛澤東的秘書，大多數人，還是安全的，好的，尤其是，如果一個人根本就不想當官，也不在乎同行的擠壓，也不干政，我敢說根本就特別安全。

綜上所述，《毛澤東的秘書為何多劫難》一書，標題是不準確的，也無學術意義，除了有醜化毛澤東的意義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