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完文章之前，请诅咒“中国即将崩溃”的人先不要欢呼，也请“爱国者”们先不要破口大骂。因为我只想就事论事，希望危机消弭于无形。

中国的危机，潜伏于如下几个方面：

1. 政治危机政治危机首先来自于权力的私人占有和私相授受。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淡出政治舞台的关键时刻，江泽民面临着一个成为历史伟人的难逢机遇，他本来可以适时地修改党章和宪法，使权利传承成为制度化的交接。使中国走向政治稳定的发展之路。遗憾的是，利令智昏的江泽民，不仅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中遍插亲信，使中共在国人心目中的诚信形象降到最低点。更可怕的是，居然利用军队中的既得利益者利用权利保护江泽民继续推行老人政治，为中国政治局势埋下了一棵不定时炸弹。众所周知，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指挥全党、全军、全国达十几年。按说江泽民师法邓小平，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应该顺理成章。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邓小平时代，由于历史的原因，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都无法利用总书记的身份指挥全党。即使邓小平不幸作古，也还会有超级老人跃上垂帘宝座。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正是在这些老人的反对下才黯然下台的。邓小平的垂帘听政，正是为了压制老人中抵制改革的顽固分子。可以说，邓小平的破坏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早日建立更健全的制度。一旦选定了当时支持改革的江泽民上台，就以宣告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方式，率领“第二代”老人退出证坛。在江泽民证明了他坚持改革后，就及时地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之所以没有及时修改党章和宪法将军队最高领导权归于党中央领导集体，我猜想可能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邓小平刚刚辞职就修改，难免给人以专门为邓小平修改党章的猜忌。其二，江泽民当时接任了军委主席，已经使党政军大权归入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此修改党章已经不是迫切的需要。运筹帷幄的邓小平却没有想到，江泽民利用枪指挥党的先例，再一次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指挥全军，虎视党中央的领导者。可能有人会认为：既然邓小平这么做证明没有什么危机，现在江泽民照做难道就会产生什么危机吗？诚然，我们只能说，邓小平的做法没有将危机积聚到“中国崩溃”的程度而已，但是在邓小平时代却产生了无数次学潮和一次几乎导致中国崩溃的巨大政治风波。现在江泽民东施效颦，一旦引发89年那样巨大的风波，他有能力、有威望平息吗？而在邓小平时代，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尊重“老干部”的，社会对老人政治的厌恶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10年后的今天，如果照邓小平的模式掌控权利的话，那就是不进则退，开历史的倒车。中国的百姓能够接受吗？可能江泽民已经做好了因应准备：一旦爆发反对浪潮，早点开枪镇压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早点把现代“赵紫阳”囚禁起来，这样不就不会有两种声音了吗？试问江泽民，以邓小平的威望尚且有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难道你就有十足把握能够指挥军队为了你个人的权位而大开杀戒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今天的社会矛盾一旦爆发，恐怕连开枪也不一定能够镇压下去。利欲熏心的恋栈心态、权利传承的私相授受，已经把为改革开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江泽民变成了中国的蛀虫。如果因此而引发社会动乱，那他就是千古罪人！

政治危机的第二个方面潜伏于对当前政治体制的不满。当年，邓小平说“有反对的声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因此，在社会发展程度远远不及今天的20年前，在各种官方的媒体上，也经常可以见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在江泽民掌控权利后，抛出“宏扬主旋律”的政策，对新闻舆论自由进行了无情压制。因此，13年来，学潮和民间的抗议活动似乎绝迹了。但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是因为大家的不满减少了，还是被强权压制住了？积聚了13年的不满情绪，一旦爆发，我们很难预料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压制住舆论，并不能压制住人们对当权者的不满，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该骂谁还骂谁。可是，江泽民等掌权者却永远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了。即使江泽民任命的官吏在挖江家的祖坟，他也无法知道了，因为地方的舆论同样受到地方的压制。那么多恶性事故都被掩盖，不正是压制舆论自由的恶果吗？

政治危机的第三个方面凝聚于人们对腐败的不满。赵紫阳主导经济时代的腐败，基本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物资和小额走私，民众称其为官倒。李鹏主导经济时代的腐败则主要是批地皮和通过控制垄断性行业（如电力、电信）及中等规模的走私。到江泽民主导的时代，哈哈，前面两个腐败层面出现了量的飞跃（因价格双轨制以取消，官倒少了，转变为直接从国库里贪污或从银行里挪用），更产生出赖昌星这样的巨额走私集团，甚至传闻有军舰护卫走私。因为金融体制的改革，腐败分子们有开辟了很多迅速聚敛大笔钱财的腐败渠道，如股市、重大建设项目等。客观地说，江泽民家族可能并没有聚敛多少钱财，至少不象李鹏家族传说的那样巨大。但是，是那些官员却都是江泽民任人唯亲提拔的，江泽民的“不作为”阻挠了各种监督制度的建立。更为可恶的是，惩治腐败居然成了打击政治异己的手段。反对江泽民的人，哪怕你仅仅是把官方活动的礼物摆放在办公室（应该交国库），也照样可以判你16年。支持江泽民的人，哪怕你跟巨大腐败案如远华案牵涉再深，你照样可以进最高领导层。这样选择性办案的结果，使腐败分子们都学会了一招：“解决拥护江泽民的领导，放心大胆地腐败”。所有这些都可能是道听途说，但是，中国的政治危机正在于，大部分老百姓相信这样的传说！

2. 经济危机我们已经看到，过去的13年是中国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13年，虽然发展速度略小于胡耀邦赵紫阳（或说邓小平）时代，但发展势头却非常良好，外资也大量涌入。经济发展的势头历经两次经济危机而未陷衰退。其中的功劳当然主要归功于朱容基，江泽民也是功不可没。这13年来没有搞一次政治活动就是最好的贡献。国内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也应该辨证的分析。一方面，在拉大国内差距的同时，缩小了高收入者同国际的差距，极大地增强了对人才和投资的吸引力。外资的大量涌入和海外人才的回流已经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拉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分配造成的，社会强势群体和个人利用自己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有利地位，加大了聚敛力度，使财富迅速积聚于少数人的手中。这无疑将阻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经济危机的另一个层面是金融系统的大量呆帐坏帐，已经远远超过了危险水平，一旦发生挤兑，中国的金融系统将马上面临崩溃。金融系统的僵化体制，也使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空间接近于零。本来，如果人民币贬值，将可以帮助企业减少成本，增加出口竞争力。但是，在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无异于直接从贫苦劳工的口袋里掏钱，社会购买力将受到沉重打击。开发国内市场的努力将会遇到更大阻力，甚至可能直接导致社会动乱。而人民币升值如何呢？工薪阶层的收入将得到增加，贫富差距会有所减小，企业成本的增加范围也可以限制在能够消化的水平。在人力成本远远低于世界水平的情况下，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很小。因为人民币的增值将提高企业购买设备的能力，而降低购买劳动力的能力。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即使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也远远低于国外水平，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对企业成本增加的压力非常有限。那么，是不是人民币可以升值了呢？非也。银行的坏帐在那里趴着，任何人民币升值的变动都会增加银行的负担，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同时，股市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个毒瘤。其一，国有股不流通，但却随时威胁着脆弱的股市。从长远来看，这种同股不同酬的现象终归要消灭的。而消灭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成本，无疑将落到股民的头上。其二，股市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成了企业圈钱、庄稼赚钱的工具。由于政策造成的“壳”资源紧缺，奄奄一息的企业居然可以股值飞涨，而彻底倒闭的企业，居然可以通过出卖壳资源赚最后一笔钱。由于目前股票市赢率普遍居于很高的水平，股市几乎不可能再有多少增长空间，尽管目前的股市是从很高的价位上落回来的。但是，由于社保基金等大量基金的投入，股市也套住了很多不可能允许股市进一步回落的庄稼，股市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也几乎是零。如果没有好的办法解开这种“滞涨”的局面，股市迟早会引发经济危机。

另外，经济财政政策也基本走到了尽头，如果再靠大规模举债刺激经济，政府的信用将面临严峻考验。一旦负债水平突破政府的负担能力，南美洲式的经济危机就要来临了。何况政府的债务还不仅局限在中央政府，很多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已经达到了他们负担不起的程度。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腐败的普遍存在，政府投资的大型项目，会有很多资金迅速落入腐败分子之手，这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原因之一。由于害怕法律的惩处，这部分腐败资金要么转移到国外，要么潜藏在民间，很难指望他们在短时间内刺激到市场消费。何况，有几个腐败分子是因为无钱生存而腐败的，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腐败得来的钱进行正常的消费。尽管在经济财政政策的源头是滚滚洪流，到刺激市场消费时早已经在水渠的暗流里流失了许多。何时指望靠因市场扩大而增加的税收来偿还这些政府债务呢？

3. 社会危机首先，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增加，农民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距不断拉大，即使他们是甘愿沉默的老黄牛，也难免有在沉默中爆发的一天。由于地方政府不受监督的胡作非为，官民关系已经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地方官僚的摇钱树。在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下还要通过公安办案来榨取钱财，为了敲诈钱财，甚至不惜制造“处女卖淫”这样的冤案来制造罚款。如果农村的吏治得不到改善，爆发规模性的农民起义恐怕不是杞人忧天。因为，不抗争，难道他们还有别的活路吗？

城市的失业问题也是社会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行同虚设的社保体系，根本保障不到下岗失业者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不断听到因失业而自杀的传闻，难免这些自杀的传闻演变成他杀的骚乱。事实上，已经在全国各地爆发了无数次集体抗议的声浪。新闻封锁当然会让百姓感觉不到这种危险，但却无法消灭这种危机的存在。

司法腐败可能是造成社会危机的另一个根源。本来司法体系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目前的情况却是司法系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公安强奸、公安杀人、公安抢劫不绝于耳，凭关系判案、靠金钱胜诉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在最高司法当局，查办腐败成为打击对手的手段。而在全国，查办腐败则成为办案者发家至富的捷径。

如此社会环境，一旦危机爆发，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饱受欺凌的平民支持动乱？有什么力量可以吸引那些花钱买来官位的小丑们忠于国家？

难道中国就只有等待崩溃吗？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出路总还是有的。首先，最高权利的传承一定要法律化、制度化。江泽民等老一代人就不可能通过权力捞取无边好处，将来胡锦涛等也必须遵守这一制度将权力移交给更新一代的、更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继任者。这样，最高权力的斗争就可以避免，使国家领导人可以真正做到“聚精会神抓经济、全心全意谋发展”。将由最高权力斗争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减少到零。其次，开放舆论监督渠道，保障百姓对政府和社会事务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将尸位素餐或祸国殃民的官僚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恢复百姓对政府的信心。第三，严惩各种领域的腐败，使百姓成为各种投资的真正受益者。要惩治腐败没有全社会的监督是不可能的。统计已经揭露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是因为人们的举报而开始查办的。可见，民间的监督是防止腐败的最主要力量。第四，明确最高领导者的责任、权力与义务关系，结束内部权力斗争局面。把领导人用于权力斗争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和社会建设上来，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完善社保体系，真正给失业者以生活的希望和灿烂的未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任由这种政治暗箱操作、腐败横行的局面发展下去，我们真得离亡国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