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機四伏的中國 |
| 送交者: 庖丁解牛 2002年12月28日17:14:0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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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完文章之前,請詛咒“中國即將崩潰”的人先不要歡呼,也請“愛國者”們先不要破口大罵。因為我只想就事論事,希望危機消弭於無形。 中國的危機,潛伏於如下幾個方面: 1. 政治危機政治危機首先來自於權力的私人占有和私相授受。在第三代領導集體淡出政治舞台的關鍵時刻,江澤民面臨着一個成為歷史偉人的難逢機遇,他本來可以適時地修改黨章和憲法,使權利傳承成為制度化的交接。使中國走向政治穩定的發展之路。遺憾的是,利令智昏的江澤民,不僅在新一代領導集體中遍插親信,使中共在國人心目中的誠信形象降到最低點。更可怕的是,居然利用軍隊中的既得利益者利用權利保護江澤民繼續推行老人政治,為中國政治局勢埋下了一棵不定時炸彈。眾所周知,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指揮全黨、全軍、全國達十幾年。按說江澤民師法鄧小平,繼續擔任軍委主席應該順理成章。但是,我們也知道,在鄧小平時代,由於歷史的原因,無論是胡耀邦還是趙紫陽,都無法利用總書記的身份指揮全黨。即使鄧小平不幸作古,也還會有超級老人躍上垂簾寶座。胡耀邦和趙紫陽也正是在這些老人的反對下才黯然下台的。鄧小平的垂簾聽政,正是為了壓制老人中抵制改革的頑固分子。可以說,鄧小平的破壞制度是不得已而為之,是為了早日建立更健全的制度。一旦選定了當時支持改革的江澤民上台,就以宣告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方式,率領“第二代”老人退出證壇。在江澤民證明了他堅持改革後,就及時地辭去了軍委主席的職務。之所以沒有及時修改黨章和憲法將軍隊最高領導權歸於黨中央領導集體,我猜想可能是基於兩方面的考慮。其一,鄧小平剛剛辭職就修改,難免給人以專門為鄧小平修改黨章的猜忌。其二,江澤民當時接任了軍委主席,已經使黨政軍大權歸入黨中央領導集體,為此修改黨章已經不是迫切的需要。運籌帷幄的鄧小平卻沒有想到,江澤民利用槍指揮黨的先例,再一次以普通黨員的身份指揮全軍,虎視黨中央的領導者。可能有人會認為:既然鄧小平這麼做證明沒有什麼危機,現在江澤民照做難道就會產生什麼危機嗎?誠然,我們只能說,鄧小平的做法沒有將危機積聚到“中國崩潰”的程度而已,但是在鄧小平時代卻產生了無數次學潮和一次幾乎導致中國崩潰的巨大政治風波。現在江澤民東施效顰,一旦引發89年那樣巨大的風波,他有能力、有威望平息嗎?而在鄧小平時代,還是有很多人,非常尊重“老幹部”的,社會對老人政治的厭惡還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程度。10年後的今天,如果照鄧小平的模式掌控權利的話,那就是不進則退,開歷史的倒車。中國的百姓能夠接受嗎?可能江澤民已經做好了因應準備:一旦爆發反對浪潮,早點開槍鎮壓不就萬事大吉了嗎?有了上次的教訓,這次早點把現代“趙紫陽”囚禁起來,這樣不就不會有兩種聲音了嗎?試問江澤民,以鄧小平的威望尚且有軍隊拒絕向民眾開槍,難道你就有十足把握能夠指揮軍隊為了你個人的權位而大開殺戒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天的社會矛盾一旦爆發,恐怕連開槍也不一定能夠鎮壓下去。利慾薰心的戀棧心態、權利傳承的私相授受,已經把為改革開放做出過巨大貢獻的江澤民變成了中國的蛀蟲。如果因此而引發社會動亂,那他就是千古罪人! 政治危機的第二個方面潛伏於對當前政治體制的不滿。當年,鄧小平說“有反對的聲音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因此,在社會發展程度遠遠不及今天的20年前,在各種官方的媒體上,也經常可以見到一些不同的聲音。但是,在江澤民掌控權利後,拋出“宏揚主旋律”的政策,對新聞輿論自由進行了無情壓制。因此,13年來,學潮和民間的抗議活動似乎絕跡了。但是,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是因為大家的不滿減少了,還是被強權壓制住了?積聚了13年的不滿情緒,一旦爆發,我們很難預料會是什麼樣的後果。壓制住輿論,並不能壓制住人們對當權者的不滿,街頭巷尾,茶餘飯後,人們該罵誰還罵誰。可是,江澤民等掌權者卻永遠聽不到人民的聲音了。即使江澤民任命的官吏在挖江家的祖墳,他也無法知道了,因為地方的輿論同樣受到地方的壓制。那麼多惡性事故都被掩蓋,不正是壓制輿論自由的惡果嗎? 政治危機的第三個方面凝聚於人們對腐敗的不滿。趙紫陽主導經濟時代的腐敗,基本是利用價格雙軌制倒賣物資和小額走私,民眾稱其為官倒。李鵬主導經濟時代的腐敗則主要是批地皮和通過控制壟斷性行業(如電力、電信)及中等規模的走私。到江澤民主導的時代,哈哈,前面兩個腐敗層面出現了量的飛躍(因價格雙軌制以取消,官倒少了,轉變為直接從國庫里貪污或從銀行里挪用),更產生出賴昌星這樣的巨額走私集團,甚至傳聞有軍艦護衛走私。因為金融體制的改革,腐敗分子們有開闢了很多迅速聚斂大筆錢財的腐敗渠道,如股市、重大建設項目等。客觀地說,江澤民家族可能並沒有聚斂多少錢財,至少不象李鵬家族傳說的那樣巨大。但是,是那些官員卻都是江澤民任人唯親提拔的,江澤民的“不作為”阻撓了各種監督制度的建立。更為可惡的是,懲治腐敗居然成了打擊政治異己的手段。反對江澤民的人,哪怕你僅僅是把官方活動的禮物擺放在辦公室(應該交國庫),也照樣可以判你16年。支持江澤民的人,哪怕你跟巨大腐敗案如遠華案牽涉再深,你照樣可以進最高領導層。這樣選擇性辦案的結果,使腐敗分子們都學會了一招:“解決擁護江澤民的領導,放心大膽地腐敗”。所有這些都可能是道聽途說,但是,中國的政治危機正在於,大部分老百姓相信這樣的傳說! 2. 經濟危機我們已經看到,過去的13年是中國經濟總量規模最大的13年,雖然發展速度略小於胡耀邦趙紫陽(或說鄧小平)時代,但發展勢頭卻非常良好,外資也大量湧入。經濟發展的勢頭歷經兩次經濟危機而未陷衰退。其中的功勞當然主要歸功於朱容基,江澤民也是功不可沒。這13年來沒有搞一次政治活動就是最好的貢獻。國內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也應該辨證的分析。一方面,在拉大國內差距的同時,縮小了高收入者同國際的差距,極大地增強了對人才和投資的吸引力。外資的大量湧入和海外人才的回流已經證明這個政策是正確的。另一方面,貧富差距的拉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分配造成的,社會強勢群體和個人利用自己在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的有利地位,加大了聚斂力度,使財富迅速積聚於少數人的手中。這無疑將阻礙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經濟危機的另一個層面是金融系統的大量呆帳壞帳,已經遠遠超過了危險水平,一旦發生擠兌,中國的金融系統將馬上面臨崩潰。金融系統的僵化體制,也使人民幣匯率的調整空間接近於零。本來,如果人民幣貶值,將可以幫助企業減少成本,增加出口競爭力。但是,在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的情況下,人民幣貶值無異於直接從貧苦勞工的口袋裡掏錢,社會購買力將受到沉重打擊。開發國內市場的努力將會遇到更大阻力,甚至可能直接導致社會動亂。而人民幣升值如何呢?工薪階層的收入將得到增加,貧富差距會有所減小,企業成本的增加範圍也可以限制在能夠消化的水平。在人力成本遠遠低於世界水平的情況下,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很小。因為人民幣的增值將提高企業購買設備的能力,而降低購買勞動力的能力。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即使在北京、上海、深圳這樣的地方也遠遠低於國外水平,勞動力價格的提高對企業成本增加的壓力非常有限。那麼,是不是人民幣可以升值了呢?非也。銀行的壞帳在那裡趴着,任何人民幣升值的變動都會增加銀行的負擔,甚至引發金融危機。 同時,股市成為中國經濟的另一個毒瘤。其一,國有股不流通,但卻隨時威脅着脆弱的股市。從長遠來看,這種同股不同酬的現象終歸要消滅的。而消滅這種不合理現象的成本,無疑將落到股民的頭上。其二,股市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成了企業圈錢、莊稼賺錢的工具。由於政策造成的“殼”資源緊缺,奄奄一息的企業居然可以股值飛漲,而徹底倒閉的企業,居然可以通過出賣殼資源賺最後一筆錢。由於目前股票市贏率普遍居於很高的水平,股市幾乎不可能再有多少增長空間,儘管目前的股市是從很高的價位上落回來的。但是,由於社保基金等大量基金的投入,股市也套住了很多不可能允許股市進一步回落的莊稼,股市進一步下降的空間也幾乎是零。如果沒有好的辦法解開這種“滯漲”的局面,股市遲早會引發經濟危機。 另外,經濟財政政策也基本走到了盡頭,如果再靠大規模舉債刺激經濟,政府的信用將面臨嚴峻考驗。一旦負債水平突破政府的負擔能力,南美洲式的經濟危機就要來臨了。何況政府的債務還不僅局限在中央政府,很多地方政府的舉債規模已經達到了他們負擔不起的程度。同時,我們還要看到,由於腐敗的普遍存在,政府投資的大型項目,會有很多資金迅速落入腐敗分子之手,這也是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原因之一。由於害怕法律的懲處,這部分腐敗資金要麼轉移到國外,要麼潛藏在民間,很難指望他們在短時間內刺激到市場消費。何況,有幾個腐敗分子是因為無錢生存而腐敗的,他們根本就不需要腐敗得來的錢進行正常的消費。儘管在經濟財政政策的源頭是滾滾洪流,到刺激市場消費時早已經在水渠的暗流里流失了許多。何時指望靠因市場擴大而增加的稅收來償還這些政府債務呢? 3. 社會危機首先,農村貧困人口進一步增加,農民與其他社會階層的差距不斷拉大,即使他們是甘願沉默的老黃牛,也難免有在沉默中爆發的一天。由於地方政府不受監督的胡作非為,官民關係已經達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農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地方官僚的搖錢樹。在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下還要通過公安辦案來榨取錢財,為了敲詐錢財,甚至不惜製造“處女賣淫”這樣的冤案來製造罰款。如果農村的吏治得不到改善,爆發規模性的農民起義恐怕不是杞人憂天。因為,不抗爭,難道他們還有別的活路嗎? 城市的失業問題也是社會危機爆發的根源之一。行同虛設的社保體系,根本保障不到下崗失業者的基本生存條件。我們不斷聽到因失業而自殺的傳聞,難免這些自殺的傳聞演變成他殺的騷亂。事實上,已經在全國各地爆發了無數次集體抗議的聲浪。新聞封鎖當然會讓百姓感覺不到這種危險,但卻無法消滅這種危機的存在。 司法腐敗可能是造成社會危機的另一個根源。本來司法體系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目前的情況卻是司法系統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公安強姦、公安殺人、公安搶劫不絕於耳,憑關係判案、靠金錢勝訴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在最高司法當局,查辦腐敗成為打擊對手的手段。而在全國,查辦腐敗則成為辦案者發家至富的捷徑。 如此社會環境,一旦危機爆發,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擋飽受欺凌的平民支持動亂?有什麼力量可以吸引那些花錢買來官位的小丑們忠於國家? 難道中國就只有等待崩潰嗎?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出路總還是有的。首先,最高權利的傳承一定要法律化、制度化。江澤民等老一代人就不可能通過權力撈取無邊好處,將來胡錦濤等也必須遵守這一制度將權力移交給更新一代的、更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繼任者。這樣,最高權力的鬥爭就可以避免,使國家領導人可以真正做到“聚精會神抓經濟、全心全意謀發展”。將由最高權力鬥爭引發社會動盪的危險減少到零。其次,開放輿論監督渠道,保障百姓對政府和社會事務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將尸位素餐或禍國殃民的官僚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恢復百姓對政府的信心。第三,嚴懲各種領域的腐敗,使百姓成為各種投資的真正受益者。要懲治腐敗沒有全社會的監督是不可能的。統計已經揭露的腐敗案件,絕大多數是因為人們的舉報而開始查辦的。可見,民間的監督是防止腐敗的最主要力量。第四,明確最高領導者的責任、權力與義務關係,結束內部權力鬥爭局面。把領導人用於權力鬥爭的精力轉移到經濟和社會建設上來,在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同時,完善社保體系,真正給失業者以生活的希望和燦爛的未來。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如果任由這種政治暗箱操作、腐敗橫行的局面發展下去,我們真得離亡國不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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