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不是英雄是惡人（一） 時間: 2003-4-05 周六, 上午9:50 作者：蘆笛 在 罕見奇談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不是英雄是惡人（一） 蘆笛 尊敬的陪審團諸位先生： 法庭辯論現已結束。請允許我在此作總結髮言。 首先，請允許我對嫌疑人的辯護人云兒大律師和非文人大律師表示衷心感謝並致以崇高敬意。因為他們的主動合作，使本虛擬法庭能夠開起來，對愚昧的大陸人進行了一次生動的民主法治教育。 的確，哪怕是在許多所謂“海外精英”中，起訴他們心目中的“人民英雄”都是駭人聽聞之舉。這些人白白出國多年，卻連“無罪推定”、“公平審判”的起碼感性知識都沒有，連“審判≠批鬥≠定罪≠侮辱”都不懂，連“審判”、“嫌疑人”是個中性詞彙都不知道，以為“審判柴玲＝侮辱柴玲”，為此在觀眾席中對本檢進行了種種侮辱。 在這種愚昧的國情下，兩位律師以敏銳周密的思維能力和出色的風度，為在中文網上進行文明政治辯論作出了楷模。希望他們的表現，對只知道以人身攻擊侮辱持不同政見者的“民主”人士會有所觸動。 光從這些“民主人士”的表現中，人們就不難看出，如果１９８９年真的發生了柴玲希望的事，獨裁政府被人民推翻了，一個“真正的人民共和國”建立了，今日中國會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本檢在此想着重指出：沙灘上是建立不起寶塔來的，出於污泥，豈能不染？一個被萬惡的黨文化特別是“鬥爭哲學”浸透了每一寸領土的腐惡國度中，決不會有什麼真正的民主運動，也不會哺育出真正的民主領袖，有的只會是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使用黨媽媽教給他們的那套童子功，欺騙煽動人民去和政府較量，實現私人野心或達到卑污的個人目的。 王軍濤先生說，“六四是一場有罪人而無惡人的運動”。他這話說得西化了些，不懂英文的人可能不明白。他所說的“罪人”，意思大概是criminals，中文就是“罪犯”，而“惡人”，意思大概為sinners，指的是犯了道德錯誤者。他這裡的意思很明確：六四中的罪犯是中共當局，而學生領袖是沒錯的，連道德責任都用不着負。他這個觀點很有代表性，直到現在，“天安門一代”還在被許多人當成英雄歡呼。 本檢認為，這個評價違反了歷史真實。本案審理表明，某些學運領袖不但不是英雄，反而是道德意義上的壞人，其中情節特別惡劣者，甚至觸犯了刑律，其實是罪犯。最可悲的是，這些人作惡甚至犯罪，根本就不是像好來塢電影中的壞人那樣，因為天性邪惡，蓄意犯下反社會的罪行來，而是真誠地為他們的信念鬥爭。可惜，他們相信的完全是黨文化那一套。鬥爭方向錯了，車再好，馬再快，不但永遠到不了楚國，而且必然陷入“集體無意識作惡”之中。本案嫌疑人柴玲就是這樣一個最有代表性的悲劇式的人物。 為說明這點，請允許我從中國社會文化歷史背景的角度對此案進行一番剖析。 一、我們的“鬥爭”和他們的“鬥爭” 六四迄今已近１４年了。中外議論這一歷史悲劇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可悲的是，除了本檢的文章，似乎沒有哪個論者一語道出了癥結，那就是：運動之所以以如此慘絕人寰的悲劇落幕，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的指導思想完全錯了。無論是草根民眾、是風雲一時的學生領袖和幕後可能有的高參、還是舉起屠刀的獨裁政府，所有人的指導思想其實都是同一個：萬惡的“鬥爭哲學”。 限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學運的參與者、領導者和出謀劃策者們的思路都只能是我黨教給他們的那一套。他們根本就沒有可能認識到：社會進步當然需要人民與統治者進行鬥爭，但這種鬥爭的目的，應該是而且只能是達成對人民有利的妥協。 因此，鬥爭必須是有明確、具體、有限訴求的，每次鬥爭的訴求，都應該統治者讓步的上限，不但具有迫使統治者讓步的可能，而且具有客觀可行性和漸進的特點。鬥爭應該是有節制的，鬥爭者應具有高度的靈活應變能力，如果發現訴求超出了統治者的最大讓步極限，領導者們應能及時調整己方要求，及時達成妥協，使鬥爭在迫使統治者作出一定讓步後勝利結束。在本質上，它與農貿市場上司空見慣的討價還價活動並無差別，是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 縱觀文明世界史，這就是人民逐漸獲得政治權利的鬥爭正道。西方民主社會的建立，走的是一條緩慢漸進的上升曲線，在每一個微觀階段都因人民的有限鬥爭或統治者的主動被動讓步而出現一個明顯進步，但絕不是大幅度飛躍或突變。英國、北歐諸國的民主社會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為世人普遍盲目膜拜的法國大革命，其實只造成了使社會大幅度倒退的混亂局面。社會的穩定持續進步，還是在革命結束將近百年後才開始出現的。 我黨提倡的“鬥爭”則在本質上完全與此相反。它的目的不是人民自身起來爭取具體的權益，也不是謀求社會進步，而是為某個集團奪取政權。因此，它的宗旨是不是謀求妥協，而是通過“合法鬥爭”來羞辱對方，在拒絕與對方合作並作出任何讓步的同時，抓住一切機會宣傳對方對談判缺乏誠意，堵死對方下台的一切可能，使對方在惱羞成怒之餘舉起屠刀，從而向人民暴露統治者的反動殘暴本質，以此“喚醒民眾”、“教育人民”，將他們拉到己方來形成統一戰線，最後達到孤立對方並最後推翻對方，自己取而代之的戰略目的。 因此，這種“鬥爭”，其實是“戰爭”的同義語，它是流血或不流血的戰爭，目的是消滅對方，而不是和平共處。實質既然如此，則它最大的特點自然就是所謂“堅定性”，亦即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在共產黨的詞典里，“妥協”就等於“投降”。任何主張妥協的人，都要被譴責為“投降派”、“陰謀家”、“特務”、“奸細”，等等。從志在奪權的野心家們那面來說，這倒確實是順理成章的邏輯結論，既然是中國式奪權，它當然就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心慈手軟”、“書生氣十足”就是“宋襄公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毛澤東語）。 這就是“天安門一代”長大時學會的東西。他們對“鬥爭”和“妥協”的理解，絕對超不出上面的概括，正如魚缸里的金魚不會長出超過魚缸的身材、北半球的人看不見南極星空中的南十字座一樣。因此，當他們在８９年起來和當局鬥爭之時，絕對只可能使用黨媽媽耳提面命教會他們的童子功。 ８９學運最明顯的表象特點，是它只有模糊不清的口號，根本沒有明確的具體訴求。此特點不但為許多論者在事後指出，而且已經為採訪柴玲的記者注意到了。在柴玲的歷史性證言中，記者多次詢問柴對學運的具體打算以及實現它們的計劃，柴卻除了“指望人民起來和下流政府較量”這個不着邊際的夢想之外，什麼都說不出來。 那講話還暴露了柴玲作為一個碩士生，其精神世界的驚人的蒼白與荒涼。她不但對自己追求的“民主”毫無最起碼的理性和感性認識，對馬丁·路德·金這樣一個深刻影響了現代文明史的重要人物一無所知，甚至還不倫不類地篡改了魯迅的詩句，把它強加在譚嗣同頭上。 如果說她毫無建設性知識，對黨教會她的那套破壞性知識卻非常精通。如果我們把她譴責的對象置換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則那個講話完全可以作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性教材，送入“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 的確，她不但是最堅定的“堅定分子”，反對一切妥協，和形形色色的“陰謀家、投降派、特務、奸細”作鬥爭，而且徹底看穿了反動政府的殘暴本質，根本不對之抱任何幻想，將對話輕蔑地斥為“白日做夢”。總而言之，她完全是中共電影裡“江姐”式的革命女英雄，在她眼裡，中共政府就是她從小看熟的《農夫和蛇》裡的那條毒蛇、《東郭先生和狼》中的那隻狼。 柴玲的知識結構的致命缺陷，其實是所有學運參加者和涉及者包括當時的文化界、知識界的共同特點。一言以蔽之，我黨只教會了大家怎樣去破壞一個舊世界，卻不懂並禁止大家去學習怎樣和平推動一個舊世界發展，使之逐漸轉變為一個新世界。 這裡，歷史對中共作的最大嘲弄是：當初他們發明並向人民傳授這套邪惡功夫時，做夢也沒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會在人民心目中變成舊世界，變成當年被他們推翻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類似物；而電影小說中那些英勇不屈的男女革命英雄，卻居然成了新一代如柴玲者的效法榜樣和靈感來源。這樣，當他們無限驚恐地發現作法自斃、徒弟使用自己那套功夫來對付自己時，就必然要進入深度的paranoia狀態，以為大位行將不保，自己將會被人民革命推翻，因而作出過度反應，殺人立威，“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 對人民來說，歷史作的最大嘲弄是，黨媽媽在教他們那套邪惡功夫時，忘了告訴三個事實：第一，天下並不是只有我黨發明的那種破壞性鬥爭方式，還有別的建設性鬥爭方式；第二，我黨發明的那種鬥爭方式是為奪取政權特地設計出來的，只有一個功能──奪權；第三，那種鬥爭是一條單行線，是不可逆反應，一旦上了那賊船，就再無回頭路，只有兩種可能結局：無從和解的對抗導致的不是魚死，就是網破。 以此來透視學運，則所有的事態發展都一目了然，偶然的事件變成了必然的表現：學運從頭到尾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可操作的建設性訴求，是因為參與者、涉及者、領導者們自己就不知道他們要追求的民主社會是個什麼樣子，遑論實現它的具體鬥爭步驟。當然，他們的主觀意圖很可能並不是要推翻政府，但那其實無關緊要，那種傳統鬥爭方式，決定了它不但不會有什麼建設性成果，反而只會招來當局的瘋狂鎮壓。 的確，學運在發展和惡化的每一個關鍵階段都體現了這個破壞性特點：領導者們非常注意在表面上循規蹈矩，以剝奪政府的鎮壓藉口，卻處心積慮地利用戈氏訪華，在全世界面前羞辱當局；學運領袖對對話毫無信心，卻急不可待地採取絕食的極端措施，以此將當局的軍，並引起民眾對當局的憤慨；閻明復代表趙紫陽去說服學運領袖撤出廣場，被他“慈父形像感化”的學運領袖卻被其他人罷了官；在戒嚴令下達後，部份學生仍然頑固拒絕撤出廣場，甚至號召人民去堵截入城清場的戒嚴部隊……自始至終，學運的發展，一直指向那個不可避免的結局──對抗。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