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老師死亡事件與王友琴報導的失實

馬悲鳴

一、卞仲耘老師之死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老師在學生批鬥的棍棒交加下死亡，成為第一個文革死難者。多年以後，王友琴寫了一篇《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予以報導。這篇文章雖然講了一個大概的事件過程，卞仲耘老師在挨批鬥時受到學生毆打，現場死亡。除此之外，某些環境氛圍的刻意營造和某些事實真相的刻意隱瞞，使整個事件真相受到了嚴重歪曲，已經與事實相去很遠了。

網上除了王友琴的文章之外，還有一篇署名“伏生”的現場參與者寫的《那天，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

從伏生文中所披露的種種個人材料看，她應當是師大女附中初一的唐伏生，並非紅五類出身，母親是很有名的特級教師。她就在打人現場，而且“助推”了一把。此文雖然是三十餘年之後補寫的懺悔之作，因為是非已經又顛倒了回來，難以真實反應當年的現場感受，但仍能從中看出一些當時的情況，與王友琴所述有很大出入。

根據王友琴的說法【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劃為“四類幹部”並在會上被“鬥爭”。】

那麼，為什麼卞仲耘老師被劃為第四類幹部呢？王友琴的文章提到卞仲耘老師的丈夫王晶堯文革結束後【控告一個在1966年6月23日“鬥爭”卞仲耘大會上積極活動的外校人員，這個人因為私怨，到“鬥爭會”上“揭發批判”卞仲耘，而且製造偽證，把一張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師，以此說明卞仲耘有男女關係問題。】

這位外校人員與卞仲耘老師的私怨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我猜的不錯的話，該外校人員應該是被指與卞仲耘老師有私情的那位男老師的妻子。是與不是，王友琴理應向讀者交代清楚。但她卻模糊掉了這至為關鍵的一點。

王友琴雖然在該清楚的地方模糊了過去，卻在本來模糊的地方清楚了起來。她在文章中清楚地寫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黑幫”。他們“鬥爭”了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冰瑩。】

也就是說，王友琴向讀者確認，打死卞仲耘老師的是該校紅衛兵。

如果是這樣的話，毆打致死卞仲耘老師的應該是紅衛兵的有組織行為，包括組織該次批鬥會，下達命令和實施毆打。那麼組織下令者就有不可推卸的刑事責任。王友琴不但沒有指出該次行動的策劃者組織者，而且連該次批鬥是否有組織行為都沒能確認，便心安理得地指為紅衛兵所為。

可我們從伏生的回憶看，該次行為並非紅衛兵所為。在場的伏生本人就不是紅五類，更非紅衛兵。她目擊到【操場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見幾個高一姐姐班（當時我們初一班和高一班為姐妹班）的學生拿着大棒，押着校長、主任們從北教學樓里走了出來。】

一位伏生也沒有確認是否紅五類或紅衛兵的領頭打老師的高一姐姐班女生有事要離開現場，【於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誰來看着她？（指胡志濤）”沒人吱聲。她瞥了我一眼。“誰是紅五類？”還是沒人吭聲。“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時，我就有點緊張。生怕她把大棒給我。好歹我不是紅五類，雖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沒有義務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時，我心裡便踏實了許多：她認為我害怕，這總比不是紅五類要強。並且，害怕的不是我一個，周圍七、八個人，沒一個人嗔喳的。於是，她把大棒交給了她旁邊一個初二的同學。】

根據伏生的說法，當時在場者連一個敢自報紅五類的學生都沒有。當然這是在毆打胡志濤的現場。毆打卞仲耘老師的學生群中紅五類的比例不應該比圍歐胡志濤的學生群有顯著差異。當然，無人能確認現場參與毆打的學生中一個紅五類，或一名紅衛兵成員都沒有。

從我多次回國向當年師大女附中的老三屆打聽到的確切消息和伏生這篇文章看，如果批鬥卞仲耘、胡志濤等五人的那次圍毆的參與者能有一個人群劃分的話，就是伏生指出的，是她的姐姐班高一學生所為。

據我所知，王友琴本人就是高一生。也就是說，當年圍毆打卞仲耘老師，致其死亡的事件並非紅衛兵的有組織行為，而是王友琴所在年級，甚至就是王友琴所在班的許多未見得是紅五類的學生干的。可王友琴卻明確地指參與者為紅衛兵，而又不指出究竟其中的誰是真的紅衛兵？該次行動的有組織策劃和下令實施的證據又何在？

伏生的文章最後說【第二天我到了學校，見到了XXX。我倆本來不錯，可以說是無話不談，自然談到了昨天發生的事。我們倆一致認為，打校長是不對的。

不一會兒，我們集中到教室。自從文革開始，教室里的課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圍。椅子擺在中間。當時許多同學也不常來學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樣子，自然，紅五類坐在一堆，其它同學坐在另一堆。一會兒，教室里的有線喇叭響了，是革委會的劉進的聲音。她說，卞仲雲被斗後，由於天很熱，加上她平時就有心臟病，因此，她心臟病發作，死了。

這時XXX竟然表現得十分高興，鼓掌、跺腳。我不知應該作何反應，因為十幾分鐘之前，她還說，打人是不對的呀？後來我聽別的同學說，XXX也積極地參加了打校長的行列，雖然她不是紅五類。而我的右手卻開始感覺異常，我知道，這是因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說打了一個校長，我也加入了----於是，我開始不止一次地對同學講，我沒打一下，只推了一把----其實，我這樣作，純粹是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不由地想起某人說過的一句話，大意是，一個專治制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專治制度下的群氓。他們可以所向披靡，搗毀一切。我就是這群氓中的一個罷。】

伏生在這裡確認了至少一名積極參加打校長行列，並為卞仲耘老師的死拍手叫好的女生並不是紅五類。

至此，事件真相已經大白。一名外校人員出於私怨，在1966年6月23日“鬥爭”卞仲耘的大會上揭發卞仲耘與一名男老師有私情，而致卞仲耘老師被進駐的工作組劃為“四類幹部”。工作組因為批鬥不力而被撤走之後的8月5日，以師大女附中高一為主的一幫未見得是紅五類的學生為了表現自己的積極而批鬥了五名最高的校領導，為了表現爭當“紅色處女”的堅決，故特別痛恨被外校人員當眾揭露出男女關係的卞仲耘老師，自然毆打最重，而致其當場死亡。從伏生的文章里看，這不是有組織的紅衛兵行動，也非清紅五類所為（不排除個別參與者是紅五類）。王友琴明確指為紅衛兵所為是不對的。

二、宋彬彬無刑事責任

王友琴不但在《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明指毆打卞仲耘老師致其死亡的是紅衛兵，而且在行文的十句話中，十二次引入“宋彬彬”名字，使人輕易就能聯想到，圍毆卞仲耘老師致死的背後是宋彬彬在指使。可是如果你細讀王的文章，卻又沒明確指出這點。也就是說，連王友琴本人也無法確信，圍毆卞仲耘老師致死的事件是由宋彬彬組織、操縱和指揮的。

如果宋彬彬起訴王友琴誹謗的話，王友琴可以說，我沒明說就是你組織、操縱和指使的。但凡是讀了王友琴文章的人，包括我本人，都能在王友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直至十一而十二次地提到宋彬彬的名字時，不由你不被她文學博士的煽情文字牽着感覺走，而認為卞仲耘老師不但是被紅衛兵打死的，而且背後黑手就是宋彬彬。

我就這樣相信了王友琴的說法。直到許多年後看了卡瑪的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裡宋彬彬的親自辯解和卡瑪在回答提問時的確認宋彬彬沒有參與此事，才使我如夢初醒。這使我自從1966年之後，再一次感覺上了大當。

王友琴自己的文章中就寫到∶【卞仲耘被打死以後，當天晚上，師大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宋彬彬等，來到北京飯店，她們立即見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她們向吳德報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可見她們至少還是有責任感的。

三、家屬的不忍錯過了直接死因的確認

伏生的文章里提到，卞仲耘老師死後，被說成是【卞仲雲被斗後，由於天很熱，加上她平時就有心臟病，因此，她心臟病發作，死了。】

王友琴的文章里說，【第二天，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不願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迴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堅決反對解剖屍體。他不願讓妻子這樣慘死之後還要遭受無理的切割。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儘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顯。】

我們從伏生與王友琴兩人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卞仲耘老師是在批鬥中遭到圍毆的。我打聽來的情況是，遠處的目擊者看到了圍毆的人群在移動。也就是說，五位校領導是在邊挨批鬥圍毆，邊躲避，有一定自我保護的可能。這和被捆綁在刑訊室里無法做出自我保護動作而遭拷打是有一定區別的。故卞仲耘老師確實存在着挨批鬥圍毆時突發心臟病而死的可能。這要看卞仲耘老師以前是否有心臟病史，應該有病歷檔案可查。

作為死者遺屬，卞仲耘老師的夫君堅決反對解剖檢驗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因此無法確認究竟是否直接的圍毆致死。

四、對立雙方的異曲同工之妙

王友琴在她的文章中介紹說【卞仲耘生於１９１６年。根據她生前寫的一份自傳，她是安徽省無為縣人，她的父親原來很窮，先當錢莊學徒而後自己開小型錢莊，後來當了縣商會會長。１９３７年她高中畢業未考上大學，當了三個月的小學教員，其他時間就補習國文、英文和數學，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隨蕪湖女中遷移到長沙，參加戰地服務團。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後又轉入齊魯大學，１９４５年畢業。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產黨，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王晶堯一起去了共產黨統治區。王是她在大學的同學。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教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教導主任，共產黨總支付書記、書記，副校長。】

卞仲耘老師是４１年入黨的抗戰老幹部，卻慘死在並非紅五類的學生手下。這樣的案子理應得到公平的報復，追究參與圍毆者的刑事責任和獲得賠償。

王友琴在文章中提到此事【王晶堯也開始設法要在法律上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即最後毒打摧殘卞仲耘致死的三、四個學生，他控告一個在1966年6月23日“鬥爭”卞仲耘大會上積極活動的外校人員，這個人因為私怨，到“鬥爭會”上“揭發批判”卞仲耘，而且製造偽證，把一張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師，以此說明卞仲耘有男女關係問題。事實上，因為不准“鬥爭”對象自我辯護，加上凶暴的“鬥爭”方式，這種利用文革機會陷害人、報私仇的事情大量發生，甚至也是文革能順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發出“不起訴決定書”。這份文件寫道：“被告人ＸＸＸ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已構成誹謗罪。但根據《刑事訴訟法》地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被告人ＸＸＸ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故決定不予起訴。”】

法院的這個判決是荒唐的。與卞仲耘老師有私怨的那位自認風化案受害者的校外人員在批鬥會上揭發的所謂“罪證”是全案的初始動因。但如果她沒有組織或者直接參與批鬥圍毆的話，不應有刑事罪名，尤其她還有一肚子愛情受害者自我感覺的委屈。她的揭發儘管不實，儘管情緒化，但畢竟還在言論自由的範圍之內。我想她本人雖有女性天然的嫉妒，但也料不到會致卞仲耘老師於死地這麼慘烈的結局。故她不應該受到刑事追究，但應該公開道歉。

應該刑事追究的是所有參與圍毆的以高一為主的學生，而不管她們是否紅五類。這樣的命案更不應該有追訴時效的限制。文革已經砸爛了公檢法，沒地方能申訴。“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說法是不公平的。

我主張公平報復！一條人命值八十年徒刑，尤其是慘遭如此暴打而死的中共老幹部，報復的份額應該加倍，也即一百六十年徒刑，由所有參與批鬥圍毆者分攤！外加付給遺屬相當於卞仲耘老師四百年工資的賠償。

文革時甚囂塵上的“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和“群眾無罪論”，開脫了所有的致人死命的參與群眾的刑事責任，而把致人死命的責任訛在可能根本不知情的領導者頭上。

王友琴的文章就有這種傾向。她不是着意去揭發參與批鬥圍毆卞仲耘老師的直接刑事者的責任，把作惡者的名單開列出來，卻十二次地把這責任往並無刑事責任的宋彬彬頭上引。這比那位自認愛情受害者的校外人員揭露卞仲耘老師的私情案還無道理。

王友琴的做法和中共司法當局拒絕追究直接致卞仲耘老師於死命者的刑事責任有異曲同工之妙。

【附錄】～～～～～～～～～～～～

那天，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

作者：伏生

那天，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或者，從某個角度講，我也是罪行參加者之一。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早已邁入中年。人到了這個歲數，許多時間是生活在回憶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現在夢中，有些事情卻清晰得就象昨天發生的一樣。那天打鬥校長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惡則歷歷在目。

1966年8月5號（實際上我已記不清具體日期，只是從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確切日子），陽光燦爛，我和同學正在校園裡看大字報，忽然看到許多人往操場跑，邊跑邊嚷：“斗校長了！斗校長了！”我也隨着人流往前跑，即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有熱鬧可看了。緊張的是對即將發生的事情的不可測的擔心。

操場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見幾個高一姐姐班（當時我們初一班和高一班為姐妹班）的學生拿着大棒，押着校長、主任們從北教學樓里走了出來。校長們都長着臉沉默無語。只有胡志濤，瞪着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憤怒，斥責學生們的行為。她立刻挨了棒。接着，一個學生開始大聲講話。她說，這些黑幫分子在工作組的保護下躲在屋內，明為作檢查，實際在享清福。今天我們就要打打他們的威風。說罷，幾個學生拿來了剪刀，開始剪校長們的頭髮。我緊張得不行：這那裡是在剪頭！剪子尖戳着他們的頭骨，剪子刃拉着他們的頭皮。我雖然站得遠，但也看到了血。

由於卞仲耘是黨的書記，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着頭，牙關緊咬任憑學生們在她頭上扎着、拉着。學生們又拿來了墨水，從校長們的頭上倒下去。卞仲雲灰白色的頭髮加着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騰完了，校長們被帶到了操場東南角的一個平台上。這個台子原來是開會或上體育課為老師講話用的。但從六月初開始，這裡就成了進行“革命大辯論”和開批鬥會的地方。校長們被強迫着跪在了台上還被強迫着說，“我是黑幫”。“不行！大聲點！”校長們又挨了揍。當時教導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頭生撕力竭地大聲哭叫道：“我是黑幫-------嗚嗚-----”那聲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淚橫流，眼睛中滿是悲蒼和一絲渴望----對同情和憐憫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覺她那灰白的頭髮，五短的身材，與我媽媽極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懼襲來：同情黑幫便會得到黑幫的同樣下場！我恍恍忽忽的，一群人夾着我，呼着口號，跟着被扭着胳膊坐着“飛機”的一個校長開始了校園內的遊行。

校長們在那群學生的皮帶加大棒的拷打下開始了“勞動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廁所。我溜到了校園西邊的避靜處想喘口氣。我看到三、四個外校的女學生和XXX---卞仲耘的私敵在看大字報。一個女學生說，“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說“反革命就該打！”

我離開她們往東走去，只見一個校長挑着土踉踉蹌蹌地小跑過來。後邊一個女學生仍然叫道“快點兒，少偷懶！”一棒打來，那人站不穩，直向我跌過來。我趕緊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髒了我的衣服。

再往東走，我看見七八個人在圍觀胡志濤洗廁所的茅坑蓋。那蓋是木頭的，蓋坑的一面由於尿和糞的腐蝕都朽了。蓋上都是屎，她沒有工具，只是徒手在那裡扣擦。她的倔強勁已全無，只是一個勁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幹活---”。再看旁邊手持大棒監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倆曾經是同一個體校的同學。那時她已是初二年級的中學生，而我正準備考中學。每次見了我，她總是拍一下我的頭，說：“小孩！”

體校活動完畢，我倆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後，我才知道她是學校的學習尖子。她的事跡還登在了當時的“中學生”雜誌上。雖然後來我們沒有了來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沒想到她是如此“厲害”。正想着，一個學生跑來，同她低聲嘀咕了幾句。於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誰來看着她？（指胡志濤）”沒人吱聲。她瞥了我一眼。“誰是紅五類？”還是沒人吭聲。“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時，我就有點緊張。生怕她把大棒給我。好歹我不是紅五類，雖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沒有義務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時，我心裡便踏實了許多：她認為我害怕，這總比不是紅五類要強。並且，害怕的不是我一個，周圍七、八個人，沒一個人嗔喳的。於是，她把大棒交給了她旁邊一個初二的同學。

校長們還在大棒，皮鞭下“勞改”着。有的在院子裡，有的在操場南面的宿舍樓中。我則溜出了校門。

我也不知怎樣上的汽車，怎樣回到了家裡，怎樣把學校里發生的事告訴了家人。我只記得家人都十分生氣，一致指責我校學生的行為。

第二天我到了學校，見到了XXX。我倆本來不錯，可以說是無話不談，自然談到了昨天發生的事。我們倆一致認為，打校長是不對的。

不一會兒，我們集中到教室。自從文革開始，教室里的課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圍。椅子擺在中間。當時許多同學也不常來學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樣子，自然，紅五類坐在一堆，其它同學坐在另一堆。一會兒，教室里的有線喇叭響了，是革委會的劉進的聲音。她說，卞仲雲被斗後，由於天很熱，加上她平時就有心臟病，因此，她心臟病發作，死了。

這時XXX竟然表現得十分高興，鼓掌、跺腳。我不知應該作何反應，因為十幾分鐘之前，她還說，打人是不對的呀？後來我聽別的同學說，XXX也積極地參加了打校長的行列，雖然她不是紅五類。而我的右手卻開始感覺異常，我知道，這是因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說打了一個校長，我也加入了----於是，我開始不止一次地對同學講，我沒打一下，只推了一把----其實，我這樣作，純粹是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不由地想起某人說過的一句話，大意是，一個專治制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專治制度下的群氓。他們可以所向披靡，搗毀一切。我就是這群氓中的一個罷。

【附錄】～～～～～～～～～～～～

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摘錄）

王友琴

一、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1），高中三年級，是當時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

二、實際上，宋彬彬（2）等學生有此行動，不僅因為聽了北京大學大字報的廣播。

三、宋彬彬（3）等人的大字報貼出一天以後，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來到師大女附中，一進校就宣布對宋彬彬（4）等人的熱烈支持。

四、工作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工作組長擔任主任，宋彬彬（5）等最早寫大字報的學生成為副主任。

五、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後，當天晚上，師大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宋彬彬（6）等，來到北京飯店，他們立即見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她們向吳德報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六、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7），把一隻紅衛兵的袖章套在毛澤東的手臂上。

七、《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立即發表了獻袖章時毛澤東與宋彬彬（8）的談話：毛問宋彬彬（9）叫什麼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毛澤東說：“要武嘛。”

八、由於這段對話，宋彬彬（10）改名為“宋要武”

九、宋彬彬（11）的父親宋任窮，則被提升為中共“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十、在8月18日大會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最為矚目的兩個紅衛兵宋彬彬（12）和彭小蒙，一個來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師大女附中，一個來自北京最早開始用暴力毆打折磨老師和同學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