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理論》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嘗試（之一）

作為中國文化啟蒙文字的“三字經”中，頭一段就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之說，對後來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造成一樁至今還沒有“結案宣判”的，關於“人到底是性善還是性惡？”的文字官司。足以堪稱“天下第一大忽悠”。因為這是一個“二律背反”的問題，正確的答案只能有一個。如果有兩個無法證偽的答案同時存在，則只能說明判斷的本身是個“偽命題”。但是作為“控辯雙方代表”的儒家（主張性善）和法家（主張性惡），都振振有詞地，以確鑿的事實證據，提出似乎都有道理的辯詞。比如以盛世淳樸和諧的社會民風，來支持“性善”的主張。而以亂世的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男盜女娼的普遍現象，作為支持“性惡”的理由。一直爭論了上千年，至今都沒有統一的認識。最後總是要靠統治集團根據自己當時處境（在野還是在朝）的利益需要來權衡考量，用權力去“指鹿為馬”、或“指馬為鹿”。看在科學的《新理論》眼裡，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這兩種判斷都各有偏頗，沒有一個是真正正確的』。而真正正確的結論，的確只有一個，那就是“人之初，性本白，性相同，習相遠”。

按照《新理論》的觀點，認為問題首先出在沒有明確定義什麼是“人”和“人性”？也不知道有一個與之對立的“天性”存在。更不知道兩者之間的原則區別。就不求甚解、模稜兩可地，將其定了“性”。拿一個可能向善的“人性”，和必然趨惡的“天性”混為一談，來一個真實版“拉郎配”。讓後來會讀書而不會用的中國讀書人，竟然會咬住這根本來就是矛盾對立、香臭兼具的“屎橛子”，當成“了不得”的大學問，津津有味地爭來奪去，不惜耗費大量社會成本而執迷不悟至今，其迂腐、顢頇到令人嘆為觀止！

其實，一個人在誕生之初的嬰幼兒階段，跟所有的豬狗牛羊虎馬猴等高等動物一樣，除了先天遺傳的自私貪婪和性慾之類、生物共有的天性外，根本就空白到骨子裡連一點“人性”都沒有（所以才有“有奶就是娘”之說）。就像一台才從硬件生產線上下來的電腦，除了CPU中固有的“天性”指令外，一切內外存的記憶均為“零”。而所謂的“胎教”，就相當於對個別特定的電腦（胚胎）“開小灶”，提升了它的某些硬件的原始性能指標。而未來真正能派上什麼“用場”、成就什麼大事業？就要看他從後天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中，能接受到多少、以及什麼樣的信息了。

要證明這一點是很容易的。我們曾經看到一些所謂的“狼孩”或“猴孩”的真實報道，就是因為他們在嬰幼兒時期，由於某種意外而由狼或猴群撫養長大，並生活在其中。結果就算被解救出來，其包括語言在內的行為表現，也始終酷似猴子或狼，而且不會因為出身於血緣優秀高貴的人類後代，就成為能叫出多種動物“語言”的天才“領頭狼”或“猴王”。由此可見，一個人的能力，完全來自於各種後天的教育，和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環境氣氛的薰陶。

事實正是如此，其實中國文化中，早就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樣的比喻，科學地揭示了人性“白”的本質，更以“孟母三遷”的故事，和“見賢思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之類的格言，來啟發社會的良知，從正面引導社會的行為。為創建真正的“禮儀之邦”，提供了理論支持和思想的基礎，好讓如一張白紙般的“人性”，從開始起就印上美麗的圖案。是這種文化理應當之無愧地，享有“先進、優秀、科學、正確和博大精深”的美譽，而讓其它文化都“難以望其項背”的理由。

可惜的是，從古代的聖賢讀書人開始，就對這種壓縮過的文化，始終停留在科學《認識論》的“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級表象層次上。只知道一味翻來覆去地咬文嚼字，根據表象打着沒完沒了的“文字官司”。卻始終悟不出自己的社會的運動規律、跟宇宙大自然“天人合一”的科學道理。不僅拿不到解壓縮自己文化的科學“鑰匙”，反而在必然墮落的“天性”影響下，身不由己地，按照“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自然科學規律“越墮落越快樂”起來。結果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到今天都不懂幸福的真諦，反而將“刺激”當成“幸福”。讓因文化加工而變得聰明和能幹的中國讀書人，打着“多元化”的幌子，把自己的社會變成一個什麼染料都往裡加的大“染缸”。根據科學的混色原理可想而知，再好看的顏色混合在一起的結果，就只有一個“�”。让准s旱某�强能力窗b好娉浞址⒒映隼矗�终釉x炎約旱納緇幔�蚤偅成今天这幅惨不忍睹的“禐葱”�?/P>

當然，把這一切都歸咎於這一代的政府和所有的當代大眾皇帝，是不公平也不合理、更有是“代前人（甚至古人）受過”之嫌。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社會的問題，也是千百年來的日積月累，由量變到質變的結果。因為從古代開始，中國的讀書人聖賢或精英們，就從來沒有對中國文化進行過科學的“解壓縮”，只知道把一些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概念，作出對自己或代表自己利益的集團有利的解釋。三番五次地折騰下來，很多絕對正確的道理，就變得面目全非，成了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甚至誰有權就跟誰上床的名妓陳圓圓。比如：

“孟母三遷”的故事，本來是科學地揭示了“人性白”的本質，提示政府或社會要給青少年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氛圍，避免沾染不良習氣。近代做得最好的，大概就是新中國成立的初期。那時候的政府，以果敢、鐵腕的手段，令賣淫嫖娼、吸毒、賭博之類的現象幾近絕跡。毫無疑問，在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少年，成為各種罪犯的幾率就很小，可以有把握地說“最多只有一個指頭是壞的”。所以令當時正處於青少年時期的筆者的母親，作為“孤兒寡母”，在必須為生計艱難打拼的生活中，無需再去考慮“潘母三遷”的問題。

但是接下來中國人和中國的“現代孟母”們，由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關係，不僅不能認識“人性白”的科學原理，更不知道整個包括家庭在內的社會的實際素質，才是影響人性健康成長的關鍵。以為自己的孩子天生“性善”，是一塊可以造就“現代孟子”的好料。更錯誤地把高價招收貴族（可能是紈絝子弟）的名校、高尚（卻可能會藏污納垢）的社區、甚至還在執行着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的西方國家，當成選擇“三遷”的優先目標而趨之若鶩。如此惡性循環、“近墨者黑”的結果，就形成當前這種“一切向錢（GDP）看、笑貧不笑娼、寡廉鮮恥”的“名為人性而實為天性”的表現了。

所以要奉勸中國讀書人，最好立即懸崖勒馬，冷靜下來反求諸己。不要再文過飾非地、把自己胡亂解釋造成的後果和問題，嫁禍於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更不要學吳三桂，出於一己之私，直接引一點也不先進的西方文化“入關”，讓自己成為禍及子孫後代的“千古罪人”。

而大張旗鼓地公開“給中國文化徹底平反”，讓它在取代西方錯誤社會理論、替全人類另闢蹊徑的“精神戰爭”中，繼續發揮餘熱。這才是當代中國人的當務之急！

下篇預告：“食、色”到底是什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