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對中共來說實在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種種儀式化、慶典式、紀念性（有的中共願意銘記，有的則希望淡忘）的歷史時刻實在不勝枚舉，因此所謂“敏感時期”成了“轉型期”以後的一個新名詞，其內涵也頗為豐富。特別是隨着一些地方的群體性事件的相繼爆發，社會利益分化的加劇以及思想的多樣化。用“多事之秋也”實不為過之。

就目前看在2012年之前，民主化不會推廣，上層的確不好下定決心，此為牽一髮而動全身之事，成功了是中華民族的大功臣，甚至是世界民主史上的牛人，但是如果失敗了，那不僅是他自己，甚至連中華民族都要走到萬劫不復的地步。另外，中國的經濟、社會、階級也未有充分準備，如果現在強制推行民主化，以目前事實上的中產階級的缺失，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災難，成為拉美那樣左右搖擺的政局也不是沒有可能。所以，在這個國家全民的民主時代估計要等到第三步才能走。

那麼第二步是什麼呢？？中共所所說的黨內民主，但這麼多年下來，黨內民主的步伐邁得很小，只在基層和一些地方在做若干試驗，但一直沒有推展開來。僅在小範圍內試驗，在村級推行之，的確很難有起色。首先農村的經濟還不能支撐起真正的選舉，所以各種賄選，變相收買選民層出不窮；其次，農民本身可能是中國各階級中民主訴求最弱的一個階層，與其說需的是政治參與，還不如說需要經濟利益；第三，中國腹地的農村，傳統文化，傳統習俗根深蒂固，只要經濟上突破不了，文化上不易改變。故而，家族勢力，父子當政等等屢見不鮮。

不過也不能說中共推展基層民主是純粹作秀。眾所周知，中國之大，國情也的確複雜，東南富庶之地與廣大內陸腹地實在不在一個時代。但是內陸腹地是國家的根本（人口、戰略位置上），沒有一個穩定的內陸，或者僅僅推行適合發達地區的政策很可能會撕裂這個國家。因此往往基層的、落後的反而是中國真正的基本國情。雖然農村、農民已經被捲入了經濟社會的大變革，但他們到底是穩定劑還是助燃劑也實在很難把握。

但是經濟的飛速前進，資本的迅速積累已經腐蝕着這個政黨和國家乃至其各個階層。　事實上，中共對自身為防範可能的蛻變和腐敗，歷史上經常採取的手段是加強黨員教育和整黨。現在看來，整黨的效果不是很好。49年以來，反腐控制戰略方針，經歷了群眾運動，從重從嚴，到說教式的反腐，再到空前提高紀委地位、實行派駐制度等等。前者的弊端毋庸贅言，說教式反腐反而帶來了更多虛偽的應付。學習香港或是古代加大監督的權限，但從這個國家的歷史看，監督部門權力的增長不僅沒能制約原有的腐敗，反而成了新的腐敗機構，並且許多監督機構一旦常設，最終必然走向越俎代庖，最終還導致政出多門之虞（歷史上的東西廠、錦衣衛）。60年的經驗說明，反貪腐，不能靠群眾式運動也不能靠理論的說教，增設類似於“廉政公署”一樣的監督機構也不可行。所以，還是需要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才能治理腐敗。而如前文所述，不管“大民主”還是但內民主其成本都過大。近期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建議由人大選舉產生國家反貪機構。這一提法的確有所新意。按照中共的特點，這是否是一種“吹風會”的形式？

以筆者看來，不如索性實行國家反貪機構的全民選舉，各地紀委也進行各地選舉。以此作為民主的“第一步”，走出一條成本較小且可控的民主道路和反腐新政。人民即可由此進行民主和選舉的培訓，又可杜絕監督部門也被腐蝕的歷史悖論。而選出來的監督部門有任期，對選民負責。防患於未燃，甚至可以規定卸任後不得再從事公職活動。若能推廣開來也不失之為另一條新路，或許有拯救萬民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