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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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克告訴我，我去進修期間所發生的事。

  毛仍為“八大”所做成的各項決議--提倡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反冒進”、毛思想不再是中國的指導綱領等--大為震怒。就在我開始去進修班進修，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旬，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時，毛在會上宣布，一九五七年開展整風運動，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

  林克說，一九五六年冬天起，毛在家精神抑鬱，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飯都在床上。毛雖形體衰弱，精神憂抑，他也是在利用這個時機思考下一步的政治行動。

  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發表的一篇演說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國家主席的身分，召開了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政治局委員、軍事委員會高級幹部、高級政府官員，以及“民主黨派人士”的幾位領導都參加了。毛在此會上嚴厲批評了黨官僚體系，又提出“大鳴大放”號召“民主黨派人士”隨意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毛認為社會主義改革已經成功。雖然還是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但數量太少，構不成威脅。人民內部的矛盾已不再是尖銳敵對、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鑑於“匈牙利事件”的大規模流血事件，內部矛盾問題要用整風的方法，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

  共產黨曾有過內部整風運動。毛曾在一九四二年於延安展開整風運動(目的在審查幹部、清除王明勢力)。但這次的整風和延安整風不同之處在，這一次的整風運動不再只是黨內部的事情。這時毛對黨內高級幹部歧見已深，認為共產黨整風，自己整，整不好。因此號召民主黨派人士來批評共產黨。這是毛非常不尋常的一個策略。中國共產黨向來是個體系嚴密，力量強大的排他性組織，非共產黨人士一向不允許向其建言。敢這樣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全中國的善良百姓都深深明白這個道理。

  再來，身為知識分子的毛，對知識分子卻存有很大的疑慮。毛在公開言語上，雖然提倡“聯合、利用”知識分子，骨子裡實在並不信任他們。解放後，中共立即展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文壇上舉行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指導他們與黨站在同一線上。不願接受改造的知識分子便會遭到嚴厲的攻訐。

  作家胡風在文藝界的整風中便成為被批鬥的對象。胡風(一九三零年曾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解放後，曾任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委)一向耿直敢言，曾公開批評毛的獨裁，並對文化部提過不少建言。但他最大膽的言論是在與好友的談話和私人通信中發言。胡的一些朋友將信交到了黨里。一九五五年，胡風因做為“胡風反黨集團”的首領而鋃鐺入獄。自此後，知識分子記取胡風的教訓，連在好友間多不說真心話。

  因此毛這次鼓勵學術辯論，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個賭博遊戲。毛認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數量稀少，而象胡風這樣的異議分子早就噤若寒蟬，其他的知識分子無非是跟著毛的指揮棒，向毛自己認為最需要改造的黨內人士(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和政策進攻。毛自信在這場賭局中，他穩操勝券。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擴大的最高國務院會議中說，國家建設中，出現了馬鞍形下降，是共產黨領導的錯誤，也就是毛自己的錯誤。張治中在會中第一個為毛辯護。張治中原是國民黨將領，一九四五年國共和談時的主要談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張在周恩來勸說下投向共產黨，成為共產黨的高級座上客。張說︰“我常將主席與蔣介石比較，蔣介石是‘天下有罪，朕躬無罪’，毛主席是‘天下無罪，罪在朕躬’。這就是區別。共產黨有了錯，自己承認，毛主席又承擔了錯誤的責任，這最使人佩服的了。”

  雖然毛大力號召給黨提意見，知識分子仍一再沉默。

  於是毛從床上爬起，又站到講台上。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到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仍是由高級共黨領導和民主黨派人士參加。毛又重復了二月講話的重點，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民主黨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諫。全國報紙轉載了毛的講話，地方工作單位的領導也大力響應毛主席的號召。

  剛開始的批評非常溫和而且微不足道。四月底，在一次天安門群眾運動中，第三度號召群眾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

  民主黨派人士終於展開了熱烈的鳴放運動。

  也就是在此時，於五月上旬，我回到了毛的身側。

  一天一天的過去，人們給黨提的意見越行尖銳，指出的“錯誤”越來越多。最後甚至涉及到了國家該由什麼人領導的問題。毛沒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見越來越敏感，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例如︰“共產黨念的這本經，因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念”，“國家的領導要由各黨輪流擔任”，“民主黨派要有自己的軍隊”等等，形成了一個時期毛所說的“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局勢。

  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他萬萬沒有料到批評的箭頭會轉而指向他本人。毛的本意不是要共產黨政權受到質疑。解放以來，毛對周圍的人的阿諛奉承已習以為常，認為他真正的敵人早就被殲滅或囚禁起來，因此他從未察覺知識分子的不滿竟如此之深。

  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大鳴大放達到高潮，這是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們都是高級民主人士)的鳴放會上，一位姓盧的參事發言中反駁攻擊共產黨的言論。盧的發言沒有在《人民日報》上刊出。當時《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是鄧拓，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胡喬木(我的朋友之一)主管《人民日報》。

  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憂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

  五月十五日，我回一組後沒幾天，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信，並在黨內高級幹部間秘密傳閱。整風運動的本質必須立刻改變。毛準備給那些發表猖狂言論的右派分子大大反擊。數天后，地方領導和各級編輯都知悉了毛的反擊計劃，各報繼續刊登了批評黨的“反動言論”和攻擊“右派”的支持共產黨文章。

  毛這陣子告訴我，他的意思是要“引蛇出洞”，也就是“讓毒草滋長出來，然後一一鋤之，做為肥料”。知識分子仍在大鳴大放，但黨內領導人皆知，反擊運動即將展開。

  毛對我說︰“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毛認為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的“反史達林報告”和秋天的“匈牙利事件”形成全球性的反共風潮。中國許多共產黨幹部和人民都受到影響。毛認為他們是思想糊塗。

  毛將胡喬木叫來，臭罵一頓，並說︰“沒有能力辦報，就應該辭職，給能辦報的人讓路嘛。”讓胡住到人民日報去，從報紙上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並要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兼人民日報社社長，替換了原社長鄧拓。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寫的<這是為什麼?>這篇社論顯示鳴放運動的政策就要有大幅度的轉變。文中說︰“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毛號召群眾起來反擊右派。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在二月二十七日擴大的最高國務院會議中所發表的講話，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許多民主人士看了正式出版的毛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都大吃一驚，說內容上同一九五六年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完全不同了。

  毛在原本的開明講話中提倡大鳴大放，知無不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在六月十九日這篇修正的文章中，卻提到了原本沒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毛還在文中立下了幾點批評限制--一、有利於團結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種團結。

  知識分子這下覺得上了毛澤東的“當”。毛也知道瀰漫在知識分子間的情緒，毛在<關於>一文正式出版後說︰“有人說，你這是搞陰謀，讓我們大鳴大放，現在又來整我們。我說，我是搞陽謀，我叫你幫助黨整風，叫你鳴放，誰叫你反黨，向党進攻奪取政權。我叫你不要這麼鬧，鬧了不好，這是事先打招呼，是陰謀還是陽謀?我們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們不聽，硬照你們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辦，怎麼說我搞陰謀。”聽了這一番話後，我終於了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識分子將他的黨內敵手整一整的策略適德其反。

  六月底，通知我準備行裝，隨同毛外出視察，王敬先告訴我說，這次外出時間多久，他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他不清楚。此時大鳴大放已經結束，反右派運動正要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