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嫁給毛澤東前——和俞正聲他爹俞啟威的複雜過去(圖)

江青在嫁給毛澤東之前的複雜過去(圖)

文章摘自《特別經歷》

　　30年代江青如野雞

　　徐明清記得，那一天，田沅忽然陪着一位山東姑娘來到工學團。她細高個子，穿一件藍布旗袍，長得俊俏而性情活潑。這姑娘就是李雲鶴，即後來的江青，而當時的名字叫李鶴。

　　徐明清那時的名字叫徐一冰，雖然她只比江青大三歲，政治上卻比江青成熟得多。她不僅領導着“晨更工學團”，而且還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的常委。

　　田沅介紹說，李鶴剛從山東來上海，想在工學團謀點事。徐明清看江青不僅識字，還能唱歌、演戲，工學團當時正好缺教員，就把她留了下來。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員識字班當教員，教唱歌，輔導識字、讀書。

　　工學團其實是個很鬆散的組織，並非正規學校。最初只是借用陳更村幾間農舍辦學，非常簡陋，經費也極拮据，靠着一位“交際家”、上海商務印書館交際股的股長黃警頑在外募捐，使“晨更”得以維持。

　　“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們，當時只有一碗飯吃，並沒有工資。江青在那裡除了教學員認字外，還和田沅一起，編演一些小節目，諸如田漢編劇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組織學員到附近農村演出，宣傳抗日救亡。

　　當時晨更工學團里的女教員並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個名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她們三人同住在那座小樓頂上的閣樓，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閣樓上只有一扇老虎窗，沒有床，三個姑娘在木樓板上鋪了草蓆就可以睡覺。

　　三個女教員的關係很融洽。彼此稱呼都很親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喚江青“小李”，而對李素貞，她倆都稱呼“寧波李”，“寧波李”是共青團員，受徐明清領導，江青因為沒有組織關係，只是作為徐明清手下的一名普通教員、進步青年，沒有參加黨組織的活動，因為她會演戲，當時參加了“劇聯”，後來又參加了“教聯”。

　　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江青慢慢熟悉起來，當時江青一頭短髮，一身藍布旗袍，從不塗脂抹粉。徐明清記得，江青那時很活潑，教唱歌、演戲，跟女友們相處得不錯。

　　可是每當一回到小閣樓里，江青往往就判若兩人，常常獨自唉聲嘆氣，久久凝視着北方，一言不發。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但又不便於問她。有時，江青從身邊掏出一封信，細細地看，看完又收了起來。

　　很偶然，有一次這封信掉在了小閣樓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來。出於好奇，也出於想了解江青究竟為何苦悶，她打開了這封信。一邊看，一邊不由得大笑起來。

　　許多年過去了，但徐明清仍記得，那封信開頭的稱呼是“進子”兩字(江青的原名李進孩，又叫李進)，落款是“小俞”。雖然時隔七十多年，信的原文大多不記得了，但信中有一句，她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陽。”一看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為什麼苦悶。

　　當徐明清把信交還給江青時，問起了小俞，江青也道出了心裡話。“小俞是我的愛人。這封信，是我們談戀愛時，他寫給我的。我們結婚以後，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哪裡！非常想念。”

　　徐明清好言勸慰了江青一陣，要她不要過於擔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當時徐明清對江青的身世和來“晨更”前的經歷並不清楚，直到後來，才慢慢知曉了這些謎。

　　江青1914年出生於山東諸城東關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乳名李進孩，自上小學時，校長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故給她取了學名“李雲鶴”。她父親李德文以木匠為業，在縣城開了個木匠鋪。娶了兩個妻子，李雲鶴為庶出。

　　1926年，李雲鶴的母親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罵，帶着12歲的女兒離開了諸城，投奔親戚，又隨親戚從天津到了濟南。為了長久生計，李雲鶴在濟南報考了山東省實驗話劇院，並學習了話劇和古典音樂等。在這裡，她結識了當時頗具社會聲望的劇院院長兼青島大學教務長的趙太侔。一年多後，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濟南，通過趙太侔的關係，進入青島大學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同時在中文系旁聽。

　　就在這時，青島大學一個物理系的19歲的學生，深刻影響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趙太侔的妻弟俞啟威。

　　趙太侔之妻俞珊，是當時中國話劇界的明星“南國社”成員。學了一段話劇表演的江青對俞珊很羨慕，經常去看望、請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啟威，並和他墜入了愛河。

　　當時俞家是名門望族，俞啟威是俞家老三，人稱三少爺，但他卻沒有什麼少爺架子，進入大學後，思想更加傾向進步。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各地掀起了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浪潮。俞啟威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參加罷課、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成為青島學運的領袖人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俞啟威的行動直接影響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漸漸趨向激進，不久也加入了青島左翼演員同盟——“海鷗劇社”。這時，俞啟威和江青從熱戀轉而同居。

　　此後不久，俞啟威便擔任了青島大學中共地下支部的書記，後來又擔任了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1933年2月，經俞啟威介紹，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年7月，由於叛徒告密，俞啟威被特務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後不久，江青便向與田漢相熟識的俞珊請求拜見田漢。著名的劇作家田漢，當時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的創始人和領導，大名鼎鼎，江青想通過這個關係，投奔到田漢的門下。

　　在田漢家暫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顧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來“晨更”的一幕。俞啟威，也就是給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後來改名叫黃敬，新中國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

　　雖說江青來“晨更”前，曾有過這樣一段不平常的經歷，但在“晨更”當教員的日子裡，她從未和徐明清談起過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產黨，當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黨員的身份。

　　那時，徐明清把“晨更工學團”教員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團支部認為江青當時的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了團。這樣，江青在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之後，又重新入了團。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來到“晨更”找李老師，他就是剛從監獄被保釋出來的“小俞”俞啟威。他來到上海，並從姐姐俞珊那裡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徑直來到“晨更”的駐地找江青。江青見到俞啟威後，激動不已，淚水止不住地順面頰流了下來。

　　徐明清見江青和俞啟威相親相愛，又無處安身，就想方設法給他們讓出了一個房間，讓他們暫時有個棲身處。後來，俞啟威找姐姐幫忙，在靜安寺附近租了一間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過去，但那時江青仍在“晨更”教課。

　　1934年初，徐明清等組織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紀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啟威很快意識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險，於是決定和江青一道迅速離開上海去北平暫避。徐明清由於身份暴露，也很快離開了“晨更”，去上海浦東辦女工夜校。

　　俞啟威和江青到北平後，曾在幾所大學當旁聽生。但沒過多久，因生活難以維持，江青就獨自返回上海來了。

　　江青回到上海時，徐明清已去了浦東的女工夜校工作，藉助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在該會在小沙度路辦的一個女工夜校里當教員。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裡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同時還去徐明清那裡的浦東女工夜校和其他幾所夜校教女工們唱歌和排演話劇。這時，她用的化名是李雲古。

　　正是這次在上海期間，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在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在這偌大的上海，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當街相遇，真是個巧合。

　　此人名叫樂於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樂”，他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在青島和俞啟威、李雲鶴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在俞啟威突然遭捕時，是阿樂幫助李雲鶴逃出青島，送她上船的。

　　他鄉遇知音。影單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見到阿樂使她非常興奮。她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原來此時阿樂擔任了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上海一家郵局的出納員。

　　從這以後，他們彼此間有了比較多的往來。阿樂擅長拉胡琴，於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戲，阿樂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請阿樂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兩人約好在在兆豐公園見面。這時，阿樂自己還不知道，他已被國民黨特工總部的特務跟蹤。因為當時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員被捕已經叛變，此人負責聯絡團中央交通任務，他供出了阿樂這個聯絡人的情況，因此，國民黨特務一直在暗中跟蹤着阿樂。那天，當阿樂來到兆豐公園時，特務們早已在暗中監視他了。

　　兆豐公園即今日的中山公園。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樂在跟江青見面時，發覺有人跟蹤，知道情況不妙，當即與江青分頭而走。阿樂熟悉那裡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務，這樣，他當時沒有被捕。

　　江青見阿樂朝那個大門走，她便向另一個大門逃脫。但她沒有阿樂那麼幸運，被特務們截住，她被捕了，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們本來要抓的是阿樂，結果卻把江青逮住了，這只是特務們的意外收穫，他們並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實情況。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過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學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後十多天即獲釋。江青便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鍾很快把消息傳給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後，即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偽公安局將其關押了兩個月，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遂允許保釋。

　　這時，“教聯”也正在積極想方設法保釋江青，“教聯”找到了著名交際家、晨更工學團的贊助人黃警頑先生，黃先生又委託律師李伯龍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況，證實了江青確實被關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於是，就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將江青保釋出來。

　　據後來江青本人說，一個月後，特務曾押着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找勞工部的幹事鍾紹琴，證明江青是該會所辦女工夜校的教員，後來她才得以被釋放的。其實，當時正式出面保釋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中國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陳鶴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們出面保釋，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釋放。

　　江青被保釋出獄後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啟威從上海寄出的信。原來他從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媽媽家裡，江青也暫住那裡。小俞說，江青出獄後，心情一直很沉重，鬱鬱寡歡，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並留下了他大媽媽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組織上徵求了意見，在得到組織的同意後，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媽媽家。她記得她家住在靜安寺路的一條弄堂里，房子頗豪華。在那裡，徐明清見到了俞啟威和剛出獄後的江青。當時江青無處落腳，無奈之下只得在這裡借住。

　　徐明清見到江青時，她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正在發低燒，臉色很難看，還有點神經質，說話聲音忽高忽低，時快時慢。顯然，她是在獄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點不大正常。因剛剛被保釋，她還得定期向公安局匯報自己的情況。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曬曬太陽。江青閒時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還和徐明清談起了許多她小時侯的故事，也講她學戲演戲的辛苦和趣事，還講到了她和俞啟威如何認識和熱戀的，還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這樣散淡嫻靜的日子裡，江青的心情一天天開朗起來，身體也完全恢復了。

　　俞啟威不時給江青寄來書信，談他的想法和打算。從信中江青得知俞啟威已從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啟威的信，信中說，如果她身體精神比較好的話，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過年。江青看到這封信後顯然很愉悅，她找徐明清商量，說自己現在身體已經恢復了，想離開這裡去北平找俞啟威，還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當時就要過年了，母親的病還未痊癒，因此徐明清想着，還是留下來照顧母親，並陪伴母親過完年再說。

　　這樣，江青只好單獨離開臨海，她沒有路費，俞啟威也沒有寄錢來，徐明清從家裡給她拿了一些路費和路上吃的乾糧，並一直把她送到了臨海汽車站。

　　對徐明清的照顧關切，江青很是感動，說了不少感激的話。她說：“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親和親友的診治照顧，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囑咐她路上小心，她點了點頭，踏上了開往上海的汽車。

　　江青走後，從北平給徐明清來過信，告訴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個多月以後，徐明清見母親的身體已基本康復，便也離開故鄉前往上海。

　　如果說，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確實有一段密切關係的話，是因為在徐明清眼裡，那時的江青，還是個熱情嚮往革命的進步青年，當她兩度遭遇挫折和磨難時，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幫她度過了難關，讓她得以休養生息，重振旗鼓，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為人的品德。

　　其實，無論對江青，還是對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盡己所能地幫助別人。而對於江青來說，徐明清可以說是有恩於她的人。對於這一點，在“文革”前徐明清從來沒有自己張揚過，而當江青後來自身的地位發生變化後，也很不願提起她在上海期間的往事，因而她們兩人的交往歷史長期不為人知。

　　1935年春節後，徐明清從家鄉回到上海，繼續主持浦東女工夜校的工作。當時，她是“教聯”的領導成員之一，不僅與小朋友書店、徐家角工學團、新安小學、無錫新犢橋小學保持着聯繫，還主要負責着浦東、兆豐路、楊樹浦三個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們不僅教女工識字，還利用組織午間讀書班，搞演講會、故事會、唱歌、排演戲劇等多種形式，向女工們介紹進步書刊，傳播進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囂塵上，地下黨組織多次遭到破壞，革命者隨時會有被捕和生命危險。“教聯”就有多名成員先後被捕，有的同志已犧牲在了敵人屠刀下。

　　儘管黨組織考慮到徐明清的公開身份和對外工作方便，已儘量減少了她的秘密工作，與夜校女工們的良好關係，也對她起到了一定的掩護作用；但由於叛徒的告密，徐明清還是遭到了特務們跟蹤，並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參加“教聯”常委會。“教聯”的負責人之一丁華告訴她，“老莫叛變了！” 徐明清這才想起在晨更工學團時，曾跟老莫有過工作聯繫，但他後來自動脫離了“教聯”，回浙江老家了。

　　為防萬一，警覺起來的徐明清很快採取了行動，她將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黨的關係做了移交，並把一些進步書籍轉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裡，準備隨後迅速轉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轉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親自帶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員來到徐明清的住處，他說“徐先生，跟我們到公安局走一趟。”就這樣，徐明清被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裡暗想，一定得設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傳遞給組織。由於她平日裡和夜校的女工們打成一片，對這一帶的地形、環境也非常熟悉，當路過吳家弄59號的夜校女工學生何淑君家門口時，她佯裝肚子疼，要上廁所，趁機敲開了何家的門，她悄悄告訴何淑君，由於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務逮捕，要她趕快轉告黨組織。

　　被押解到公安局後，面對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黨員，徐明清矢口否認，並大罵老莫陷害好人。說到氣憤處，竟撲過去與老莫廝打，特務們一擁而上，將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頓。

　　從此徐明清被關進了拘留所，與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裡面蒼蠅、蚊蟲叮咬，馬桶惡臭，一關就是3個月，但敵人始終沒有查出徐明清與上海中共黨組織有什麼關係。在此之後，徐明清又被轉押到了杭州。

　　上海一別轉眼就一年了，徐明清發現江青的氣色好了一些。江青說她此次北上就是專為找她而來的。徐明清遂讓她先在幼稚園住下。

　　安頓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細談起來。她問江青，怎麼會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為一年多來，徐明清從未與江青聯絡過。

　　“是王洞若告訴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說。徐明清這才想起，派自己來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來後一直與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聯繫，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來信中提起過江青要來西安一事。

　　沒聊幾句，徐明清問起了唐納的情況，“一言難盡呀！”江青嘆了一口氣，接着說：“情況糟得很。我與唐納鬧翻了，他市儈氣十足，簡直令我無法忍受。”其實，那時江青在上海先後與唐納、章泯同居，桃色新聞紛傳，受到了不少社會輿論的議論指摘。

　　見江青不願意多說，徐明清也就不便再問，她又換了一個話題：“你現在還經常演電影嗎？”

　　“唉……”江青又嘆了一口氣。“七七事變爆發後，上海局勢動盪不安，大家哪還有心思看電影啊！現在，電影市場一直很蕭條，我呆在上海也沒有什麼事可做啦！”

　　“那你現在怎麼打算？” 徐明清又問。

　　江青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來意：“一冰，說真的，我來西安是想請你幫個忙。”儘管那時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為徐明，但江青還是習慣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幫什麼忙呢？ ” 徐明清問。

　　“我想到延安學習，想請你幫我找個關係進去。”江青說道。

　　徐明清知道，當時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員和一批進步青年，紛紛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尋找光明。可江青當時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還另有原因，但還是把她當作一位心向光明和進步的青年來看待。

　　“你從上海帶介紹信來了嗎？”徐明清問道。她所問的介紹信，是指中共上海黨組織的介紹信。

　　可江青搖搖頭，說：“有你在，會有辦法的。”

　　“聽說小俞到過延安？”江青又問徐明清。

　　“是的。聽說他5月去延安開過會。” 徐明清說。

　　俞啟威這時已改名為黃敬。對於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關注。雖說江青在上海演藝界的生活，鬧得滿城風雨，眾說紛紜，但她的內心對黃敬依然懷有別樣的感情。

　　黃敬當時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1937年2月，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調離北平，柯敬史(柯慶施)隨即宣布，由黃敬、林鐵和陳伯達組成“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黃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為蘇區代表前往延安參加中共蘇區代表會議。會議定於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倫·斯諾)同行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黃敬就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那時他和組織還沒有恢復聯繫，在北大讀書，但他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諾的注意。他曾誇讚黃敬：“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這個俞大衛，就是黃敬。

　斯諾在1936年6月進入陝北採訪，住了4個月，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斯諾的陝北之行，是通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從中也出了力。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黃敬對斯諾夫人說，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次會議，規模很大，屆時，中共的領導人都會到場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平時都被封鎖線隔離，相距甚遠，能聚會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諾夫人便在黃敬和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之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的陪同下，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

　　到達西安後，4月23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日夜監視，和黃敬悄然離開西安。4月30日，他們抵達延安。5月2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5月20日，黃敬離開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來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會有什麼別的動因，想不到竟是黃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給了她不小的影響。

　　由於江青拿不出組織證明，徐明清就對她說：“你還能找出什麼證明你身份的東西嗎？”

　　江青打開小皮箱，從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說：“這本影集或許能證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開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進步話劇、電影的劇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確實是一個進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罷，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來，囑咐她不要着急。她會把有關情況反映給上級部門，讓她靜候組織決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況和要求向八路軍辦事處的危拱之作了匯報。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帶到辦事處談談。於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輛黃包車，去了設在西安七賢莊的八路軍辦事處。　她倆到了辦事處後，徐明清看到鄧穎超大姐正在這裡辦公，便把江青介紹給鄧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遞上了她的“影集”，鄧穎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說：“你就是上海電影界的明星藍苹啊！”

　　接着鄧穎超說：“這事由博古(秦邦憲)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們先把影集留下，過兩天再來吧。”

　　過了兩天，江青單獨去了一趟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傍晚回來時，她告訴徐明清說：“博古同志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把自己的情況向他仔細匯報了。我提到了小俞(黃敬)，他便答應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黃包車來到幼稚園，她欣喜地對徐明清說：“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據江青自己後來說，她是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從西安出發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十分艱難地到達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趕巧的是，她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裡開會。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後來回憶，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會議結束，經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紹，江青認識了葉子龍，後來江青見毛澤東也是朱仲芷介紹的。葉子龍還回憶說，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時，江青就是搭乘毛澤東坐的那輛卡車進入了延安。不過毛澤東坐在駕駛室，江青是坐在後面的車廂里。

　　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暫住，登記時，她不再寫“藍苹”，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為自己起的一個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義有二，一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二為出自唐代古詩：“江上數峰青”。

　　到延安後的第二天，朱仲芷帶着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在院子裡同她們談了話。這次是江青和毛澤東第一次正式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