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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梁: 积跬步以至千里 – PR中国六十年核心政治的演进和下十年的展望
送交者: 维梁 2010年01月25日21:14:00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政治的世界是充满矛盾和对抗的世界,各种政治势力如同丛林中的各种洪水猛兽,都要以吃掉对手而后快。所谓: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所以各派政治势力当评论自己的时候,无不自夸得如鲜花般美丽,如处子般纯洁;而当评论别派势力时,无不是泼脏水、扔石头,欲置于死地。可如果你能够以一个自由中立者的角度,利用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政治世界和政治现象,你就会进入一个奇妙的自由王国,找到从前曾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的答案。

 

政治世界的人们都喜欢打标签,谈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如果我说“新中国”,则很多民运人士、成“功”人士、自由人士必然认为是要为共产党歌功颂德;而如果我要说“共产中国”则必然让人以为是敌对势力的代言人。所以我只好起了个新词汇,叫:PR中国,很中性,符合我的中立角色。

 

谈到PR中国的政治体制,很多人是颇不以为然,认为是比以前的R中国更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而国内的中共某些人士则是极力表功,推崇其对中国的丰功伟业。其实,叫我客观地分析,丰功伟业是不假,毕竟是把中国从一个分裂、破败、战乱和贫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建设成了一个统一、强大、和平和自足的现代国家。然而,其中的错误和灾难也是有目共睹和不容置疑的。而其领导国家的核心制度也经过了一个以十年为单位的演进。

 

1949年当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这些算是代表当时中国人的精英人群的团体是要准备大干一场的,其目标就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我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崇高理想,它与基督精神皆出自圣经之:"凡物公用、不留私产。"我想这可能是耶稣和马克思都同是犹太人的原因。然而二者实现起来却大相径廷,前者靠教化和自觉募捐,后者靠夺取政权,强迫实施。结果无论是宗教还是专政,除了它的发源地:以色列以外,至今都没能看到"凡物公用、不留私产"的最终可行性,看来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倒是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暗自作用于彼此,凡事不能走极端,极端的共产和极端的私产都是要不得的。在基督社会的西方,让人们最终知道了不要为富不仁,要拿出额外来慷慨助人,这就是有助于社会稳定和有助于自己的安全;在PR中国,让人们最终知道了不要极端地共产吃大锅饭,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弯路是一步一步走直过来的,不走也不知是弯路,不走也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土地制度之下。这些弯路就包括所谓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如何具体实施?

 

任何伟大的政治理想都离不开长期的实践,在法国、在英国都是如此。而美国是当年是一片白纸,可以直接借鉴欧洲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并加以完善。在这一点上,中国以及周边所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是有着沉重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包袱的,不论你是什么人,属于什么政党都会被压上包袱。

 

所以1949年以前所号召的人民民主,一经实践就在50年代很快化为了共产党内高级官僚们的集权专政,而反右和大跃进就是这一政治体制的突出恶果:反右是对反对派的专政;只许官僚们高谈阔论,不许右派有任何反驳。而大跃进的实质是对广大农民进行专政,尽可能多地掠夺农民手里的粮食以率先保证城里工人、干部、军人等新增人口的粮食供给,不许农民私藏粮食。而一旦调度失当,就会贻害无穷、遍地饿殍。为此,大批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官僚越来越不满。

 

到了60年代,以人民领袖自勉的毛领袖开始认识到官僚阶段腐化的危害和变质的可能,于是利用自己的威信开始号召广大人民与仿效苏俄制度建立的官僚机器做激烈对抗,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在文革时虽是大大地替老百姓除了一口恶气,但后来也逐渐过激和无法收拾,成为了毛领袖一人领导下的造反派专政。

 

70年代,随着林彪集团的失败,使毛领袖陷入到了痛苦和彷徨之中,在官僚和造反派之间进退失据。但是当其他受封建和儒家思想控制的东方领导人如,老蒋、老金和新加坡老李还在忙于世袭往替的年代,老毛能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念,时时尝试有利于自己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领导制度,并最终指定无血缘的老华接班就是东方世界的一个进步。

 

之后的80年代,随着毛领袖衣钵传人的一一被肃清,PR中国真正开始了政治局集体领导的时代,虽然民主还只是属于少数上层官僚的特权,但对比于建国后毛领袖的实质性一言堂领导来说,应是政治制度上的进步。同时,文革那自下而上的强烈冲击也促成了对5060年代官僚专制的内部反思。举一个小例子,我母亲所在单位的老领导在5060年代对下面的职工简直是横眉冷对、趾高气扬,后来在文革也被群众斗得死去活来。以后文革结束了,再恢复职务后对待下属就和蔼很多了,架子也小多了。

 

总之这一时代的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民主是PR中国的一大进步。就是后来6-4镇压的决定,也是政治局常委内部2:2票加1票弃权僵持不下后,才再加老邓额外的一票得以通过的,就内部既定程序而言是没有破例的。

后来的6-4虽经流血牺牲,然取得了90年代的新的政治进展,即,迫使老邓等人放弃老人垂帘政治而集体身退,并从此约定俗成为了:过往领导人隔代推选接班人、任何领导人都以两界为限,杜绝领导人终身制。这才超越了古书上尧舜时代理想盛世的遴选制度, 虽落后于西方,但不能说没有进步。

 

而以此综上所述,我认为PR中国在政治制度上还是一直在以10年为一个单位来逐步地完善着,而以此为参照,在2010年代,我认为应该促成的是:政治局内部以某种方式酝酿出两个,而不是仅仅一个国家领导候选人,再同时放到人大全体大会上投票选举,由人大代表选出,而不是暗箱操作出下一届的国家主席。这样一来,既然两个候选人都是中共内部酝酿成熟的人员,就都应是自己信得过的人选,不用担心出太大的变故;而同时也给了人大代表以及她所代表的全体人民以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样既符合维持国家稳定的核心需要,又在政治体制上实现了巨大进步,给人民带来了盼望以久的实现人民民主的希望,也同时表明了共产党所宣传的人民民主制度的理想不是空话,不是维护少数特权阶级及其子女和亲友长期统治的专政工具。

如果在下个十年能够实现如此目标,就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而其他过激的方案和想法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口号,于事无补,还是"积跬步而至千里"的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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