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毛澤東辯護

——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及本來面目

主要內容：

人本經濟的成功嘗試計劃生育與農民民主與獨裁知識分子，反右與“文革”毛澤東與個人崇拜毛澤東與女人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及本來面目結語

新中國建國五十周年就要到了。作為新中國創建人的毛澤東至今受到各種議論、批評、甚至指責謾罵。當今日的中國面臨什麼困難時(如城市住房緊張在於毛澤東沒搞計劃生育等)，人們還象八十年代那樣將毛澤東作為代罪羊。至於這些指責的合理性已沒有人深究了，因這些指責一般都不會遇到強有力的辯護；甚至中共中央也不會正式出面為毛辯護，因擔心這可能導致外界對改革開放方向的誤解。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澤東逝世二十二周年祭日，電腦網絡上照例是一陣對毛澤東的批評和指責。作者再也按捺不住積蓄多年要還毛澤東本來形象的衝動，為毛澤東，也為自己和千百萬人的感受和尊嚴辯護，為本來屬於中華民族的一份榮耀辯護。也為了糾正已被扭曲二十年的一段歷史。而扭曲這段歷史的始作俑者就是鄧小平和中共中央。

人本經濟的成功嘗試

"毛澤東不懂經濟”幾乎成了定論，而被海內外人士所接受。至於這個結論的根據是什麼則很少人細究。就井岡山和延安根據地時期來說，在中國也算是最惡劣的生存條件下，滿足幾十萬軍民的生活和戰爭需要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沒有成功的經濟管理能力，要確保根據地的長期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建國之初，中國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要靠進口。經過二十八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１９５２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３０％，農業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７２％，農業則僅占２８％了。在毛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間，工業平均發展速度也在10%以上。這樣的高速增長居然被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人貶之為“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讓人不僅要問：“何處不是邊緣？”以下是幾個關鍵部門的發展數據：從１９５２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一百四十萬噸增長到了三千一百八十萬噸，煤炭產量從六千六百萬噸增長到了六萬一千七百萬噸，水泥產量從三百萬噸增長到了六千五百萬噸，木材產量從一千一百萬噸增長到了五千一百萬噸，電力從七十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兩千伍百六十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一億零四百萬噸，化肥產量從三萬九千噸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萬三千噸。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並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萬公里的公路，兩萬多公里的鐵路(改革開放二十二年所建鐵路僅一萬多公里)，其中絕大部分是穿越於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廣西、福建、新疆、寧夏、河套平原等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歷史。在水利建設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在文教衛生方面，在“文革”結束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專院校、數千所的各類中專及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在“文革”期間，學齡兒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學的問題，與現在普遍存在的失學兒童現象形成鮮明對照。在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並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發燒感冒類打針吃藥費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幣，下同)以下。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逝世時，即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由於建國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並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的成本。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洼處修建一座水庫，因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預，只有發動群眾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為零。這一經濟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為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於其實際投資額而被計入。鐵路建設是另一特例。兩萬多公里的鐵路因多建在地形複雜的地區，工程之浩大是難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數橋隧占30%以上的成昆鐵路。在今日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將難於應付如此龐大的鐵路工程項目。但當時鐵路建設是由勞動力零成本，訓練有素的鐵道兵完成，在低投資下確保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在毛澤東時代，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重新回到主題，即到底何謂“懂經濟”？如果以經濟增長速度來衡量領導人是否懂經濟，那麼毛領導下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不包括廣泛存在的勞動力零成本所關聯的經濟活動)無疑證明毛澤東是一卓越的經濟領導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場經濟才能稱之為懂經濟呢？市場經濟是否是人類發展經濟的唯一選擇？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二十八年間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給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澤東的智慧和他在舊中國生活的經歷，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場經濟、股票市場等概念。但他試圖尋找發展經濟的一條新路，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更快地趕上英美等發達國家。這條新路作者稱之為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它的特點是以人為中心，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它並不否定貨幣，但僅作為調節物質資源的手段，而不用於購買勞動力。而市場經濟體系中，人和其它生產資料一樣，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相對而言，人本經濟體現了對人的尊重。但它的實現需要較苛刻的環境，即：高尚道德的領導集體，群眾覺悟的空前提高，明確的發展目標，將個體意志轉化為群體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對來說，市場經濟實現的條件比較簡單，即為個人慾望的實現創造一公平競爭的環境即可。

綜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他始終將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簡單的口號讓他領導下的軍人和群眾明白國家的目標、個人的價值和信仰。這是他領導下的軍隊戰勝強大對手的重要法寶，也是他領導下的群眾在沒有物質刺激情況下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這是他比其他領袖們遠高一籌之處。

雖然人本經濟已不適於今天的現實，但這並不能成為否定昨天的理由。畢竟毛澤東創建了適於人本經濟發展的環境，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對昨天的簡單否定將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華，並完善當前市場經濟的機會。毛澤東的經濟實踐為人類的發展道路開闢了新的思路。未來的經濟學家將會發現，毛澤東的人本經濟實踐很可能是人類經濟發展的未來狀態，畢竟它比市場經濟更好地體現了對人的尊重；當然也能更充分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譬如，中國在工業和科技基礎極其薄弱的環境下，只用十年的時間就成功地發射了人造衛星；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在並不很差的基礎上並同時還伴隨着技術的引進，至今推不出一輛象樣的國產轎車。

當鄧小平否定毛澤東的經濟成就時得到群眾的附和，為什麼？原因很簡單，鄧小平發展消費品工業，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為重點。而毛澤東時期，敵對的國際環境要求中國不得不將重工業的發展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等。對於象新加坡這種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等，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則為合適選擇；但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併兼顧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就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不二選擇。除軍品工業的需要外，中國民用工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完全依賴進口根本不現實。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鄧小平的輕工業，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國家將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匯去購買昂貴的電站設備、大型機床、採礦機械和載重車輛；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引進就成了一句空話。鄧小平主導下開始的以上海寶鋼一期工程(180億美元)為代表的洋冒進，耗干中國全部外匯，導致巨額財政赤字，幾乎斷送了“文革”結束時還不是很壞的中國經濟，就是一突出的例證。沒有毛澤東時代在中西部地區交通、能源、原材料、軍工企業和三線企業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國將面臨更加辣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單地形複雜的中西部地區交通設施等基礎建設就足以讓鄧小平的改革無所誇耀。很明顯，輕工業的發展要比發展重工業和搞基礎建設容易的多。令人遺憾的是，當中國人在吃完第十個餅不再肚餓時，將前九個餅的功勞忘得一乾二淨。當一些國營企業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業的困境而不能及時領到退休金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是否已忘卻了他們的貢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個人不計酬勞，國家高積累的情況下，才有了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才為今日豐富的消費品供應打下雄厚的基礎。

毛澤東另一項讓今人能作事後諸葛亮的即閉關自守，不搞對外開放。在建國前，毛澤東曾表示過訪問美國的意願。但形勢比人強，建國不久中美即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戰爭的結果更讓老美顏面掃地。圍堵中國成了美國的重要戰略。在軍事上，東面有台灣、日本、南韓美軍基地，東南方有菲律賓的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國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北方邊境緊張；越南戰爭使中國南國境線吃緊。從解放至毛澤東逝世惡仗不斷，計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爭，六二年中印之戰，六十年代末期開始援越抗美，六九年蘇聯威脅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緊接着珍寶島戰爭，七四年西沙之戰。如果中國對外開放，也只能面向朝鮮，巴基斯坦，老撾，緬甸和泰國。美國作為戰後最大的資金輸出國和最大市場，不能為我所用，且盡力在技術輸出上封鎖中國。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技術禁運高達一百七十多項，而對其死對頭蘇聯的禁運才一百五十多項。台，港，東南亞至到八十年代初還沒能力大量輸出資金，即使有良好開放環境，也難有所作為。如果說鄧小平時代打開窗戶進來蒼蠅的同時還能進點新鮮空氣的話，那麼在毛澤東時代則只能進來蒼蠅。毛澤東是一位充滿自信的領袖，他一生何曾懼怕過挑戰？那些想當然地認為毛澤東擔心外來思想會動搖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對毛澤東的根本不了解。建國至中蘇決裂，中國的國門曾面向蘇聯、東歐打開；這種開放是以引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為主。這期間，蘇聯對華一五六項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基礎，而且大多數項目屬於蘇聯最先進工業技術。就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相對收益而言，這段時間決不遜色於鄧小平前十多年開放的成果。談到毛澤東在經濟方面的敗筆，就不可能迴避“大躍進”。它確實給當時的經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作者在此也無意為“大躍進”辯護。令作者深感遺憾的是，當我們不斷批評“大躍進”時，卻很少有人檢討在毛澤東逝世後由鄧小平主導的“洋冒進”及嚴重脫離實際的“十年計劃”。這是否存在着評價歷史問題時的雙重標準？毛澤東曾為“大躍進”的失誤檢討，而鄧小平卻對“洋冒進”低調處理；華國鋒因當時所處的位置和很快下台，更無意間背上了這口黑鍋。“洋冒進”的特點是無視國家的外匯支付能力，通過大型工業項目的全套引進來迅速提高工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由於嚴重脫離實際，缺乏科學論證，致使出現巨額財政赤字和外債，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發嚴重通貨膨脹埋下了種子。一些大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慶幸的是，中國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迅速成功，不僅緩解了財政狀況，而且節省了一筆進口糧食的外匯，化解了“洋冒進”對經濟的巨大衝擊。否則，中國的經濟真要被鄧小平拖到“崩潰的邊緣”。“洋冒進”的另一惡果，是由於論證的草率而導致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和對地方產業結構優化的永久性破壞。上海就是一例。因上海遠離能源，原材料基地，兩條鐵路已緊張不堪，而上海的優勢在於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勞動力隊伍。因此，上海的產業發展方向應是優質輕工業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業。然而，重點全套引進項目——寶山鋼鐵總廠的建設卻使上海的產業結構不可挽回地繼續走重型化的道路。當上海汽車工業占中國市場辦壁河山時，人們已經忘了它正是“洋冒進”留下的苦果。當然，這也進一步加劇了上海與其它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如果說“大躍進”的後果已經彌補的話，那麼，“洋冒進”的影響將長期地持續下去。當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過《關於建國以來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指責毛澤東“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時似乎忘了，他所犯同樣的錯誤還沒來得及糾正。中國自一八四零年以來，山河殘破，國無寧日。只有在共產黨革命勝利後，中國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統和發展經濟的良好內部環境。對於毛澤東和鄧小平這一代人來說，希望國家儘快強大起來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長的錯誤也不應給予過多的指責。畢竟他們也是出於良好的心願，而非個人英雄主義作祟，換了別人也很可能犯類似的錯誤。總結歷史的目的應在吸取教訓，而非指責先賢。更不應以雙重標準，貶毛以揚鄧。鄧小平的改革實際上是將毛澤東時代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化為新時代的市場經濟，將重工業優先的產業政策轉向輕工業優先、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並重的政策。這種轉化本身並不存在進步或倒退的問題，只是選擇適合當時社會環境的經濟發展道路。鄧小平的對外開放也是將毛澤東時代沒條件開放下的閉關自守，轉化為外部條件許可情況下的打開國門。將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稱之為一場革命，是不客觀的，也有違歷史的辯證法。

毛澤東的經濟也並非完美無缺，它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應因此來否定毛的經濟成就，進而證明鄧改革的合理性。正如莫里斯·邁斯納所說：“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鄧小平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計劃生育與農民

將計劃生育與農民放在一起討論，概因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歸根到底是農民問題。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孩子數量也不超過兩個。在討論經濟問題時，沒有太多涉及農業，比較毛、鄧對農業的貢獻不能迴避計劃生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毛澤東無視馬寅初的《人口論》，不搞計劃生育，導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負擔。海內外人士在批評毛澤東的這一錯誤上，始終保持着驚人的一致。《人口論》無疑是真理。但真理轉化為科學的實踐並非無條件的。首先是現實的需要及該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難易程度。如果現實迫切需要，操作有難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現實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這兩種情況下，雖有爭議，但真理具備轉化為實踐的條件。但如果現實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極其困難，再完善的理論也失去了實踐動力。毛澤東時代搞計劃生育，即屬於後一類情況。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沒有控制人口的緊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國的唯一資源，無論在戰場上，還是在人本經濟的建設中，人的因素被發揮的淋漓盡致。在廣大農村地區的自然經濟狀態下，養一個孩子的負擔並不比養一頭小豬重多少。因此，沒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長的迫切需要。在“文革”期間，村莊牆壁上寫着“計劃生育，利國利民”的大標語。它除了讓我們這些上學的孩子們練習這幾個漢字外，並沒有任何的用處。鄧小平主政後極力推動計劃生育，加大宣傳力度，但在農村收效甚微。對廣大農民來講，他們的晚年除了依賴子女外別無選擇。如果說城市年邁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顧，退休金能大幅度減輕對子女經濟上的依賴，那麼農村子女則將承受照顧生活和經濟上的雙重負擔。“一胎化”對農民是極不公正的。

面對農村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的困難和人口快速增長的嚴酷現實，各級政府面臨了來自上級的巨大壓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國廣大農村掀起了異常瘋狂的計劃生育風暴，對中國農民的生活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一影響被社會學家完全忽略。這場風暴是以高額罰款、拘留等為手段，對付超生的農民。聯產承包責任制讓農民剛嘗到甜頭，高額的計劃生育罰款又將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鄉說，多生一個孩子被罰三、四千元(人民幣，下同)，約相當於當時一個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單一個三百人的小村莊一年的罰款額就高達四，五萬元，連續多年保持這一水平。對大多數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來年補足外，還被牽走羊、豬等家禽，拿走農具等。每到檢查計劃生育季節，小村莊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們講“當年國民黨還鄉團也沒這樣壞過”。由於罰款額由基層幹部確定，罰款也無收據，而國家政策中也無此項規定，所有罰款全部被貪污。如果說價格雙軌制開啟了城市特權階層大肆劫掠社會財富大門的話，農村幹部的大面積鯨吞農民財富則始於計劃生育罰款。好不誇張地說，農村年輕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須為基層幹部家白干三年活。中國的農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達理的群體，即使在他們被罰得苦不堪言時，您聽他們怎麼說：“計劃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後沒地種還吃什麼”。如果鄧小平能象毛澤東那樣善於做思想工作，並將罰款用於公益事業，農民的牴觸情緒也不會那麼強烈。計劃生育對農村經濟和社會關係的破壞也不會那麼巨大。在毛澤東時代，不要說計劃生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種種強制手段被廣泛應用，即使在北京郊區發生幾起這樣的事件也足以讓毛澤東對整個計劃生育政策喊停。毛澤東那一代領袖們對農民的感情太深了，虧欠農民的也太多了。他們很清楚，是農民的巨大犧牲鋪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當農民終於盼來了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時，卻因多生個孩子而被他們為之犧牲的政權牽走牲畜，罰得傾家蕩產；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寧願選擇和人民一起挨餓。如果當時實行每對夫婦只生兩個的話，將面臨一個殘酷的問題，那就是誰還願讓自己的孩子去當兵。這對處於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的中國來說，是不可能不予考慮的。徵兵問題將很快成為中國的一頭疼問題。未來的中國會有打大仗的經濟實力，但支撐大規模戰爭的社會基礎將變的異常脆弱。很顯然，在毛澤東時代，人口控制在實踐上具有相當大的難度，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可行。即使毛澤東當時強制推行人口控制(允許生二胎)，考慮邊遠地區的隱性超生，今日的中國人口也將不少於九億，難道說人口問題就解決了嗎？

計劃生育罰款開闊了基層幹部的胃口，在計劃生育罰款開始不久，農村亂收費的浪潮又起，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收費就高達三十多項。名目繁多的收費已使“幹部進村”和“鬼子進村”具有同樣的含義。農民集體砸壞鄉鎮政府、趕走幹部、乃至幹部嚇得不敢回家的事在九三年之前已時有所聞。作者每當聽到這樣的消息難免“幸災樂禍”，“幸”的是它讓我看到了農民的希望，對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更有了深入的認識。老實且富忍耐力的中國農民只要過得去，就不會到政府門前示威，也就沒人注意他們的遭遇。他們只能以農民式的幽默表達不滿，如“毛主席萬歲，鄧小平萬稅”；江澤民主政後，則有“毛宰東(家)，江宰(人)民”(在江北一些地區，“宰”有時和“澤”讀同音)等。農民的積極性確實被調動起來，但他們不積極行嗎？否則，他們不可能有餘錢購買下一季的化肥等生產資料。“文革”期間，農民每天的工作時間約為十至十二小時，現在至少會在十四個小時以上。當鄧小平的改革讓他們獲取大量收益時，政府和貪官的手又將其全部拿去，留下幾枚可憐的硬幣。農民的節儉會讓他們幾年後建起磚房，買上電視，但他們對鄧小平並不領情。他們說“如果按當年毛主席的方法，咱們現在也會蓋新房，買電視，幹得也不會這樣累”。農民的心中自有一公平秤。作者開始讀博士時，對家鄉農民來說無疑是學識“淵博”的。每次放假探親，鄉親們總焦急地問：“政府還讓不讓咱們活”，“共產黨還是毛主席那時的共產黨嗎”，“以後這農業怎麼搞法”。他們用微弱的聲音呼籲“政府能讓我們歇三年，也能攢點生意本不”。很遺憾，我無法給他們一線安慰。由一群不懂農業，對農民沒有深厚感情的官員制定的農業政策，是不會給農民機會的。改革開放之初，沿海農民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乘上經濟發展的頭班快車。當內陸地區農民商品意識覺醒，準備搭上後一班快車時，計劃生育罰款和無窮的收費已無情地剝奪了他們買票的權力。也許，內陸地區的農民們已永久地錯過了本來存在的發展機會，因創業的成本越來越遠地偏離他們的能力。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國政府才不好意思地取消了對農民的二十九項收費。這是涉及農民生活每個細節的收費。其中有些收費只需到農家小院站上五分鐘就能發現它的荒謬。之後，作者曾上書國務院，希望政府考慮將糧、棉、油基本作物有關的農業稅全免，經濟作物和農副產品稅收削減，並將其不再納入中央和省級稅。這一基本合理的建議顯然未被考慮。農業稅在中央和省級稅中(工業落後省份例外)所占比例很小，經開源節流，不會對財政造成太大影響。和幹部吃喝開支(二千五百億以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這確是給農民的一點安慰和希望。如果您到廣大內陸地區的縣城走一遭，會見到漂亮的路燈、新修的街道、大型的商廈。可當您得知這兒沒有一家工廠賺錢的時候，就會明白是誰在支撐這個城市的運轉。給農民一份希望，也等於給城市一份希望，給國家一份希望。國家對每個城市人口在市政、就業方面要大量投資，國家給農民的僅是一塊本來就屬於他們的土地。

固然，農村改革讓中國有能力養活眾多的人口；從國家的角度來看農業政策，顯然是成功的。但如果站在生產者的角度，以“投入產出比”這一貫用的方法來評價的話，考慮勞動量增加和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及子女教育費用(屬勞動力再生產活動)增加等因素，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政策根本就是一場失敗。人們也許會拿鄉鎮企業說明鄧小平政策的成功。成功的鄉鎮企業在廣大內陸農村並不普遍。實際上，在“文革”期間，中國農村大隊及公社一級的鄉鎮企業已有一定的規模，但農村改革後，這些企業象集體農業機械一樣被廢棄、黥吞。象作者家鄉所在大隊在“文革”期間建起了塑料袋廠和肥皂廠，但現在一家企業也沒有。江浙一帶鄉鎮企業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與這之前所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澤東時代來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帶鄉鎮企業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薄一波的回憶文集中可知，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央從來就沒想過鄉鎮企業這回事，中國農民的巨大創造力豐富了改革的思路。當然，中央政府毫不猶豫地將其劃入自己的政績，似乎鄉鎮企業只有到了改革開放才出現一般。

鄧小平去世時，村民們見面打聲招呼“鄧小平死了”。沒有怨恨，但也始終無法產生“毛主席和我們心連心”的那種感覺。他們村邊的河是毛主席領導下挖掘的，路是那時修的，橋也是那時建的，當然已經殘破……。天安門廣場有一條永不乾枯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紀念堂。其中，經常可看到衣着樸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兒孫們的攙扶下表情肅穆地步入紀念堂。他們不知如何獻花，也不習慣城裡人鞠躬的禮儀，只知道用磕頭來表達對先人的懷念和敬仰。如果紀念堂允許的話，中國億萬農民的雙膝一定能在堅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兩個深深的凹痕。

民主與獨裁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曾高瞻遠矚地指出：“避免中國興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建國時，毛澤東創造性地建立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獨一無二的、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蔣介石的愛將寵臣及其他國民黨人士。由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打江山，卻和民主黨派共享勝利成果，這不僅需要毛澤東有民主的意識，更需要民主的胸懷。這一制度曾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長級幹部中非共產黨員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澤東率團去莫斯科參加蘇共代表大會，代表團中更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玲，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黨的民主和自信？

中國走什麼樣的民主道路至今還是一頗有爭論的問題，尤其是“六·四”和蘇東巨變，才讓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民主建設的複雜性和漸進性。站在今天的立場上要求毛澤東時代有一個健全的民主政體，顯然是不客觀的。

中國從幾千年的封建帝制過渡到民主共和政體需要一個過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理想固然好聽，但在帝制餘毒甚深的環境下根本不好用，導致袁世凱復辟和接踵而來的軍閥混戰；也給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塗上了濃重的“書生造反”的色彩。至蔣介石執政時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無半點民主的行動。

毛澤東本人雖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及黨內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體系，但該體系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實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環境；對中國人來說，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參政重要。在毛澤東時代，領導幹部普遍的廉潔奉公使人民對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及民主體制建設根本沒有興趣，也認識不到它的必要性。其次，毛澤東太高的個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礙。“文革”後檢討五十年代政策失誤時，鄧小平等老一輩政治家曾說：“我們也是有責任的，也是舉手贊成過的”，這決不是謙詞，原因是“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當對某問題有不同意見時，最終都證明毛主席是對的，主席看得比我們遠”。《毛澤東傳》形象地描述為“當毛澤東思考時，他的人民已習慣於將自己頭腦中相應的一部分關閉”。在這樣的環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談。“一言堂”和家長製作風的出現將是必然的。很顯然，這並不全是毛澤東的過錯，這更多地屬於歷史的必然。

當鄧小平在《決議》中批判毛澤東家長製作風時，他自己也將犯同樣的錯誤。以軍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內撤換兩個黨的總書記，不能說沒有家長製作風，而且更嚴重，至少毛有家長製作風時自己正在“家長”的位置上。但在鄧小平用非民主的手法處理“六·四”問題上，誰能說他全錯了？這就是歷史。

毛澤東擁有民主開明思想的另一例證是於五十年代末，在海峽兩岸統一問題上，首次提出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兩岸各保留自己的社會制度這一“一國兩制”的核心思想。然而，今人已將“一國兩制”的發明權毫無疑問地送給了鄧小平。如果說海外華人華僑的這一失誤還有情可願的話，那麼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錯誤則是令人費解的。作為毛澤東時代主要領導人，鄧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有關台灣問題的這一重要精神。但他面對群眾誤送上來的榮譽，並沒有作任何的糾正。

當然，鄧小平作為第一位成功實踐了“一國兩制”的領袖，為國家的統一做出了歷史不可磨滅的貢獻。

知識分子、反右與“文革”

毛澤東是作為一代明主，對文人賢士以禮相邀，厚待有加。建國時，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協，甚至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至於這些老學究們對新政權的建立是否作過值得一提的貢獻，是否有一謀一計之功，不談也罷；他們在舊中國文藝界的聲望和地位獲得新政權的認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於他們在新政權的領導下能有多大作為，毛澤東等建國的領袖們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簡單，他們除了認識幾位中央領導人外，沒證據顯示他們對新政權的本質有深入的認識，他們在古紙堆里積累的學識也難以應付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他們同樣缺少毛澤東那種對中國社會的深刻了解。遺憾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並沒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會到田間、工廠去為自己的學識注入新內容；還以為似過去的文臣謀士，靠引經據典就可以治理一個現代國家。建國後不久，老學究們就開始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騷滿腹。毛澤東在《七律·答柳亞子先生》詩文中即表露了對類似柳亞子、梁漱冪等老學究們的規勸和無奈。這些老學究們所為並非偶然的，實際上表露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所共有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對毛澤東發動反右、“文革”、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識分子在中國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群體。共產黨將知識分子歸類於工人階級實在有點勉強。中國知識分子受傳統文化的薰陶，在他們身上聚集了這個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膽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計較、自私自利、附庸權貴，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懷圜宇、大公無私；高雅與庸俗一體，自不量力與博學廣聞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脫離實際。從群體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囊括了中國人品行的整個光譜，且表現的比工人農民更強烈、更鮮明。故在中國老百姓眼裡有“文化人難打交道”和“讀書人知書達理”的矛盾認識。毛澤東作為開國明君和大知識分子，他清楚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廣開言路、從諫如流開創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藝界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是他在新時期所作的嘗試。這與他本人在文藝方面的開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體詩詞方面的造詣為唐宋後所罕見，但他卻不提倡年輕人作古詩，稱古詩束縛人的思想。他的這種開明思想與現在學術界廣泛存在的學閥作風形成鮮明對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始不久，中國知識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漸顯露出來。他們在戰爭年代膽小怕死，只能躲在學堂里或香港指點江山，清談國政；“百花齊放”似乎讓他們看到了“坐江山”的機會。什麼“紅旗能打多久”、“外行領導內行”相繼出爐，明顯超越了學術爭論的範疇，直接挑戰現政權的意味甚濃。如果回憶一下“六·四”之前中國知識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識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澤東作為政治家，出於維護政權的本能而發動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應。

中國太大，一場運動一旦開始，就很容易產生失控局面。當發現問題而緊急煞車時，冤假錯案已經鑄成。反右擴大化中將不少無故的知識分子錯化成右派，是令人遺憾的。

中國知識分子無疑令毛失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毛改造知識分子的重要嘗試。中國知識文人輕視勞動，遠離民眾生活的惡習是頗有歷史的；毛澤東試圖讓他們放下高貴的腰板到生產第一線接受鍛煉。今天看來，這種改造知識分子的方法實在有些粗糟。學外語的沒必要在農村生活五年，學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種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包含的積極內容。中國知識分子脫離實際、遠離民眾的毛病至今並沒有完全扭轉。“六·四”前，如果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能深入基層了解一下工人農民的想法，他們就能知道他們理想的“民主”在中國到底有多大的市場。很遺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層去一定是指導工作，而非學習。人文科學方面的學者們多了解社會尤其必要，否則必將對國家禍患無窮。(如北大厲以寧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國營企業的出路在於股份制,以本人對經濟學的認識和在多種公司多年德工作經驗,認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 是非常可笑的. 厲基本不了解國營企業)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及毛澤東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鑑。實際上，教育部門已經注意到現今應試教育體系的巨大危害，並重新評估“文革”期間基礎教育的閃光點。作者讀小學時正直“文革”後半期，學校要求學生每周至少參加集體義務勞動一天，放學後要揀糞、割草。這些勞動並沒影響基礎課的學習，卻對學生的品質進行了塑造。中國某著名演員形象地稱“‘文革’讓我們少學了很多沒用的東西”。而今天的學生除了考試，再無其它。如果說反右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針對知識階層和城市青年的話，破“四舊”主要針對中下層人民的落後愚昧，那麼“文化大革命”則是從文化上對整個民族的一次重塑。“文革”的起因較複雜。擔心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文革”前有所抬頭的幹部搞特權現象令毛擔心資產階級可能在黨內出現；“六·四”後重新回憶毛的一些講話，發現他對西方要在共產黨第三代(赫魯曉夫即屬蘇共第三代領導人)實現“和平演變”有相當高的警惕。這些有可能在發動“文革”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作者認為毛對自己民族的落後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時，他曾針對自己的成就戲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建國後，代表中華民族最優秀群體的知識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農民和城市底層人民的純樸和落後令他愛恨交加。民族覺醒和崛起，並將中華民族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願望。從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這一點：一方面在和周邊小國劃定邊界時，他從不斤斤計較，但和美國、蘇聯這些強大民族交往時則寸土必較，決不退讓。在他的潛意識裡是否有尋找安慰的渴望？他對《三國》和《水滸》的熱愛，是否是在尋找這個民族的應有形象：胸懷天下、英雄豪氣兼肝膽忠義？如果說建立新中國，使毛澤東得以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進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麼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則是他對這個民族精神及靈魂進行改造的嘗試。這就是為什麼打敗蔣介石和發動“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兩件事。那些認為毛是為了打擊異己而發動“文革”的想法，顯然是淺薄的。以他在黨、政、軍中無可爭辯的威望，打倒十個劉少奇也用不着發動新疆的紅衛兵，更不值得他將此列為最自豪成就之一。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後二十年共產黨幹部的腐化、人們思想的混亂、“六·四”對中共的嚴峻挑戰，也許能讓後人對“文革”有更全面的認識。中共某在位的頂級領導人在蘇聯解體後不久的內部會議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頭看“文革”，將得出(與《決議》)不同的結論。不可否認，“文革”的發展超越了毛的預料和控制。雖然他反武鬥倡文斗，但武鬥之風在大城市仍時有發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錯案。但受害人數卻頗有爭論。西方一些人稱蒙冤人數為三千五百萬，也有幾百萬之說，以此證明毛及其黨的殘暴。但據作者的了解，這些數據明顯被誇大了。“文革”對廣大農村和小城市並沒有造成太大衝擊。以作者家鄉及周邊地區來說，田照種、工照作、學照上，只是政治學習在學校為每周一次，在生產隊則最多每月一次。偶爾有兩個被抓的小偷在街上遊行。對地主富農的批鬥大會也僅限於幾個老農的控訴，絕不允許身體傷害。家鄉為百萬人口的大縣，很少聽說誰受了冤假錯案。作者後來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學，前後相處的幾十位來自大城市的同學無一人的親屬蒙冤，說起“文革”來反而個個眉飛色舞，情緒高昂，象剛參加完狂歡節一般。如果按當時大小城市共有五千萬個家庭的話，三千五百萬人蒙冤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政府公布的“六十萬人蒙受冤假錯案”應是接近客觀事實的。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受冤，對其本人或國家都是個損失。“文革”結束後，有些人進行了瘋狂的報復。但同時也有些人則坦然面對過去，沒有半句怨言；出於他們對毛澤東其人、其事、其文的認識。一位被錯劃為右派的老師曾講：毛主席作錯什麼事都不是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曉；他並非鼠目寸光的領導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絕非心胸狹隘的庸俗之輩，讀他的詩詞即可瞭然；他所犯的錯誤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評判的。曾和一中國作協的朋友談及毛澤東，他說：毛主席詩詞中所表露的霸氣、偉美和雄麗在唐宋詩詞中也難見；其文章更如行雲流水，讓下層人民讀之不以為深奧，讓知識階層讀之不以為土氣，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淺顯中見深理，盡顯“五·四”白話文運動之精髓；毛雖沒讓他擁有彩電，但深以曾在毛澤東時代生活為榮。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頗有“以死在英雄劍下為榮”的豪俠氣概，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頗為不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