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某一时代的特殊语境中，出现了一些汉字软刀子，比如红色为良白色为恶；左为好右为坏，等等。大自然的安排，和没有左就无所谓右的平等方位，愣是活生生被放到了你死我活的对立面上。

中国现在是否存在被煞有介事渲染的右派？这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将他们的言行作为参照系，比如“图解毛泽东慈爱的目光”、“中国要崛起绕不开毛泽东”、对朝鲜歌功颂德，为了个圆明园的水龙头，气势汹汹主张和有关国家断绝关系，等等，那么中国大概真存在右派，因为他们确实把这个看成了笑话。但是，相比与这些连让人一笑了之的价值都没有的荒谬，所谓的左派们借“左”之政治僵尸壮胆，显然是对现状的误判，简单些说就是脑子有问题。

考察国际共运史和中国现代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谓“左”，从来就不是一个站得直的概念。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所用的词语非常尖刻；中共历史上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也因为“左”的地道，险些将中共引向毁灭，就连“左联”那样曾被大书特书的文学团体，现在看来，也颇有需要推敲的地方。至于左到极致的红卫兵，简直就是精神病院里都难以找到的。与此相反，很多右，如从伯恩斯坦到赫鲁晓夫；从苏区反右的错误到1957年反右的荒谬，都验证着被迫害的“右派们”可贵的理论素养和精神品质。

左派们最擅长的，莫过于精神欺骗和概念收买。特别喜欢打着中国的旗帜、民族的幌子、公平的经幡招摇，玩弄概念，却反对可行性的社会改良措施。他们可以说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来逗乐狂妄的小玩闹们掏腰包买他们的精神摇头丸发财出国定居，也可以睡在暖洋洋的被窝里打完哈欠上网发帖，号召气囊鼓胀的小喽啰们去天安门广场朝拜红太阳，自己却不去冒非法聚会之险，骂骂茅于轼廉租房不用修单家厕所；批评一下《炎黄春秋》有反动倾向；夸赞一下金日成和毛新宇的体魄；总结总结乌拉圭的共产主义运动新动向，已经到该吃荷包蛋和喝牛奶的时候了。

在知识界，左派们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大多数不怎么样，这是笔者留意过的一个情况，虽然不太全面。谈这个不搭界的考察点，是发现了一个现象，他们打着反对社会分配不公、反对发达国家的旗帜，在迎合下层民众口味的过程中，为自己赚噱头和兜售自己的出版物，这几年的几本左派宝典都是，宋晓军、刘仰，还有正在完成华丽转身的摩罗等，都具有这一特征。他们骂社会不公，却很少有解决问题的专业建树和理论探索，当然，撒泼和怀念回到一穷二白的时代的不少。左派们没有茅于轼、艾未未、杨恒均、夏业良、贺卫方等所谓右派们那样的社会影响和为生能力，也没有直面社会的耐心和踏实，能在天桥的杂耍场上叫响，能在北影门口等到王宝强一样的运气，跟着人家走，这才是他们追求的。这些人如果哪天阔了，我们看到的，不知是中举丫鬟的扭捏还是绫罗绸缎的哈巴从豪门中对路人的狂吠？那些选择当“左派”的，很多根本不是在坚持一个观点，也不相信自己说的那些，而是对自己出名和发财的一个创意。

但是，相对于所谓的右派，政治智障“左派”们在中国是安全的。一条疯狗只要仅仅停留在吠的阶段，不会对任何实体形成实际伤害，大不了就是吵得烦人，挪个地方躲一躲就行了。何况他们为中国这个产生过阿Q的国度的老百姓画出了一张张肉饼和一串串止渴的梅子，更重要的，是对正统的高度认可。而“右派”的处境就困难的多，他们说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必然会牵涉到实实在在的人和事。结果不是给当局和民众亢奋增添“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的豪迈大爷气，而是大喜日子里给人家添堵的各类“问题”，受到处理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做一个政治智障的左派，在当下似乎很有前途，也更为安全，有时候还很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