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去世了，網絡上一片悼念之聲。我過去對這位本家前輩不大關注，現在，既然關於他的信息開始向我的視野里頻繁撲來，我“學而知之”，難仰泰山之全貌，且談談我的淺陋印象和看法。我決不繆托知己，但也表達一下我對一位去世的學界前輩的悼念。
李先生被一些學者看成是自由主義者，這確與李先生樂於與一些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晚輩學者熱心相交有關，也與他的思想對“自由”的重視而被一些人誤解有關，但他顯然不同於後來的一些專業的，以及狹隘的自由主義者。李先生的“自由主義”概念相當於“自由思想”，與專制主義對立。李先生在我看來是自由左翼，他早年投身左翼運動，一生未改左翼理想，他反思和批判了集權政治，在哈維爾那裡尋找自由左翼思潮新發展的啟示，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發韌與復興》一文里，李先生說：“自由主義意味着：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樂和幸福的自由，都有發展自己的創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損害他人的自由。自由的人最能創造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在各種價值中，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裡宣告，他們的理想社會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對自由的一種貼切的表述。人人都享有自由，才可能形成一種制約的機制，使社會有序發展，如此才能堵塞產生專制暴君的門路。”這段話可以看出晚年李先生的思想的核心成分。李先生重視“自由”的思想，在人文價值里，“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聯繫到李先生從上個世紀一二九運動以來的在中國左翼思潮中的奮鬥，對1949年以來的紅色集權政治的反思和批判，和他仍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裡對自由的理解，由此可以認為，李先生是個自由左派。
在談“自由思想”的時候，在推崇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在這篇文章里，李先生還提到其他各樣的有自由思想的人物。由於此文是《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的序，他特地提到北大的兩位校長，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蔣夢麟也把“大度包容”作為辦校方針。李先生稱讚北大這個中國著名高等學府“可以永遠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播種者和啟蒙者。”中國二十世紀的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曾擔任北京大學客座教授的陳寅格，也是李先生推崇的“自由主義”者。陳寅格一生盡瘁學術，謹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後半生經歷了極其險惡的政治壓力，然而他到死也沒有向政治權力低頭，實踐了他早年說過的話：“不自由，毋寧死耳！”這讓反思集權政治的李先生十分敬佩，他還專門寫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文章，稱讚“陳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懷遺恨，不屈不撓地為國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後世知所矜式，其意義、其價值是無論如何估計也不會過高的。”李先生自己不也是晚年“為國人立一典型”嗎？可謂言人說己、言行合一的人物。陳寅恪一生思想未大改，李先生在晚年反思、批判集權主義，但未放棄其青年時期確立的自由左翼之理想。 李先生的自由思想是與專制主義對立而建構的，這與他“風雨蒼黃五十年”的坎坷經歷有關係。1949年10月1日，二十六歲的李先生陪同蘇聯代表團到天安門觀禮，目睹了紅色中國的五星紅旗第一次升起，欣喜着：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然而，絕對想象不到的是，八年以後，從來沒有成份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而且一貫被評為“模範”的李先生，竟被他參與締造的新政權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他身上！並且，他的苦難是長期的。十年大慶，二十年大慶，他都在勞改中；三十年大慶沒有舉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慶，他有幸應邀參加在天安門的晚會，仍是“犯嚴重錯誤之身”。
李先生在《風雨蒼黃五十年》裡說：“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裡，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於空幻的夢想呢？”他寫得最用力的正是對深受其害的集權政治的反思和批判，深深體會了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由此，他將探究的目光投向了久遠的歷史。在對“民主”的起源的探究上，他看到了古希臘文明的“民主”特例怎樣逐漸發展普及成一種極好的世界性制度，也看到了同輩中國學者顧准對古希臘政治制度研究的深刻與精彩。他更是看到了五千年的母國的文化傳統，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專制主義”。由此，他深深共鳴自由左派大思想家魯迅1925 年在回答《京報副刊》關於青年必讀書的問題時，勸中國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話。李先生批評一些狹隘的自由主義者的“屠魯”：“魯迅的話固然是憤激的話，然而卻是一個只有對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有深刻覺悟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話。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這真是可悲的事。” 李先生“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就是告別集權政治，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理想。然而，他終於遺憾地走了。不過，他給後人留下了走向他所希望的理想社會的啟示的路，這是捷克思想家哈維爾給他的，也是給中國人的啟示。那是李先生的最有衝擊力的一篇文章《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是為中文《哈維爾文集》所寫的序言，因了他的這個序言，《哈維爾文集》長期得不到出版的機會。 在這篇文章中，他完全同意哈維爾對後極權主義社會所作的描述與分析。什麼是後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 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怎樣才能打破這種出於恐懼而憑藉謊言生活的現實？李先生推崇哈維爾的十分簡單的答案：“在真實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李先生讚賞哈維爾的看法：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對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權術和伎倆。也許陰謀可以使得某個人登上某個寶座，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不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在哈維爾看來，“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 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和服務人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 甚於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於良心的呼聲上的責任”。換言之，人們有權拒絕為適應政治需要而壓抑自己內心深處感到的道德要求。由此路徑，李先生設想自己的國家或可如哈維爾所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難以預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發生無法壓制的轉變。”這是不是李先生的“最後歸於空幻的夢想呢？”只有歷史將做出回答。
我在久別鄉土的韓國大田客居，心憂祖國，為當下正流行的非典瘟疫擔心，也為祖國的社會結構的進步而期盼，我感到本家前輩李慎之先生的逝去是中國的一大損失。余世存說：“我在家裡寫這篇文章時，已經有好幾個朋友打電話來問情況了，他們都明白慎之先生在多難的中國社會裡的意義。我們今天都在感受他，明天我們也會將他想起。生活中正是有他這樣的人，我們的苦難和無望才有了新的含義。”這正是我想說的話。 2003-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