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做记者之前，一直觉得中国记者根本没有职业道德，不是党的喉舌，就是见钱眼开。做了记者之后，才认识到，除了这两点之外，记者的职业道德还应该有更多东西。《青年参考》陈杰人“武汉女大学生卖淫”报道，虽然既没有为专制代言，又没有收取红包，但整个过程中的一些行为，实在提醒所有中国媒体同仁，职业道德建设尚需时日。

记者不是道德打手，不是社会警察，只是一个历史记录者。我非常反感陈记者在报道过程中报案，警局拖延竟然诉之为“不作为”。记者常常需要做一些底层的社会调查，例如我就去延边的妓女中调查过朝鲜难民偷渡的案子，这些朝鲜妓女按照社会常理，一方面在卖淫、一方面又在偷渡，哪项都是政府非常反感的事情。倘若我也大义凛然地报警，虽然也表面上也说的过去，但我这个记者从此就不要再做了，我内心也会永远背上“出卖”的罪责。

不但如此，我所有的报道中，必须用技术手段让官方没有办法顺着我的报道线索能把这些人抓到，除非官方派国安来调查我，我就鱼死网破一次；即便如此，我也常常也只问当事人对报道有用的消息，多余的我也根本就不想知道，做完报道之后，就是我本人去找，也不一定能找到，这就是为了避免在中国目前的追查制度下破坏我的从业道德。

《女人香》给我们的启示很大，不出卖其实是在现代社会做人的信用，无论以什么名义。比如律师对自己的客户资料保密、医生对自己的病人资料保密、银行对自己的存户资料保密，而记者要对自己的报道对象保密。《华盛顿邮报》到现在都没有泄漏当年水门事件中的”深喉“是谁。

这种职业道德应当是在高于我们的日常道德，在和日常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要基本以职业道德为先。政治压力就更不应该是问题了。

我知道，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特别是在中国。但不这样，就不可能做好新闻。有一次，我写出一篇报道，揭露原某友好国家驻华大使贪污，大使打了半个月的电话质问我的新闻来源，我也跟他周旋了半个月，但原则只有一个，打死我也不说。其实顶多就是不作记者了，现代社会，只要有职业道德，做什么都能活的好。在这个新闻圈混，只要你嘴严，更多的人就会把秘密信息告诉你，如果你动不动就大义凛然，那么你做特工好了，做什么记者？

后来更让我难以理解了，陈杰人在受到内部处分之后，竟然在网络上主动公开所有采访对象的详细信息，甚至把和他说过话的司机的车牌号码都公布出来了。天啊，我们这些人在想如果国安、公安逼迫自己该如何为报道对象保密，陈兄竟然把这些打死都不应该说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挡箭牌，这算什么记者啊？

所以，我劝陈兄还是不要做什么记者了，因为你无法理解，信用是我们职业的生命，是出卖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