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做記者之前，一直覺得中國記者根本沒有職業道德，不是黨的喉舌，就是見錢眼開。做了記者之後，才認識到，除了這兩點之外，記者的職業道德還應該有更多東西。《青年參考》陳杰人“武漢女大學生賣淫”報道，雖然既沒有為專制代言，又沒有收取紅包，但整個過程中的一些行為，實在提醒所有中國媒體同仁，職業道德建設尚需時日。

記者不是道德打手，不是社會警察，只是一個歷史記錄者。我非常反感陳記者在報道過程中報案，警局拖延竟然訴之為“不作為”。記者常常需要做一些底層的社會調查，例如我就去延邊的妓女中調查過朝鮮難民偷渡的案子，這些朝鮮妓女按照社會常理，一方面在賣淫、一方面又在偷渡，哪項都是政府非常反感的事情。倘若我也大義凜然地報警，雖然也表面上也說的過去，但我這個記者從此就不要再做了，我內心也會永遠背上“出賣”的罪責。

不但如此，我所有的報道中，必須用技術手段讓官方沒有辦法順着我的報道線索能把這些人抓到，除非官方派國安來調查我，我就魚死網破一次；即便如此，我也常常也只問當事人對報道有用的消息，多餘的我也根本就不想知道，做完報道之後，就是我本人去找，也不一定能找到，這就是為了避免在中國目前的追查制度下破壞我的從業道德。

《女人香》給我們的啟示很大，不出賣其實是在現代社會做人的信用，無論以什麼名義。比如律師對自己的客戶資料保密、醫生對自己的病人資料保密、銀行對自己的存戶資料保密，而記者要對自己的報道對象保密。《華盛頓郵報》到現在都沒有泄漏當年水門事件中的”深喉“是誰。

這種職業道德應當是在高於我們的日常道德，在和日常道德發生衝突的時候，也要基本以職業道德為先。政治壓力就更不應該是問題了。

我知道，這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特別是在中國。但不這樣，就不可能做好新聞。有一次，我寫出一篇報道，揭露原某友好國家駐華大使貪污，大使打了半個月的電話質問我的新聞來源，我也跟他周旋了半個月，但原則只有一個，打死我也不說。其實頂多就是不作記者了，現代社會，只要有職業道德，做什麼都能活的好。在這個新聞圈混，只要你嘴嚴，更多的人就會把秘密信息告訴你，如果你動不動就大義凜然，那麼你做特工好了，做什麼記者？

後來更讓我難以理解了，陳杰人在受到內部處分之後，竟然在網絡上主動公開所有採訪對象的詳細信息，甚至把和他說過話的司機的車牌號碼都公布出來了。天啊，我們這些人在想如果國安、公安逼迫自己該如何為報道對象保密，陳兄竟然把這些打死都不應該說的東西當成自己的擋箭牌，這算什麼記者啊？

所以，我勸陳兄還是不要做什麼記者了，因為你無法理解，信用是我們職業的生命，是出賣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