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歷史並不終結

警言

如果共產黨徹底放棄工農聯盟這一政治基礎，共產黨就將在意識形態上徹底失去其統治的合法性。國內外資產階級必然會要求它不再作為共產黨而存在（即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黨將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義，而在共產黨放棄政治統治（即“一黨專制”）的同時，整個國家也將由於利益體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產黨正面臨着歷史性的階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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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也許是由於毛所使用的江張姚王一流皆屬下下流品人物。此輩既缺乏政治智慧與才能，其人格形態又至為蝟瑣卑劣，唯以謅佞毛澤東為能事（於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傳”）。

仔細研究毛澤東1964—1966年3月前的書信、批示和言論，可以看出，他對於究竟是否要發動文革運動，是並非不存在猶豫的。①

①1964年8月6日，毛給江青一個批件稱：“汪東興同志閱後，即交江青閱。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所說“我的行動”，有認為是指毛原有計劃騎馬尋找黃河源。但也可能是指醞釀中的某種政治行動。

儘管自八大以來，毛與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周鄧彭之間，確實存在理念分歧和政治分歧，但這種分歧並未發展到必須走向公開決裂以至兵戎相見的地步。

事實上，無論劉、周,鄧、彭（以至包括彭德懷）或彭、陸、羅、楊，黨內當時沒有任何人或任何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會公開反對毛。在文化大革命成立專案組對毛所認為的“政敵”作了全面審查後，真實的結論正是如此。沒有什麼“反黨集團”，也沒有什麼“反毛陰謀”。其中許多人，如羅瑞卿、彭真，於文革平反後，至死對毛沒有怨言，忠心耿耿。

因此，正是江青、張春橋、康生在這裡起了挑唆和離間性的政治作用。他們誇大了毛與政治局的矛盾和對立，使毛一度認為中央內部已組成一個以劉鄧彭為核心，還掌控了部分軍事力量（通過賀、羅）的反毛政治體系。以至使毛認為必須以最激烈的群眾造反和革命的形式推翻這個“黑色”司令部。

這是一個歷史性和悲劇性的政治誤判。儘管有無數種可以為文革作辯護的理由，這個歷史性的誤判卻是無法掩飾和辯護的。

而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顯然在內心深處也已經日益深沉地意識到這一錯誤。這可能正是使他在1974年後日益疏遠江、張、康的原因，也正是使他晚年對文革有所愧怍和失悔，以至最終對鄧小平的“復辟”不為已甚的根本原因。

雖然文化革命以雄壯的悲劇開始，其最終結局卻是1980年對四人幫的審判，從而以一種沒有絲毫悲劇氣氛也沒有絲毫英雄色彩的喜劇形式落下暗淡的一幕。

與江張姚王等文革的激進擁護者相比，在對文革與毛澤東持不同政見的對手陣營中，匯聚了數十年中國革命所鍛造出來的一批政治精英。包括其領袖人物如周、鄧、彭、陳等，甚至也包括林彪；其才能智慧，政治意志與品格，皆是無論被置於任何時代都會閃光耀目的人中俊傑與政治英材。①

①鄧小平與法拉奇談話：“毛聲稱要打擊黨內的走資派，卻把矛頭指向一大群老革命家。（1980.9）

塑成毛領導的中國革命使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那個時代，是中國史上一個英才輩出的時代。百年間中國人才之盛，不亞於中國歷史上的戰國秦漢之際、武帝時代、兩漢三國魏晉及盛唐、宋初、明清之際。②但是，相當數量的一批人傑及俊秀，竟紛紛在這場運動中凋零殞滅。

②參閱趙翼《廿二史札記》。

在文革的進程中，他們與他們的偉大領袖逐漸離心離德，以至某些政治精英終於在1976年10月以後最終背離了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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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曾經追隨他多年的黨內多數元老的分歧，具有深刻的原因。這是一個堅定追求共產主義理念的理想主義者，與着眼於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現實認為民主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更適用於現實的現實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後者，也就是毛所說的“黨內民主派”或“走資派。”

這種分歧具有相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淵源。甚至可以遠溯五四時代的抽象民主理想，貫穿到延安時代毛澤東與彭德懷關於民主政治體制的爭論，以及抗戰勝利後黨內多數高層領導對“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和平議會道路的嚮往。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將黨的奮鬥目標劃分為兩期：認為黨的近期奮鬥目標是新民主義的政治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遠期目標才是社會主義，終極目標才是共產主義。實際上，對於多數共產黨人來說，共產主義遠不可及，並不準備為之真正奮鬥。他們真正鍾情的社會理念，乃是允許個人及家庭富裕以及個性得到自由張揚的自由資本主義。

但是自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運動開始，毛澤東卻大大加快了轉向社會主義的步伐。由此開始，黨內民主派與毛澤東的政治分歧不斷加大。正是這種政治分歧，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①

①馮友蘭從一個文人的角度，深刻地表述了劉派“守成”及“建設”的思路與毛的“不斷革命”思路的差別。1973年馮友蘭說：

“當時我的思想是，無產階級也不能老是革命，革命成功以後，總還要維持現狀，穩定秩序。馬克思主義是革命哲學，革命成功後它就過時了，還得用像我解放前所講的儒家哲學。我當時的思想同陸賈、賈誼差不多。這種思想就是用剝削階級的世界觀來歪曲無產階級革命。……毛澤東思想認為，我們必須繼續革命，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直至國家自行消亡，進入共產主義。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地主、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區別。這個道理是具有剝削階級世界觀的人所絕對不能理解的。”

在文革結束後，黨內民主派主導了中國的政治方向。但是，面對一個資本主義的市場中國，人們看到，在毛時代被認為不會發生和可以避免的一系列警告，在當今都已成為日益嚴峻的社會現實。

毛澤東在臨終前曾指出，他與鄧小平的最大分歧，是在關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上，在於是否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仍然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這不是一個偶然的話語分歧，它關連着政策的方向及國內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選擇。②

②毛澤東1963年在一個批示中曾經說：

“現代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們的全部政策中所實際遵循的，也就是美國牌的實用主義哲學。

敢不敢正視和承認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視和承認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中都存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敢不敢正視和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兩類矛盾（即對抗性的矛盾和非對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徹底地堅持馬克思主義革命辯證法的試金石。”

在革命年代中，共產黨成功取得政權的階級基礎，是依靠共產黨領導下黨與貧苦農民和工人階級的聯盟。

在毛澤東時代，包括文化革命中，也正是這一穩固的聯盟的存在，支持了毛與黨內官僚階層的鬥爭。而在新的時代，當國家為了經濟發展而走向資本主義時，共產黨為了尋求與外部資產階級合作的同時，似乎也在尋求自身角色向資產階級的轉換，同時又在國內培育着一個新生資產階級（所謂“中產階級”），作為取得政治支持的社會基礎。

但是，如果共產黨徹底放棄工農聯盟這一政治基礎，共產黨就將在意識形態上徹底失去其統治的合法性。國內外資產階級必然會要求它不再作為共產黨而存在（即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黨將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義，而在共產黨放棄政治統治（即“一黨專制”）的同時，整個國家也將由於利益體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產黨正面臨着歷史性的階級選擇。①

①毛澤東1963年4月17日的批語：“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

無產階級其其政黨應當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階層，組織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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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觀目標，是試圖維護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即追求社會正義，（什麼是社會主義？顧名思義，社會主義就是謀求社會公正的制度和主義，即尋求社會正義的主義。）因此，毛澤東始終追求經濟政治的相對平等，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反對官僚特權制度，反對國內外、黨內外一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對私有制與人壓迫人的制度。

在探討文化革命的發生原因時，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必須考慮到的，這就是毛澤東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真誠信念和試圖建立共產主義的宏偉社會理想。他認真地試圖在中國土地上首先實現“大同”——共產主義的理想。雖然我們目前無法直接找到毛澤東對他憧憬的“大同”社會藍圖的全景描繪，但是從他1958年至1965年的文論和所倡導的政策中，我們大體可以察出他的如下一些構思：

毛澤東所構想的“大同社會”，這是一個具有行政管理中心（例如“革命委員會”）的工農兵聯合組織。（也許應該被命名為“公社”？毛澤東欣賞這個名稱。所以他在文革初期一度同意使用“北京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稱號——顯然以其類比於巴黎公社。只是後來由於考慮到國際關係的現實，根據周恩來的要求才不得不取消了這個名稱）。

在這種聯合體中，這個社會的分配方式，將由按勞分配逐步過渡到實行直接供給制（各取所需）。在這個理想社會內，不允許管理者作為一個獨立分工階層而固定存在。相反，社會內擔任各種不同職務分工的人們應當經常流動和交換職業。

若幹這種工農聯合體，組合成一個國家。這種工農兵的聯合體，毛澤東認為首先出現在中國農村（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其次是軍隊組織（1966年5月7日批示）和若干大企業（如大慶油田）中。

與馬克思相比，毛更重視貧苦農民作為實現社會主義主要社會政治力量的意義。因為工人階級當時在中國人數較少，同時毛認為資本主義的保壘可能從其最薄弱的環節被突破（1960年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筆記）。就中國國情來說，這一環節當然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極其不發達、長期保持封閉的自然經濟和自給自足狀態的農村。

毛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城市與農村在組織、經濟和社會上的趨同，並且在這一意義上，消除城鄉差別。但這並不是使農村通過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演進到城市化，而是抑制城市的快速發展使其退化為農業鄉鎮。他甚至相信這一烏托邦模式最終將可以應用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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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勾勒的草圖，我們可以從毛澤東於五十年代後期直到他臨終前的著作言論中，找到根據。

就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時，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後來稱為“5·7指示”。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勾畫了一個他所憧憬的理想社會的輪廊。即工人、農民、學生、軍人、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都以一種職業為主，兼學別樣。“學文、學工、學農、學軍，參加批判資產階級，把全國變成一個大學校”。

這一年的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公布“5·7指示”的內容，並且強調說“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按照毛澤東說的去做，“就可以培養出有高度政治學悟的、全面發展的億萬共產主義新人。”就“能夠進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能夠更快地剷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

從“五·七指示”引申出這樣的論斷，是合乎邏輯的。社論認為，這樣的“大學校”一旦建成，“三大差別”就會自然消滅，人人都能成為“多面手”，“他們拿起錘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就能種田，拿起槍桿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這樣，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能務工、務農，商品交換也就不必要了。這似乎就是經典作家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

很明顯，“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社會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具有平均主義色彩的空想共產主義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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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種建立在落後的小型工業和村社經濟的基礎上的“共產主義”，不可能不是一種粗陋原始的共產主義。它在現實中是必然行不通的。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的理念，顯示了毛政治思想中依附於手工農業經濟這種落後生產力的歷史局限性的一面。

問題的關鍵恰恰在於，對於六十年代中國落後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背景，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乃是一種歷史進步而不是“倒退”或“復辟”。

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近代化的工業革命尚未完成，新興城市中心尚在萌生。社會成員的80%是公社中的農民，雖然已被組織在公社中，其生產方式卻仍處在粗放人力與畜力農業階段。他們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新型農民”，而仍然是近乎古典形態的村社農民。公社那種集體務動、集體分配的形式，也並不是什麼新的生產方式。相反，卻與古代的農村宗法公社和編戶村社農民有諸多相似之點。

知識分子除極少數精英分子之外，就其群體而言尚未形成獨立思考的個性思想人格和覺醒的自我意識。之所以出現社論及大字報政治語言程式極其貧乏，全民抄“社論”千篇一律，萬眾一聲；正是這種文化個性缺乏的表徵。

在這種經濟的和社會文化的背景上，根本不可能形成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更高極的生產力和經濟組織體系，也不可能形成取代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新型社會體制。

因此，文革必然只能是一場不成熟的革命。革命所造成的社會混亂被自稱為“造反派”的流氓無產階級所利用。從根本上看，江、張、王、姚及上海陳阿大一類，正是社會中流氓無產者的政治代表。①他們的真正目標並不是實現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理念，而是“推翻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讓自己取而代之，以乘機竊取權力、特權和私利。

①馬克思《波拿巴政變記》深刻論述過在近代革命中流氓無產階級的作用，可參看。

因此，這一革命由於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文革激進分子的淺薄私慾與權力欲，最終蛻變成一場宮闈權力之爭，變成一場以少數人反對多數人的偽革命。並不是以95%反對5%，而是以5%反對95%。革命的敵人在革命的過程中不斷增多，革命的人道目標本身，乃至最終竟淹沒在大規模群眾性暴力和暴行中（極端事件是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這是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這場革命之初絕對始料所不及的。也是使他晚年不能不為之深感痛苦和困惑直到抱恨終天的。

為什麼會發生如此的歷史悖謬？這個問題也許涉及到人類的道德本性和歷史中的非人可控性，頗為引人深思。

但是，如果不理解毛澤東對於中國和世界未來所真誠追求的共產主義遠景草圖，我們就無法理解他在文革中發動的大規模自下而上的“造反”運動，無法理解他的一系列政策思想，因而根本無法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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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文革運動是中國現代的宗教改革運動。新中國建國後，中國政治中滲透着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意識形態（馬列毛主義）被置於不適當的過高政治地位，對人的評價甚至階級屬性，都以意識形態（即“政治思想”）作為第一標準分類和評價。從而意識形態成為支配現實評價現實至高無上的宗教性神聖準則。這是一種政教合一的體制。文革的大批判運動使中國全部社會生活政治意識形態化達到了極點。

［1966年4月14日，毛澤東曾對一個文件作出如下批示：“一切學校和學科（小學、中學、大學、軍事院校、醫學院校、文藝院校以及其他學校例如黨校、新聞學校、外語學校、外交學校等等，學科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二者常識）都應當這樣辦。分步驟地有準備地一律下樓出院，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學工學農，讀書。工讀比例最好一半對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讀書的部分要大減。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師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學相長。隨時總結經驗，糾正錯誤。許多無用的書，只應束之高閣。就像過去廢止讀五經四書，讀二十四史，讀諸子百家，讀無窮的文集和選集一樣，革命反而勝利了。臂如共產黨人和我們的軍事幹部，一字不識和稍識幾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幾，而多識些字的，例如讀過三幾年中學，進過黃浦軍校、雲南講武堂、蘇聯軍事院校的，只有少數，大學畢業生幾乎一個也沒有。所以有人說，共產黨“無學有術”，而他則是“有學無術”。這話形式上看來是有些對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完［全］錯誤。共產黨人曾經進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大學和革命大學（即二十幾年的戰爭與革命），而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全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唐人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山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有同志說：“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大的”，這是古今一條規律。經、史、子、集成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狀況，就宣告它自己的滅亡，只有幾十萬分之一的人還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這是一大解放，不勝謝天謝地之至。因此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當然要分步驟，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

此信對於理解毛在發動文革前夜的文化思想是極其重要的。］

但矛盾的是，毛在文革中又提倡人民關心國事，勇於懷疑和獨立思考，鼓勵造反和“反潮流”，倡導“四大”和“大民主”，把權威的標準由迷信黨組織、社會的集體理性而下放於個人理性。這恰恰是啟蒙精神的標誌。

當外在的權威隨造反浪潮被衝垮之後，僅剩下抽象的馬列毛思想。但從此之後，馬列毛的著作已不再成為只能被盲目誦讀和信奉的“聖經”。面對着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的驚人反差，覺醒的人們睜開了眼睛。有人要求將意識形態落實於現實，有人則指出意識形態與現實相背離而拋棄了意識形態。如何理解和選擇乃完全取決於每個人自身。（遇羅克、張志新等殉道者及李一哲等都正是這種啟蒙精神的最初代表。他們從個人的角度試圖對馬列毛主義作出新的獨立解釋。）思想終於衝破了牢籠。而毛本身，又恰恰是這種啟蒙與自覺的首倡者（參看毛1964年與毛遠新、王海蓉等的談話）。在這一意義上，毛是中國的馬丁·路德。

在文化革命中，他幾乎要求人們破除一切迷信：對黨的機構的迷信，對長官（當權派）的迷信，對文化權威（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迷信，以至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迷信——甚至包括對毛本身的迷信.他嘲弄林對他的吹捧不過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他反對樹立對他的"絕對權威",他認為自己早晚有一天也會“被打得粉碎”——“那又如何？不過粉碎而已。”

至於文革，他也知道人們“贊成的不多，反對的不少。”“究竟如何？只有天知道。”事實是，當這兩個最後的迷信也受到動搖之日，一個啟蒙的新時代也就呼之欲出了。��

①1966年來正是陶鑄提出了“可以懷疑一切”的口號。陶當時的意圖是把造反之火引向發動造反的中央文革。

有趣的事，毛並不反對“懷疑一切。”從政治上，他認為“搞一點個人崇拜有時是需要的。”但從理性上，他又嘲諷這種對他的崇拜和迷信，說這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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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後，毛本人永遠正確和戰無不勝的神話事實上已被打破。林氏“571工程紀要”中對毛及中國政治現實的尖銳批判，儘管當時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是作為“反面教材”即作為一種政治靶子提供給全國，但在相當一部分人（包括筆者本人）心中所產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喚起許多人對文革運動的夢醒反思和內心呼應。

外在的政治權威和神聖偶象從此開始從神壇上隕落。林彪事件後，一種懷疑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新精神（思想解放），正是從這時在一部分政治家和知識界人士特別是知識青年中涌動萌生。

毛駕馭文革的方向是矛盾的，心情一直是極其複雜而痛苦的。他始終沒有找到文革為何必然會失敗這一問題的最終答案。在他生前的最後年代中，面對紛紛要求平反的舊部、舊友、舊識、舊交遺孀及子女們的請願信，面對逐漸一一被揭開的政治性冤假錯案；他的感情和內心無疑也在承受着煎熬。現實逼迫他做痛苦的反省。①他疏遠了江、張、康三人。

①毛的這種失悔可通過1974-1975年間的以下批示看出：

“請汪印發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處理可能有錯，當時聽了林彪一面之詞。”（對楊成武案的批示）

在反映柴沫情況的信上批：“紀、汪處理。似不應除名（逼死了人，還要開除嗎？）”

對劉建章夫人來信批：“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對傅連暲案批示：“傅連暲被迫死，亟應予以昭雪。賀誠倖存，傅已入土。嗚呼哀哉！”

而對文革中其他直接政敵，只有劉（少奇）、彭（德懷）、陶（鑄）三人被置之死地。但對在文革風暴颳起的第一輪中就被打倒的彭、陸、羅、楊，他均網開一面，保留一線生機，不為已甚，於1975年前後均批准釋放出獄，予以安置。①（當時他也已在考慮為陶鑄平反。）

①1973年11月，毛命解除對羅瑞卿的監護。毛說：“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self-criticism。”

1975年初毛親命對前國民黨關押戰犯作一次性大赦，又親命章士釗衰年赴港尋求重開與蔣的和平談判。（此舉未果而章氏死於香港。）試圖與生前宿敵和解。①

①毛對此的批示如下：“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麼沒放？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一百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但反之，對陳伯達王關戚及林派軍人，投入囹圄後，毛卻始終關押不赦，不聞不問。

批鄧後毛命葉劍英退出軍委工作賦閒家居，但仍保留其軍委副主席職務。以至臨終彌留之際乃召喚葉似欲有所託付。他的暮年心態可謂極其矛盾而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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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毛經常因內心苦痛而流淚。他可能在問自己，失誤究竟是在哪裡？他最終拒絕將最高權力交給四人幫。儘管他明知鄧在“搞復辟”，但仍在某種程度上縱容鄧小平糾正文革後果的政策。在文革的後期進程中，毛澤東經歷了最深刻的內心感情衝突。

毛想通過文化大革命這個大運動的鬥爭過程（“大風大浪”），觀察一批人，考驗一批人，審察一批人，選拔出符合他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條件的新的接班人。（在“九評”中毛已提出了關於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在他的心目中，劉不是這樣的人，林不是這樣的人，周不是這樣的人，鄧不是這樣的人，江、張以及他一度寄予期望的王洪文，最終證明也不是這樣的人。在文革最後階段，在選拔接班人這個問題上，他意識到自己失敗了。以至不得不匆匆地在臨終前選擇一個貌似忠厚老成而且較能為各派所接受的華國鋒。但是歷史證明這個人選也並不理想。

事實上，對於文革的發展方向，毛澤東並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系統的計劃或“偉大戰略部署”。他開啟了造反的閘門，點燃了火種，然後坐山觀斗因勢利導，試圖將運動一步一步引向他所追求的方向。

但在1971年後，他自己也已日益感到困惑和迷失了。

文化大革命積極的一面是摧毀了解放後效仿斯大林模式而建立的官僚主義體制。把懷疑主義、理性主義、平等主義和個性主義的文化啟蒙因素深深地播種到民族的精神中。

在林彪事件後，懷疑毛而敵視江張王姚激進派小集團的思潮暗流洶湧。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到1976年清明節事變，由於周的逝世，鄧的貶黜，被壓抑多年的民怨終於在全國範圍爆發而起。一個啟蒙、尋求改革的新時代至此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毛及其發動的這一文化大革命，以最深刻的歷史悲劇的形式，為中國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偉大文化解放的火種。

［毛澤東1967年3月30日說：“中國，就現時說，可以說是在世界上起決定因素的國家。對於革命說來，對世界革命說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起決定因素的國家。什麼中等國、大國，如果在這點上比較的話，無論如何，沒有中國的作用大。只要中國不倒，中國不變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數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們還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來，重新由黑的顏色變為紅的顏色。何況現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經起來，或者正在起來，要革命的總是多數，希望我們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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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歷史學家霍蘭·羅斯論拿破崙曾說：

“綜觀他的一生，這樣斷言似乎是公正的：他垮台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法國人民有什麼缺點，因為他們對他效忠始終不渝，連陰曹的判官拉達曼瑟斯也會為之感動流淚；也不在於這個或那個將軍或政客叛變出賣，因為既有四千萬人忠心耿耿，這種叛賣就無足輕重；根本原因在於這個人的性格以及他那個時代的特點。”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澤東的個人創為。沒有毛澤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巨人中的超級巨人，但毛的反對者，或者為毛所反對的劉、林，以及後來的周、鄧，也都是一代巨人。在後者的政治主張中具有一種現實主義的合理性。這種現實主義的合理性就歷史發展的邏輯而言，實際是一種難以逆轉的現實必然性，甚至強大如毛澤東也無法逆轉之。

但是，毛卻是一位天才；在某種意義上，他甚至是洞徹以至試圖掌握更遙遠的歷史未來的神靈。他的洞察與痛苦，他所奮鬥的目標，是遠遠超越於現實之上的。

因此，在塵埃落定的三十六年之後，我們驚訝地看到一個新的現實中國向市場資本主義道路的全面轉變。毛生前所曾預言的和試圖遏止的“新生資產階級的興起”，“官僚與資本的結合”，“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以及美帝國主義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國內資產階級和買辦與跨國壟斷資本的合流”，“工人階級以及貧農下中農社會地位的急劇下落”等等；所有這些當時僅在兩報一刊的社論中作為一種政治語詞出現（沒有人真正理解），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是他發動文革所欲在歷史中加以遏止的東西，而對大多數人在當時則似乎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神話。但所有這些，在今天則都已成為似乎強不可摧的鐵一般的現實！

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機制的引入促進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帶來了正面與負面的一切效應。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也許，它的發生的確是一次歷史性的錯誤。但是，儘管資本主義對於現實中的中國已經是一種必然，但它並不意味着一種公正，更不是一種歷史正義，也絕不是一種永恆與合理！歷史並沒有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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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充滿傳奇戲劇性的一個偉大世紀。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是這個世紀中卓越拔立的三位真正的傳奇英雄。

這個世紀以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最終以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而達到一個震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最高潮。但隨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乃以九十年代全球社會主義體制的全面崩解，從而轉向新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運動。

但是，歷史遠未終結。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留下的精神和政治遺產，包括文化大革命，仍然會被人們思索和研究下去。

毛澤東晚期思想的根本之點在於，“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靜止無矛盾只需要向前發展經濟的平靜社會。這個社會作為一種中性的過渡形態，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級社會形態進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後復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積累資本主義的可能。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仍存在着極其深刻複雜的差別、矛盾和鬥爭。這種矛盾中既包涵着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的內容，也包涵着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對這種矛盾，如果統治階級、執政黨處理不好，則發生動亂、暴動或革命是隨時可能的。因此，歷史絕不終結。①

①毛澤東已看到這一點。但是他說：“中國(將來)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

因為毛澤東已經把他的革命精神深深地熔鑄進了中華民族的靈魂和政治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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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在他那部論拿破崙戰爭包括滑鐵盧失敗的傑出著作中曾指出：

“儘管遭受了慘重的失敗，他在治理國家，煥發人民才智和運用戰爭藝術等方面，完全是超群絕倫，偉大之極。

他的偉大，不但在於他那些最出色的業績具有永恆的重要性，而更在於他的始創性以至在完成所有這些業績中投入了雄偉非凡的力量——這種力量，使得遍布他後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紀念碑，雖然飽受狂風暴雨的摧殘，卻還是宏奇壯麗！

屈處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人類畢竟不以最高的榮譽授予那些謹小慎微、知難而退、毫無建樹傳於後世的庸碌之輩，而是把它授予胸懷大志、敢作敢為、功勳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萬人同遭大禍之際還主宰着千百萬人之心的人。”

這些話似乎更適用於評論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最終徹底失敗了。但是，毛澤東——這個駕馭中國革命徹底改造了中國之人性和生活的人，這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領導了二十世紀歷史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席捲了數億人口的偉大國內戰爭和群眾運動的人；這個動員了十億人民，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偉力，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試圖營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最終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實現人類終極平等的烏托邦理想國的人，這個打破了雅爾塔三強瓜分世界協議、打破了冷戰的兩極格局，從而使中國屹立而起成為世界之第三極的人；這個導致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世界地緣政治發生根本改變的人；這個發起了十字軍東征以來最偉大的群眾行動、使西方勢力被逐出於東方的人；這個最終把千萬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門前那塊孤獨聳立的岩石的人；必將永遠屹立於人類歷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作為在青年時代曾身歷文革全過程者，此文寫就，百感交集，不勝唏噓。讀毛澤東生前所書古詠史詩，乃集其成句為賦三首曰：�オ�

（一）

雕陰無樹雨難留①

①雕陰，陝西綏州古地名。此借喻陝甘寧。

雉堞連雲古帝州

芳草有情皆礙馬

好雲無處不遮樓

時來天地皆同力

運去英雄不自由

唯余岩下無情水

猶解年年傍驛流。①

①用毛澤東生前所書韋莊羅隱成句。

（二）

大樹無枝向北風

十年遺泣說英雄

浮世到頭皆是夢

男兒何必盡成功①

①用毛澤東生前所書高啟羅隱成句。

（三）

朝真暮偽誰人辨

古往今來底事空

忽然擱筆無言說

重禮天台九卷經①

①用毛澤東生前所書白居易、龔自珍成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