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帝王將相，名君昏君，強大與衰落，一代又一代，一輪又一輪。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中國發展的歷史很有特性。在西方打敗中國之前，特別是從漢到清這個階段，中國的發展基本上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一個圓，一個立着的圓：某股勢力相對於當權的朝代處於絕對弱勢，然後逐漸強大，接着奪取政權，實心寬松的與民休息政策，結果國家慢慢變得繁榮昌盛，到達圓的頂點，隨後，君臣開是昏庸貪腐，國家積弱，從圓頂點逐漸下降，最後被另一股新興勢力取代，開始另一個循環。

幾乎在每個朝代的最後幾十年到近百年，都會出現禮樂崩壞，道德淪傷的景象。然後在每一個新朝代開始和中興過程中，似乎都伴隨着尊孔與崇儒的行為。

中國大陸目前道德淪傷，已是不爭的事實。從頂上層國家領導人到到最基層村長村支書，大官大貪，下官小貪。富人為富不仁，窮人麻木不仁，爾虞我詐，見死不救，以往相對比較純淨的學術界，也變得污濁不堪，抄襲，出賣良心說假話，為小利成為官僚和姦商欺壓普通百姓的幫凶，這樣的故事幾乎每時每刻都在上演。

為了解決中國道德問題，雖然目前的政權打着馬列的旗號，但是他們仍然希望從老祖宗孔子那裡得到蔭庇。所以，目前的中國又開始了一輪新的尊孔讀經的熱潮。

由於孔子自著的《春秋》和其弟子收集孔子論述的《論語》敘述比較簡潔，所以，後人通過對這些經典的注釋，來加入自己的東西。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董仲舒發展成＂三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而我認為，孔子強調的剛好相反，即君首先作出表率，臣再＂以道事君＂。而＂以道事君＂也並不是一味的服從，而是按照一定的規范來忠君，包括符合國家（君）利益的犯上直諫。而這種被本末導致的儒學自漢以降，統治了中國近２０００年。董仲舒還從孔子及其學生的著作中總結出＂五常＂仁、義、禮、智、信，來調整和規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系，而漏掉了孔子曾反復論述的＂勇＂。正因為如此，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是重文輕武。中國人變的越來越不尚武，越來越積弱，應該說與此存在很大關系。

儒家可以解決目前中國的道德問題麼？

儘管目前中國名義上已經不是封建社會，但實際上封建社會的思想還根植在很多人的心中。例如，國資委前主任李榮融就公開自稱＂自己是一個忠臣，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事業＂，就是不忠於老百姓。所以，如果大家都按照儒家所規范的行為准則來做，中國的道德至少會比現在好很多。

我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為孔子治國的核心之一，最首要的是＂君＂要首先作出表率。這在孔子的許多對先賢明君的反復論述中可以看得出來。但問題是在封建社會，國家是皇帝的，至少明君還知道，只有老百姓過好日子，他的江山才能得到傳承。所以，聰明的皇帝還知道以身作則，帶頭遵守道德和禮儀。由於他們自己作出了表率，臣子和國民的教化就容易一些。目前的中國，名義上國家屬於人民，所以，幾乎所有國家領導人都不認為國家利益與自己有多大關系。他們也沒有想到國家和民族，他們所想的只是如何在有權的時候，儘可能多的搜刮民脂民膏。從鄧小平，趙紫陽開始，到李鵬，江澤民，朱鎔基，溫家寶，胡景濤，都是自己手握大權，在台上演戲，號召老百姓愛黨愛國，犧牲自己，奉獻國家，而家人和親戚朋友在台下收集老百姓奉獻的血汗錢，裝進自己的口袋。這些領導人的家屬貪的一個比一個多。鄧小平和趙紫陽是千萬到億級，李鵬，江澤民，朱鎔基是億和十億級，而溫家寶的家屬已經到了幾百億。恐怕很快就要到千億了。上梁不正的結果，就是中國官僚階層的全面貪腐。而老百姓當然也就跟着學壞，結果就出現了自己摔倒後路人好心救助，結果幫人者反被摔倒者訛詐。也出現了假裝溺水，讓救人者溺斃，然後撈屍掙錢，綁屍索價。所以按照儒家觀點，中國的首要問題，應該是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必須做出愛國、清廉、愛民的表率。

但由於自私的基因作怪，要想人自動的利他幾乎不可能，那麼，怎樣才能讓國家領導人作出表率呢？至少有兩種方案。

第一是恢復帝制，重新讓一個皇帝來統治中國。這樣，因為國家就是皇帝的，所以，皇帝會全心全意地經營這個大家。但這個風險太。帝制國家得以很好的發展的必要條件就是皇帝必須是明君。而要保證每個皇帝都是明君的概率基本上是０。所以，恢復帝制顯然行不通。

有很多人開始懷念７０年代以前的日子，認為再來一次文革也許可以消除這些道德問題。我覺得他們懷念的，是文革中老百姓所具有的監督官僚階層的權利，而不是文革本身。所以，這另一個選擇就是實行民主，讓廣大老百姓來監督這些領導人。這應該是目前中國最好的選擇。但這個選擇的最大問題是目前的既的利益集團不會願意。首先，他們的貪婪使得他們希望利用權力榨取更多的利益，其次，他們害怕民主以後人民對他們進行清算。所以，這也是一條艱難而漫長的道路。

綜上所述，如果沒有民主，依靠儒家來解決目前中國道德問題的設想和願望最終可能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