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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本沒有民主，說的人多了，便似乎有了民主，而許多人也便因此相信真有民主。也許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民主”，然而這樣的“民主”總是以短暫的民主始，以長期的獨裁終。所以說這世上本沒有民主。喬姆斯基所提及（推崇）的近來在波利維亞所進行的“真正”民主，不能長久，最終逃脫不了以某種形式的“獨裁”告終的命運。美國的民主本質上是“金錢”民主，最終選上的人往往就是那些籌款最多的人，老百姓手中的那張選票只有象徵意義，因為所有候選者都是少數人利益意志的代表而不能代表大部分人，這些候選人之間的分歧只是那少數人內部之間細微分歧的一個映像。
資本自由流動，但勞動力卻不能自由流動，這不是真正的全球化。這是打着全球化幌子的全球性貧富兩極分化。在這個全球性貧富兩極分化體系當中，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西方“發達”國家位於“富”的一極，其他國家則位於“貧”的一極。在“富”極內部，也存在着相對意義上的貧富兩極分化，即在“富”極內部也存在着相對意義上的“富”極和“貧”極。而在“貧”極內部，存在着絕對意義上的貧富兩極分化，即存在着絕對意義上的“貧”極和“富”極。相對意義上的貧富兩極分化指的是在 “富”極內部，已經基本沒有那種連生存都困難的絕對意義上的貧窮，有的只是相對的貧富差別。絕對意義上的貧富兩極分化指的是在“貧”極內部存在的事關存亡的貧富差距，富者富得流油，貧者幾無立錐之地。
這種所謂“相對”“絕對”意義上的貧富兩極分化，本質上是由“富”極主導的國際國內思想政治經濟次序所造成。這個國際國內思想政經次序安排至少包括：各種西方主流政治經濟學說、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北約、以及各國內部的各種主流思想制度架構等等。
在這個政經次序安排中，資本可以自由流動，而人員流動卻受到極大限制，最終導致全球財富向 “富”極集中，向“富”極中的“富”極，以及“貧”極中的“富”極集中，簡言之，最終大部分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富”極中的“富”極，由於掌握了大多數財富和資源，使得它可以作出“仁慈”“人性”的姿態，勻出一小部分財富來照顧“富”極中的“貧”極，從而限制了絕對貧窮，這樣的照顧有助於穩固現有國際政經體系，也造成了“富”極中的相對“貧”極與“貧”極中的絕對“貧”極之間的對立。
“貧”極中的“富”極，由於掌握的資源財富有限，無力勻出一部分來照顧本極內部的“貧”極，絕對貧窮由此產生，從而令“貧”極中的“富”極直接感到一種潛在的“不穩定”的狀況。這種不穩定的境況，導致“貧”極區域中的“富”極有向全球“富”極區域流動的趨勢。同時他們也擁有流動的實力和手段，比如投資移民非法洗錢等等。“貧”極中的“貧”極，雖有向“富”極流動的渴望，但苦於資源財富的缺乏，成事者少之又少。而這少數成事者的絕大部分，並不會為他們原來所處的“貧”極說話，最終在思想上或快或慢為“富”極所招安。
“富”極中的“富”極與“貧”極中的“富”極，易於並實際上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和合作，共同維護這個有利於他們的政治經濟次序。如果說“富極”中的“貧”極，由於得到“富極”中的“富”極某種程度上的“照顧”，從而還可以維持某種較為“體面”的生活的話，那麼“貧”極中的富極，就沒那麼幸運。無論是“富”極中的“富”極，還是“貧”極中的“富”極，均不可能“照顧”得到如此龐大的人口群體。所以現有國際國內政治經濟體系所造成的一切惡果，往往由這部分人承擔。九七年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苦果，最終是由東南亞的勞動人民吞下；而當下，人民幣的這一波“外升內貶”行情，正由中國廣大勞動人民默默體會品嘗。
歷史上，貧富分化最終必然導致劇烈變革或者革命。但有另外一樣東西可能延緩貧富分化從而延遲變革或者革命的到來。那是科技進步。科技進步對貧富兩極分化具有反作用。反作用的大小，取決於科技進步速率的快慢和貧富兩極分化速率的快慢。歷史事實是，科技進步的速度往往趕不上貧富分化的速度，所以變革（革命）總是貧富分化的必然宿命和最終結果。將來科技進步的速度能否超越貧富分化速度從而杜絕劇烈變革（革命），達到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沒有人可以準確預測，也許直到人類滅亡也達不到。
聯合國以及其他各種非政府組織，只是這個全球性貧富兩極分化架構的一個附屬品，對這個架構中的“貧”極只起到聊勝於無的作用，且往往被這個政經架構所利用來作為美化自己的裝飾點綴。
西方主流經濟學，不是為大多數人說話的學說，而是為少數人、為強權霸權、為“富”極說話的學說，本質上還是帝王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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