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齡在9歲到15歲的中國少年，從上海登船出發，目的港是舊金山。從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後派出4批共120名官費留學生，遠涉重洋，踏上美國的土地。 他們便是清政府設立的留學計劃中第一批留美學生。這個計劃由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畢業生容閎發起，開明官僚李鴻章等推動而成形，最後被朝廷中的保守勢力攔腰斬斷。他們的故事，奇異而曲折。

讀完《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這本史料羽實的傳記，難止唏噓感嘆。作者錢鋼和胡勁草在這部作品裡，很清晰地表達出兩個思想：

一： 關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爭論。這個爭論從清代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百年了，一直沒有人打算認真搞清楚。今天廣為認同的所謂“中國特色”，其實就是 “中學為體”的翻版。清朝政府自從鴉片戰爭以降，被外國列強不止一次地教訓，開始轉換腦筋。容閎的十年堅持也起了關鍵性作用。於是封閉的國門，終於開了一個小口。當然，當時還有許多民間的出洋留學，不過那不是政府行為。

這個口開放的大小程度，只到不影響“中”為止。而這個“中”，說穿了就是中央集權政府，包括他的操控統治。這個試驗以失敗告終，因為朝廷的“有識之士”看到，放留學生到國外去單純學習科學技術，不接受文化影響，是不可能的。

和西太后一樣，鄧小平的腦筋也有相同性質的轉換。中國五、六十年代閉關鎖國的後果，是又一次與西方拉大了差距。鄧的打開國門，比老佛爺的氣魄大多了。開放的結果，是在物器上，徹底更換了中國的傳統。但是，他始終沒有放棄“中學”，堅持拒絕“西學”。所以說穿了，鄧的開放只是慈禧開放的數量級放大，本質沒有變化。有人說，物質決定意識，到一定時候自然會慢慢變的。然而晚清的教訓在那裡：變得太慢，來不及。

百年來的中華先知們，早就不止一次地分析過，“有什麼體就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就用什麼體”。反對羞羞答答的“體用”分家。胡適的“全盤西化”論，也早已超過半個世紀了。可是中國的當代知識精英們，仍在那裡“以其昭昭，使人昏昏”。

因為有一個民族情結在那裡發酵。建議精英們去了解一點考古學的最新發現：中華民族的祖先，是從非洲東部移民來的，並非山頂洞猿人，DNA可以作證。民族情結想要什麼？血液的純潔性？我們早就背叛東非的祖先了。生活習慣？誰習慣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現代人早就不干涉人家的生活方式。繼承文化遺產？有的在那裡丟不掉，沒有的也造不出來。經過歷代封建朝廷篩選而流傳下來的帝王文化，可以說不是遺產而是毒藥。更不用說那些被外族奴役而沾沾自喜的“光榮史”了。

二：體制改革如果蹣跚不前，錯過的時機不可追回。錢鋼完成這部書，前後大約花了一年多時間。他用了一個月左右在美國，靠着翻譯，走訪了很多老人。他更多的時間，花在清史資料的收集上。他的這部書，寫的雖然是留美幼童，解剖的卻是晚清社會。

晚清的一個很大國情，現今很少有人涉及的，就是推動改革和阻礙改革兩種力量的角力，最後以前者失敗告終。錢鋼在書的第三部分中有一句特別精闢，大意說，當改革正蹣跚不前的時候，革命從身後迅不及防地撲上來，推倒了前者。

清末不乏清醒之士。上至曾國藩、李鴻章，下至譚嗣同、梁啓超、容閎、嚴復，他們所推進的一切，在當時都是難能可貴的宏圖大略。如果注意一下就會發現，清朝當時的經濟發展速度也是驚人的，軍事力量已經在亞洲第一。可是結果怎樣？中國哪怕漸進為君主立憲，也會和今天的日本一樣少走彎路。但是主張變革的力量不被主流認同，不斷被壓制被排擠，不得不迂迴側繞。到最後，一句“是日奉上諭：依議，欽此”，就斷送了他們的全部心計。

今天的情勢非常相似。最高領導層獨斷乾綱，局外無人可以推動，而自身又缺乏動力。“滿朝”的清議，只一味迎合，毫無前瞻性的創意。少數清醒之士，完全成不了氣候，相互間還各不買賬。一切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那麼只好等着從身後迅不及防地撲上來的革命了。

有人說，在今天的大環境下，革命是不可能的。不是沒有道理。但歷史的重複不一定是同樣細節的重複。不可能發生同樣的“武昌起義”，但是一定會發生另一種“武昌起義”，出現的樣式無法預料。

如果不設預警機制，不高瞻遠矚地觸及根本制度弊端，必將導致另一種形式的“革命”。可以預見，國內各種利益矛盾衝突越來越激烈（現在不斷強化的壓制都是促進介質），只要有一個縫隙，比如股市或樓市的崩盤，銀行信用危機，對外戰爭等，都可能導致一個窺覷最高權力的勢力（甚至在黨內）登高一呼，滿腹怨憤的窮苦百姓一哄而上。他們的口號將動聽得你我都無法想象，因而獲得包括軍隊在內的同情支持。這就是我說的那種“革命”。

革命的結果雖然會出現很多可能，但是很少有機會出現民主憲政。因為幾乎所有的主流言論，從過去到現在，都在數十年如一日地醜化民主。民主沒有也不可能在民眾心中紮根。沒有大眾基礎的理念是不會形成社會制度的。錢鋼在書中引用了這段資料：1881年7月23日，《紐約時報》發表社論稱：“中國不可能只從我們這裡引進知識、科學和工業資源模式而不引進那些帶有病毒性質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則，她將什麼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