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福建屏南、江蘇句容、浙江上虞、安徽黃山和湖南懷化等地先後出現為領導幹部子女“因人設崗”“定製招聘”的事件，引起媒體關注和網絡熱議。

官職世襲制在歐洲一直持續到近代。在西歐封建體制下，只有貴族才能從政，爵祿世襲與官職世襲相輔相成。在中國，官職世襲弊端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得到充分重 視，教育被認為是矯正這種弊端的重要手段。清代俞正燮在《癸巳類稿》中說：“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慮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 國子教之。”

據《王制》，鄉人與貴胄子弟均得以入學，所不同者，鄉人在學成後須一步一步往上爬，而王子與公卿之子因其“本位既尊”，不需要從基層干起。當時的制度設計 者所擔心的主要問題是：世祿之家，習慣於驕奢淫逸，以致“不能任事”。至孔子譏諷世卿，墨子主張“尚賢”，均是時勢使然。

到漢代，只有爵祿可以世襲、官職不能世襲的制度安排已基本成型。其道理很簡單：皇帝寧可花錢養着那些公卿貴胄，也不忍讓他們出來遺禍百姓或危及宗廟社稷。治理國家是一件需要腦力體力和品德才幹的事情，當時的人們對此已經瞭然於心。

正如《白虎通義》所言：“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這部書是東漢章帝建初四年經學辯論的成果，可以說是體現了統治階層的共識。此後， “血”而優則仕的世襲制逐漸淡出中國歷史，為各種甄選賢才的制度所取代。科舉制便是這一歷史發展過程的必然結果和集大成者。誕生於19世紀的英國文官 (civil servants，可直譯為“公僕”)甄選制度，據說便是受了中國科舉制的啟發。

在當代西方各國，行政部門大抵都是由民主選舉機制產生的政務官和考試招聘錄用的公務員組成。政務官受選舉周期影響，任期有其限度；公務員則享有終身任職保 障，不能被輕易辭退。公務員被視為政策和法律的執行者，其自由裁量權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自韋伯以來，許多社會科學家都對以公務員為主體的西方官僚體製做 過研究，專業分工、權威等級、規則體系和非人格化等要素被歸納出來，成為我們理解“法治國”中的行政部門的主要概念框架。

“法治國”的理想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在社會上獲得成功。當然，能否利用這種機會獲得成功的結果，則取決於個人的稟賦、才能以及努力程度等。教育為人們從 社會底層上升到精英階層提供了最主要的階梯。由於許多人相信美國的制度為這種理想的實現提供了最好的保障，所以，“人人都有機會成為總統”之類的夢想又被 稱為“美國夢”。但是，正如喬治•卡林所言，“人們把它叫做美國夢，是因為您得睡着了才能相信它。”即使是在美國，每個人的成功機會也並不是均等的。有錢 或者有權的父母想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傳給自己的子女，可以說是人性使然。

不過，制度設計還是可以發揮一定作用：通過徵收高額遺產稅和鼓勵慈善捐贈，可以傳給子孫的財產會受到一定限制，這樣不僅有益於社會，也有益於“富二代”們 的人格成長和自我實現；通過民主選舉、公開公正的行政程序以及司法和輿論監督，“官二代”們無法直接“子承父業”，若有從政的志向，需要參與公開的競爭。 父輩的蔭庇，主要體現在為“二代”們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上面。

基於對社會現實的清醒認識，德國思想家韋伯曾預言：“教育專享權將創造出一個有特權的‘種姓’。”晚近法國思想家布迪厄則用“社會鍊金術”這個比喻，形象 地說明了法國精英階層以教育為“老君爐”而成功地將物質資本冶煉為文化資本的過程。實際上，歐美的精英學校對學生極為苛刻：非常人所能承受的閱讀量和嚴酷 的體能訓練使得成為“繼承人”也得付出代價。

從資本和權力在家族內部的直接轉移到以教育機構為中介的間接轉移，是社會進步的一項重要標誌。富裕或有權勢的家庭可以將子女送到精英學校讀書，而這些精英 學校的畢業生轉而占據政商要位，這在歐美各國極為常見。這種間接轉移有幾個好處：一是其溢出效應可以在邊際上使部分平民子弟受惠：上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的不 光是權貴子弟，個別的奧巴馬式人物在付出更多個人努力的情況下也有機會沾點兒“貴族教育”的光；二是權貴子弟經過一番精英教育的洗禮，好歹也能添些才幹本 領，不至於是草包一個；三是教育本身會因此受到重視，有助於社會整體的文化進步。與之相比，財富和權力的直接轉移除了對個別私人有好處，對整個社會的公共 福祉毫無益處。從自身利益着眼，特權階層也得把握點兒尺度，總得幹些對社會也有點兒好處的事情。

在中國，如今這種“隱性世襲”與大學擴招和學歷貶值等同時出現，讓群眾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權力轉移。從最近的“定製招聘”事件來看，獲得照顧的官員子女的教 育背景恐怕都“不足與外人道”也，不然也不至於勞煩父輩們煞費苦心地設計“非請莫入”的幽暗競技場，搞得一旦曝光就慘不忍睹。這種損害政府正當性和公共治 理合法性的“隱性世襲”，誤國又誤民，當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