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成功并非仅仅源自威权制度，更要归功于邓小平的领导、远东地理位置以及海外华人的投资。尽管中国很不愿意宣扬所谓的“中国模式”，但“北京共识”正逐渐普及。

1976年后，中国从三个重大优势中受益匪浅。邓小平1978年掌权后，成为20世纪塑造中国命运的重要人物，没有他，变化也会发生，但绝非一场新的变革。虽然当时已经74岁高龄，但邓完全理解中国人民想要更好物质生活和更多自由，中国经济需要全面现代化。1980年，中国高级军官赴法国参加军演。电子设备令他们大开眼界。同一年，我所在的研究院接待了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懂英语。他们对金融、通胀、供求规律等问题大记笔记，好像是经济院校的一年级新生。

对世界开放后，120万名中国学生被派往国外进修，其中32万人在 2008年前回到中国。中国还邀请大量外国教授加强大学教育科研力量。个人自由也取得很大进步。今天的媒体对发展、腐败、司法缺陷等问题都能公开讨论，领导层交替也更为顺利。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的整体发展受到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华人的鼎力支持。1980年至1996年，来自香潜的投资占到外部直接投资总额的2/3。直到现在，来自这些地区的外部直接投资仍要超过总投资额的一半。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地处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区：远东和东南亚。上世纪60年代快速发展的是日本，70年代是亚洲“四小龙”，80年代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东南亚3000万华人通过银行和工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润滑作用。结果，中国成为世界的组装工厂。

以上三个因素在任何其他新兴国家都找不到。看看印度，缺少一个像香港一样的大门，也不坐落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海外印度人不比海外华人开着那么多大买卖。

儒家强调在被忽视时更要注重学习也是中国成功的原因。这是世上难得一见的美德。这也造就了“新中国人”：训练有素、视野开阔、自信果断。他们和任何来自西方国家或印度的人一样，是能干的精英，享受着比父辈更舒适的生活。此外，中国领导人几年来一直关注腐败、社会不公和环境等问题，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作者是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院荣誉教授吉尔伯特·艾蒂安，丁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