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成功並非僅僅源自威權制度，更要歸功於鄧小平的領導、遠東地理位置以及海外華人的投資。儘管中國很不願意宣揚所謂的“中國模式”，但“北京共識”正逐漸普及。

1976年後，中國從三個重大優勢中受益匪淺。鄧小平1978年掌權後，成為20世紀塑造中國命運的重要人物，沒有他，變化也會發生，但絕非一場新的變革。雖然當時已經74歲高齡，但鄧完全理解中國人民想要更好物質生活和更多自由，中國經濟需要全面現代化。1980年，中國高級軍官赴法國參加軍演。電子設備令他們大開眼界。同一年，我所在的研究院接待了中國人民銀行代表團。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懂英語。他們對金融、通脹、供求規律等問題大記筆記，好像是經濟院校的一年級新生。

對世界開放後，120萬名中國學生被派往國外進修，其中32萬人在 2008年前回到中國。中國還邀請大量外國教授加強大學教育科研力量。個人自由也取得很大進步。今天的媒體對發展、腐敗、司法缺陷等問題都能公開討論，領導層交替也更為順利。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的整體發展受到香港、台灣地區以及東南亞各國華人的鼎力支持。1980年至1996年，來自香潛的投資占到外部直接投資總額的2/3。直到現在，來自這些地區的外部直接投資仍要超過總投資額的一半。

第三個因素是中國地處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區：遠東和東南亞。上世紀60年代快速發展的是日本，70年代是亞洲“四小龍”，80年代是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東南亞3000萬華人通過銀行和工業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潤滑作用。結果，中國成為世界的組裝工廠。

以上三個因素在任何其他新興國家都找不到。看看印度，缺少一個像香港一樣的大門，也不坐落在一個充滿活力的地區，海外印度人不比海外華人開着那麼多大買賣。

儒家強調在被忽視時更要注重學習也是中國成功的原因。這是世上難得一見的美德。這也造就了“新中國人”：訓練有素、視野開闊、自信果斷。他們和任何來自西方國家或印度的人一樣，是能幹的精英，享受着比父輩更舒適的生活。此外，中國領導人幾年來一直關注腐敗、社會不公和環境等問題，努力建設一個“和諧社會”。（作者是日內瓦國際關係和發展研究院榮譽教授吉爾伯特·艾蒂安，丁襄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