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開始,上海卡車司機在寶山港的物流公司及外高橋碼頭和洋山港等地聚集抗議,要求調高運費以補貼飛漲的物價。這起罷工事件造成上海—這個世界最繁忙的集裝箱港貨運阻塞,一些集裝箱貨輪甚至在未能滿載的情況下離港。據報道,兩名參與抗議的司機透露,在21日,大約2,000名卡車司機在上海外高橋港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與揮舞警棒的警察發生衝突。事件爆發後上海市政府和中央高度重視此次事件,政府迅速採取措施來平息此次罷工事件,上海有關部門將從八個方面規範調整集裝箱道路運輸行業部分收費行為,上海物價管理部門將會同交通港口行政管理部門強化監督檢查,嚴肅處罰各類違規行為。據報道25日,上海的集裝箱卡車貨運恢復正常。
對於此次事件的一個定位,很多外國媒體認為這是中國“顏色革命”的導火索。其實不然,要對於一個事件定性,首先需要分析這個事件產生的原因背景是什麼。
首先,司機方面來說,工資收入沒有增加反而其他費用支出增加而導致生活水平下降,這也是此次罷工的根本原因所在。常年以來司機的工資一直都沒有上漲,2011年多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但是他們的工資依然沒有提高,據參與罷工的范師傅說,他的月收入大約3,000-5,000元,五年內基本無甚變化。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看到周邊的人的工資每年都在漲而他們一個工資水平保持了五年,這對於工人司機來說也是一種打擊。工資收入沒有增加,但是司機們的支出卻在增加,特別是4月6號發改委宣布中國成品油價格上漲,7日起全國平均90#汽油和0#柴油每升分別提高0.37元和0.34元,油價是與司機關係最密切的,可以說此次油價上漲是此次事件的一個導火索,畢竟司機的燃油費支出占他們支出的最大一部分,油價的上漲直接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此外還有其他的費用也影響着司機們的生活,比如說夜間操作費,還有高昂的港區調箱門費和汽車裝卸搬移費和施封費等,各種費用加起來也給司機帶來一筆不小的支出。另外,自去年以來的通貨膨脹壓力也給司機的生活帶來壓力,自從去年以來各種生活生產產品的價格飆升,去年的中國關鍵字“漲”將這種現象表現得淋漓盡致。所以在司機方面來說,日益增長的生活支出費用嚴重超過了工資收入水平。
其次,從企業方面來說,或許有人會說,這事與企業有何關係,要有關係那也是政府的事。其實不是這樣的,這次事件企業也要負大責任,企業除了盈利之外還要充分考慮到員工的生活水平。就在此次事件之後,上海國際港務集團董事長陳戌源星期天對當地媒體表示,截至4月23日,4月份完成202萬個標準箱,環比略有增長,上海港務集團每年的利潤肯定不少,但是集團是否公布過他的具體盈利額呢,以及集團的利潤是如何分配的。司機的工資是由上海港務集團發的工資,上海港務集團是否想盡辦法來提高司機的工資水平?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是持質疑的態度。
最後是政府方面,每一次的群體性事件都是由政府出面來擺平,此次也不例外。一周之內上海市政府就將此次事件平息下去了,看起來上海市政府的工作效率確實挺高的,但是深究起來可能就未必是如此了。此次上海市政府是直接下行政命令要求與司機相關的一些費用下調或者取消,從而來平息司機的憤懣。但是為什麼中國政府不能夠將此次事件平息在萌芽之中呢,也可以這麼說為什麼中國政府要等到出現群體性事件之後才會去解決那些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好沒有做到能夠積極的去解決社會問題,總是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不管怎麼說,此次上海司機罷工事件,由於政府的行政措施已經平息下去了。
分析完此次事件的原因我們發現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都不是如外界媒體所說的那樣是中國的“顏色革命”的導火索,司機只是利益訴求,當政府和企業聯合,充分考慮到司機的利益之後,司機罷工事件便平息。可以說此次事件也就是一起普通的群體性事件。雖然這一次是一起群體性事件,但是中國政府需要高度警惕,謹防暴亂或者說“顏色革命”的爆發。
中國在近一段時間內,類似的群體性事件依然會發生,這是歷史發展不可規避的規律,但是會不會發展成為暴力動亂事件則有待觀察。中國現在處於高速發展的時候,也是現代化高速發展的時期。亨廷頓曾說過“現代性代表着穩定,政治秩序混亂的原因,不在於缺乏現代性,而在於為了實現現代性所進行的努力。”也就是說現代性代表穩定,而現代化則代表着不穩定,事實也是如此,在中國高速發展的時期里,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特別是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社會不公平更使中國社會面臨着動亂的挑戰。亞里士多德在評述希臘政治變革時支出:“縱觀所有這些事例,煽動叛亂的原因全在於不平等。”
因而中國政府如果想要解決和預防群體性事件或者預防暴力事件的發生,中國政府需要把解決不平等作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維持經濟高速持續發展的狀況下,更加注重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注重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在解決社會問題時要適當動員社會力量,儘可能將矛盾在某一個集體內部得到解決;同時政府需要完善相應的滿足民眾政治經濟上的利益訴求的制度,將政治經濟矛盾限定在一定的政治框架內,以便維護正常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