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該對這個淺薄，衰朽，物質化的時代說些什麼呢？早在1970年，沒有自由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就在他對外發表的演說詞中坦率地說：“世界正 在被厚顏無恥的信念淹沒，那信念就是，權力無所不能，正義一無所成。”索爾仁尼琴是有權力這樣說的，因為他終生都在為反抗一種專制的境遇而鬥爭，進而為正義挽回了一個可貴的說話空間。可在同一時間的中國，人們正在舉着紅寶書，用拳頭，唾沫，手榴彈實踐着一個昏昧的有關偶像崇拜的理想。全國上下都在說一樣的話，都在用一個腦袋思考問題，而且，其中不乏留學多國、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幾十年以後，當我讀着一些記述“文革”磨難的文字時，依然無法抹去我心頭的困惑：為什麼偌大一個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會在那些愚蠢、荒誕的問題上達到可恥的一致？看來，一個缺乏理性啟蒙，一直處於蒙昧之中的民族，是很容易落到自身的非理性的危險之中的。

　　我常常在想，作為一個思想家和辯證法大師的毛澤東，在那個集體造神的歲月里，豈能不知“一句頂一萬句”、“萬壽無疆”這類話的荒唐呢？可是那些被蒙在鼓裡的人，還在監獄，牛棚，醫院的油燈下，寫着糟蹋自已、奴顏卑膝的長篇檢討。我真的感到悲哀。拿三十年代就被魯迅說成是“奴隸總管”的周揚來說吧，1975年當專案組通知周揚出獄時，周揚則提出給毛澤東的檢查還沒有寫完，要在獄中多呆幾天，寫完再回家，結果他比同獄的夏衍晚一個星期出獄。我不知道周揚寫的是什麼，但我期望有一天誰能夠將“文革”時期所有重要人物的檢討書結集出版，那一定是最珍貴的精神資料，也將是魯迅所說的我們這個“不悟自己之為奴”的民族的生動說明。魯迅還在《墳·燈下漫筆》中說：“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當我讀着這些先知般的文字時，我的確是覺得魯迅太偉大了。

　　由此，我又追憶起童年所讀的童話《皇帝的新裝》，直到今日，我才讀出裡面含示的令人震驚的深刻，它像一個預言，不斷地應驗在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各個時期。只是，在我們這個民族，還很難找到《皇帝的新裝》中那個道出真相的“小孩子”，以致謊言遍地。“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在1903年寫的《革命軍》中說的沒錯：“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這樣，由一些被奴役而缺乏精神自覺的人所寫出的中國歷史，到底有多少真實性可言也值得懷疑了。張愛玲說，歷史是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胡適則說，歷史像一個小姑娘，你怎麼打扮她都行。這些話背後都透着一股無奈，是的，為了讓後人能夠摸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靈魂，需要有一些人在怯懦者的殘骸中勇敢地站立起來，把我們所遭遇，所忍受，所看見的劫難與恥辱寫下來，用我們的心靈與道德將它寫下來。今後的文學若還有什麼意義的話，我想就在於此。我們再也不需要謊言，再也沒有時間在風花雪月中逍遙了，我們渴望在真實中進入二十一世紀。索爾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說：“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正是為了保存這份真實，巴金才倡導要建立“文革博物館”，我想，我們還需要有勇敢的人去寫一部真正的文革史，從而讓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機會了解事實的真相。

　　這就需要所有在這場劫難中活下來的人，都來反思自己的怯懦與罪行，這是苦楚而輝煌的。每個人都要告訴自己說，事情遠遠沒有結束。可是，當這樣一個話題擺在有關的人面前時，我們所聽到的都是一片託詞，諸如“大家都這樣”啦，“迫於無奈”啦，“心有餘而力不足”啦，等等，在這些託詞的背後，我們只有無奈和悲哀。它又讓我想起契柯夫的短篇小說《變色龍》中所揭示的那個叫奧楚蔑洛夫的見風使舵的小人。《變色龍》，《皇帝的新裝》，連同魯迅的小說，是我最敬重的文學段落之一，我驚異於作家們能夠在那麼簡短的篇幅里，把人類生活中某種陰暗的境遇表達得那麼充分。也許，文學所能達到的輝煌，大抵就如此了。應該引導人們來重新認識這些文學的警世意義，以成為我們當下貧困心靈的精神資源。

　　也偶爾有一些讓人欣奮的段落。不久前，我在李輝編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中讀到一篇當年一個北京女中學生寫的回憶文章，題目叫《吳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文章以懺悔的心情敘說了自己在批判吳晗的運動中的蠢行，誠摯感人，讀過之後，我們不單可以原諒她的錯誤，還會為她那敢於面對自己錯誤的勇氣而肅然起敬。還有，郭沫若的六子郭世英在196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期間，和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X小組”，大膽地討論了在當時來講是驚世駭俗的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什麼是權威？有沒有頂峰？他們的小組後來被打成反動組織，郭世英也於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今日我們也許會忘記郭沫若的諸如《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這樣的粗陋詩句，(見《人民日報》1967年6月6日)但我們不會忘記他的兒子郭世英為那些屬於當時有良知的人所思索的問題而死的場景。還有，我們時代最正直的知識分子顧准在武鬥逼供，妻子自殺，兒女與之絕交的難以言喻的孤寂處境裡，面對某些掛羊頭，賣狗肉，趨炎附勢的“左”派理論家時，他仍然義正詞嚴地宣告：“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當今天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地走向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郭世英，顧准，還有那個當年北京的女中學生等少數的人，是一些逐漸告別了怯懦的勇士，他們讓我想起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去自信心了嗎》中的一段話：“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遺憾的是，像顧准這樣有骨氣的人在中國是太少太少了，他們所發出的正義的聲音，比起盛大的批鬥場面及狂熱的崇拜熱潮來說，簡直是微不足道。尤其是受了“大鳴大放”期間“引蛇出洞”而遭致“右派”苦難的人，經歷了“文革”期間飛來橫禍的知識分子，如今更是噤若寒蟬，再也不敢有絲毫異議了。苦難的人生使他們知道了該怎樣遊刃有餘地生存：儘可能地抹殺自己的獨立精神與意志。可以說，“文革”中專制主義的噩夢，使怯懦得以大規模生長，如今它幾乎要淹沒我們這個民族了。

　　難怪俄羅斯作家布爾加科夫很肯定地說，怯懦是人類最可怕的缺陷。如同中國的許多作家在“文革”時期被下放勞動一樣，布爾加科夫一生也在貧困，飢餓，羞辱中度日。所不同的是，中國作家都在違心、謙恭地改造(實際上是糟蹋)着自己的思想，以期有一天能回到體制中，而布爾加科夫卻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尊嚴，即使在作品被禁，生活貧困交加的時候，他在寫給斯大林的信中也沒有改變自己的驕傲面容：“如果連工人也不能當，那就請蘇聯政府以它認為必要的任何方式儘快處置我，只要處置就行……”當他得到斯大林的幫助，得以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擔任藝術顧問一職時，他立刻回到內心，開始寫作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出版的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狗心》，《火紅的鳥》等。他在《狗心》中說：“人的本性只有通過憐憫和仁慈才能改變，恐怖，強制，和各種各樣的暴行，無論它們是紅的，棕的，還是白的，都無濟於事。”從這樣的文字中，你讀到的依然是堅強的心靈。帕烏斯托夫斯基在他死前一年，即1967年曾抱怨道：“一些微不足道的書籍(在蘇聯)都被當作是傑作……而優秀的作品卻束之高閣，直到寫出這些作品的二十五年以後才重見天日。這種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假如像普拉東諾夫和布爾加科夫這些作家的作品，寫完之後就能和讀者見面的話，那麼，我們所有的人的思想就會比現在不知要豐富多少倍了。”但是，偉大的俄羅斯民族還是無愧於世界的，即使在那些專制，屈辱，失卻自由的年代裡，她依然向我們貢獻了古米廖夫，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扎米亞京，布爾加科夫，普拉東諾夫，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別爾嘉耶夫等一大批偉大人物，以及《日瓦戈醫生》，《大師和瑪格麗特》，《古拉格群島》等一大批偉大的文學。然而，在同樣境遇的中國，情形卻讓人寒心，幾億人民完全失去了任何創造性，除了能夠讀到浩然的《金光大道》，汪曾祺的樣板戲，郭沫若的詩(諸如“走資派/鄧小平/妄圖倒退”等，見《詩刊》1976年6期)，就剩下鋪天蓋地的“毛主席語錄”了。造成這種貧瘠得讓人窒息的局面的原因，還是只有一個：昏昧與怯懦。

　　二

　　1995年，當我看完斯皮爾伯格的電影《辛德勒名單》之後，心潮起伏，我不單為辛德勒這個讓人尊敬的形象，更是為了導演斯皮爾伯格本人。我沒想到拍攝《外星人》，《第二類接觸》，《侏羅紀公園》等商業巨片的導演，也會拍攝出具有深刻人性力量和道德關懷的《辛德勒名單》。而在中國，通俗藝術與高雅藝術之間總是涇渭分明的。當斯皮爾伯格說，《辛德勒名單》是“用血漿拍成的”時，我深信自己讀懂了他內心的衝突和希冀，他為這部影片準備和期待了八年時間，就是為了能夠在廢墟上追求將人性重新建立起來，作為一個猶太人，他別無選擇。幾乎在同樣的時刻，我還看了奧立弗·斯通的越戰電影《天與地》，它是斯通的“越戰三部曲”中最震撼人心的一部，可以跟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相媲美。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只死了幾萬人的越戰可以引發美國人長達幾十年的反思，並將繼續反思下去，可殘酷性不知比越戰要強多少倍，死的人也比越戰多得多的“文革”，我們卻由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原因，一直保持緘默，偶爾觸及，也只是輕描淡寫，避重就輕。更讓人悲哀的是，一直有人撰文懷念紅衛兵的理想，卻沒有人敢站出來承認自己曾經把善良的老師打得頭破血流，或者追思自己與父母劃清界限給父母帶來了多麼深重的精神苦難，更不用說把人批鬥致死的暴行了。“布拉格之春”至少孕育產生了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文革”的苦難除了在“傷痕文學”中稍縱即逝外，從未得到過有力的表達。我們對歷史是有愧的。

　　魯迅有句名言說：“多有隻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魯迅當然明白，反省是意味着揭開過去的傷疤，以照亮今天的現實，它同樣需要勇氣，需要根絕怯懦的習性。為罪而懺悔有時比犯罪需要更大的勇氣。索爾仁尼琴也說：“人類唯一的拯救就在於每個人都把每一件事當成他自己的事，在於東方的人民生命攸關地關切着西方在想着什麼，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關地關切着東方在發生着什麼。”可是，一個怯懦的民族，一個好了傷疤就忘了疼痛的健忘的民族，是不可能“每個人都把每件事當成他自己的事”的。說這話的索爾仁尼琴卻這樣做了。1968年，當蘇軍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以後，索爾仁尼琴在一張紙上寫下了幾個字：“作為一個蘇聯人我感到恥辱。”他想把這幾個字送給一些社會名流，請求他們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把聯合簽名的聲明送到地下出版機構，由他們想辦法向全世界廣播。索爾仁尼琴說自己“是從下跪的狀態漸漸直起腰來，是由被迫沉默到一步步自由自在說話的”，他固有的正義感，使他付出了被流放，被攻擊，被驅逐出境的代價，但他依然不願與怯懦結盟。他在寫作《古拉格群島》之初，一些人有意和解地攤開手掌說：“別這樣嘛！……不要翻舊帳了吧！……牢記過去，你將失去一隻眼睛！”索爾仁尼琴緊接着說，這句諺語的下半句卻是：“忘記過去，你將失去兩隻眼睛！”

　　想起索爾仁尼琴，布爾加科夫；想起斯皮爾伯格，奧立弗·斯通，我就發現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精神質量的確是有差距的。中國的魯迅最認識他自己的民族，並在彷徨中吶喊，試圖喚醒那“鐵屋子”里的人，幾十年之後，魯迅依然沒有找到他的同路人。產生了魯迅這一偉人的民族並沒有很好地承接魯迅的反思精神，硬骨頭精神。這也許不單是中國的困境。當蘇格拉底面帶笑容為真理獻身；當耶穌為拯救罪人在十字架上默默無聲；當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當美國為越戰痛定思痛；當德國人至今還在努力賠償猶太人的損失，至今還在叢林中追索納粹戰犯的時候，日本民族的許多人，到今日還在為鐵證如山的侵華罪行辯解，甚至還有人矢口否認；在中國，我們所聽到的大多也是在沉痛訴說歷次政治運動中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卻很少聽到有人捫心自問，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自己是否堅持了作為一個人最低限度的尊嚴。拍出了深刻的電影《霸王別姬》的導演陳凱歌，在他的回憶錄《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中說過一段同樣深刻的話：“無論什麼樣的社會或政治災難過後，總是有太多原來跪着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當災難重來時，總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文革’以後也正是如此。打開地獄，找到的只是受難的群佛，那麼，災難是從哪兒來的呢？──打碎了神燈的和尚詛咒廟宇，因為他就是從那兒來的。問到個人的責任，人們總是談到政治的壓力，盲目的信仰，集體的決定等等。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

　　“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繼續容忍這樣的局面存在下去嗎？是繼續接受欺騙，自私，怯懦的折磨，還是大喊幾聲，闖將出去，從“瞞和騙的大澤中”(魯迅語)驚醒過來呢？我想，每個有良知的人都要思索這個問題，並作出選擇。昏昧與愚忠已經叫我們的民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該是清醒的時候了。特別是在這個政治熱情被經濟衝動所取代的物質主義時代裡，知識者回到懺悔的立場上，對我們過去的歷史與文化傳統作出有力的反思，將是我們關懷未來的基礎。在這方面，德國人的確是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戰後所作出的反思就是很好的代表，他說：“我們全都有責任，對不義行為，當時我們為什麼不到大街上去大聲吶喊呢？”

　　中國的思想界經歷劫難後沒有人說出這樣動人的話，原因沒有其他，就在於中國人的心中多數只有進步的思想，明哲保身的思想，而很少有悔改的觀念，也很少有罪惡的意識。不以懺悔作精神基礎的進步是危險的，它無法對真理和正義負責。這也是達爾文的進化與選擇理論讓人感到厭倦的地方。孔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意思是，政治清明時，盡可言直行正，假如天下失道，行可正，言論則要變得圓滑一些；又有話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些騎牆思想被後來的人實踐成了為自己的怯懦行為辯護的理由，成了奴性心理的一種來源之一。有些人更是把它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使得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裡，中國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背道，愚忠，見風使舵，委屈求全，陷別人於不義的荒誕劇，就連正直而善良的巴金當年尚且違心地寫文章批評胡風，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魯迅之所以能超越民族的悲劇，把社會批判精神、硬骨頭精神貫徹到底，我以為內在的原因是魯迅在本質上是反感中國的“樂感文化”，而欣賞、接受西方的“罪感文化”的。這非常重要，同時這也是魯迅勸人少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的原因所在。

　　與上述圓滑思想所不同的是，俄羅斯知識者的始祖拉吉舍夫追求的是良心至上，他說：“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種政權強迫你屈服於不義，強迫你違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為不屈不撓的。無論凌辱，無論痛苦，無論苦難，甚至死亡本身，都不會使你害怕。”拉吉舍夫不愧是十八世代俄羅斯最卓越的人，他的思想與中國固有的主流思想之間的差距乃是信仰的差距，若不找到我們自己所信的，並在精神上實踐它，是決難跨越的。拉吉舍夫顯然接受了聖經中悔改能使人良心堅強的思想。

　　悔改在希臘原文裡的意思是，心思改變，生出懊悔，轉移目標。他能夠使人察知自己的有限，不足，罪惡，使之生出赦罪的渴望，並最終可以把人從這種境遇中拯救出來。所以，西方有寫懺悔錄的傳統，聖奧古斯丁，盧梭，托爾斯泰，維特根斯坦等人都寫過《懺悔錄》，而且影響深遠。只有活在懺悔中的自我才是真實的自我。這些懺悔錄的作者們是真正認識自己的人，因着他們對自己的深刻認識，使他們也由此真正認識了人類──一個有缺陷，並對自己的缺陷有自覺的群體。聖奧古斯丁在追思了自己的一生後說，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敵；馬丁·路德也曾說，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羅馬，而是在我們的心中。我以為，只有站在精神巔峰上的人，才會說出這種真知灼見。他們的謙卑與自省是留給我們的真正財富。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就以《懺悔錄》為題寫過一篇文章，裡面記述了兩件他終生為之痛苦的事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他在一個鄉村當教師的時候，體罰了一名學生，可這名學生的父親事後當面向他質問此事時，他卻予以否認；第二件是在二戰期間，他由於擔心會受到迫害，隱瞞了自己的猶太血統。

　　就這兩件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讓一個大哲學家懊悔了一生，這對於一些善於遺忘和原諒自己的中國人來說，肯定是不可思議的。中國人是很少承認自己有罪的，他們最多承認自己曾經有過錯誤。有罪需要公義者的赦免，有錯誤則改正就可以了；有罪是指存在本質的污穢，有錯誤則指存在偶爾被一次過犯所勝──這兩種認識之間是有天壤之別的。一個有罪但沒有罪惡意識的民族，他們在受到傷害時的血性與憤怒也是很稀少的，逆來順受慣了，從來就沒有追問過什麼叫做正義，尊嚴，高貴，這樣的人永遠也不會成為《懺悔錄》的真正讀者。比如，“水門事件”造成美國總統尼克松下台後，毛澤東面對尼克松的女兒女婿滿臉困惑地說，我就是想不通你們美國人是怎麼搞的，幾盒錄音磁帶怎麼就把一位總統趕下台了呢？毛澤東不理解尼克松的下台，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國主席劉少奇可以不經任何手續而被批鬥致死一樣。“水門事件”在毛澤東看來是太小的事，可在另外一個民族的人看來，卻足以失去對一位國家元首的信任。又如，胡風出獄後，對胡風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周揚握着胡風的手說，責任由組織來負。一句話，就把胡風莫大的冤屈推到了一個空洞的組織身上，沒有人去追問、承擔個人該有的責任。這些細節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細節的本身，它所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個可疑的心靈，中國式的心靈。每當我面對它們時，我的內心就會湧起一股深深的惆悵和厭倦。

　　三

　　我們離那個懺悔的心靈到底還有多長的路途？到底又是什麼東西在阻礙我們邁出這重要的一步？我又想起了魯迅，這位孤獨的精神戰士，想起了他在早期的論文《摩羅詩力說》的結尾所發出的呼喊至今不絕於響：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

　　越追索魯迅，越覺得郁達夫說的沒錯：“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據曾與魯迅多有接觸的日本漢學家增田涉回憶，魯迅的著作以及魯迅的談話中，“奴隸”一詞是經常出現的。魯迅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反奴性。這個使命至今並沒有完成，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經過了這幾十年的沉默與口是心非以後，根除奴性的工作似乎變得越來越渺茫了。並且，中國人向來是有做戲天才的，也極容易角色錯位：一個反腐敗口號喊得最響的人，坐上一個相應的官位之後，也不知不覺腐敗起來；一個讓謊言害苦了的人，當電視記者的話筒伸到他的跟前時，謊言也會從他口中滔滔不絕地說出來；像阿Q一樣懦弱的人，一有機會也會變得窮凶極惡。又如魯迅所言：“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凶到絕頂。”(《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

　　魯迅把話都說透了，說盡了，我讀之真的有點絕望：六十幾年過去了，我們的奴性並沒有稍稍改善，這些年來，反而在思想暴力之外，又多了一層經濟暴力的奴役。人的價值與尊嚴無從出現，甚至連最後那點文人精神，那點知識者的羞澀也在喪失殆盡。當你看到那些有了點錢就露出幸福嘴臉的人，看到那些說經濟發達了文化也會隨之發達的人，看到那些哈着腰表忠心的人，你就知道中國不僅要反奴性，甚至還要繼續反封建。奴性對着那些無知、蒙昧的人來說可能是一種經年累月的積習，而對一個有理性、有思想的知識者來說，造成這種深重的被奴役的局面乃是導源於怯懦。怯懦就是沒有勇氣面對自我，面對現實，沒有勇氣在一種謊言的境遇中站出來說話。怯懦者寧願失去良心，人格，尊嚴，也不願失去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生命。

　　怯懦者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孔孟的精神禮教，莊子的無是非觀，兩次奴於異族的陰影，以及人生觀上重實利輕思理的非信仰狀態等，都曾經是奴性與怯懦生長的土壤。魯迅雖然在二十年代說過，別國的硬漢所以比中國的多，是因為他們的監獄比我們的容易坐，但我想這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因為怯懦在監獄外流傳更廣；更重要的是，長期來固有的傳統文化造就了我們怎樣的民族心理和精神個性。羅馬帝國時期，真基督徒所受的酷刑並不比中國人少，他們有的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有的被火燒死，被扔於獅子的坑中，可是殉道者仍然前赴後繼，永不止息。有一個叫伊格那丟的基督徒，因着在羅馬皇帝面前傳福音，而被下在監里，被折磨得體無完膚。羅馬兵丁強迫他用手去拿火，用指頭去拿油，放在兩腿之間；還用燒紅的鉗，鉗他的肉。最後他被扔在野獸坑裡，讓野獸吃掉了。他還沒有到羅馬之前，自知必死無疑，就寫了一封信給士每拿教會的監督坡旅甲說：“我沒有到羅馬以先，要與野獸爭戰，被捆綁在殘忍者中間。我待他好，他待我卻更凶。一天過一天，我被打得越來越凶。何等的盼望，能遇到野獸的口，叫死亡速速臨到我。在此我才起首學習不重視看得見的，也不重視看不見的，我只願得着基督。我願讓整個身體變得肉碎骨折，讓獅子、野獸吞噬的苦難臨到我，使我認識並得着基督。”寫頭二世紀殉道者事跡的海婁爾說，當時每年除了正月初一外，每天殺害的信徒，總在五千人以上。因此有一句話說，血乃是福音的種子。有些羅馬兵殺了信徒以後，看見他們殉道時的榮耀情形，大受感動，也甘願為這個信仰要求被殺。

　　與聖經信仰給人供備為義受苦的勇氣不同的是，從孔孟到董仲舒，到宋明理學，朱子學說，一脈相承下來的中國的精神禮教，則被魯迅形容為神奇的毒針，把人麻痹為不死不活的狀態而甘願為奴。“尊孔，學儒，讀經，復古，由來已經已久”，旨在從中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一面制禮作樂，尊孔讀經”，“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奸淫擄掠，做着雖蠻人對於同族也不肯做的事”。(《華蓋集·馬上支日記》)這就是中國政治思想的實質：儒表法里。雖說中國是儒學大國，但統治者只不過是用儒來實行愚民政策，使之馴服地做奴隸，背後則實行法家的不擇手段、鉗制輿論的專制統治，無“仁”可言，“才行反者殺無赦”(荀況)。由酷刑，文字獄，株連九族等組成的高壓統治，使民眾大氣也不敢出，使士人不敢治史，不敢言近代事，“著書都為稻梁謀”(龔自珍)。再加上中國的史官文化傳統，使皇權壟斷了一切，讀書人要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價值，舍做官就別無他途，因在皇權之外並沒有另一個說話空間。中國的知識者若不懂政治，不懂得如何迎合統治者，不懂得玩弄權術，只憑着一股文人特有激情，天真，孤冷，是斷難以為人為文的。我們去讀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禍史，便很可以說明問題。這樣，那種超越的精神價值，形而上的追求，個人的信仰責任等，就一直旁落在中國的文人與思想者的視野之外，其最高理想也只不過是“治國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中國文人多半走仕途，原因大抵在此了。國家，民族，倫理道德這些中間價值(相對於西方的神，道，救恩這些終極價值而言)是實現中國文人理想的依據所在，他們的煩惱，痛苦，絕望也都在這個中間價值的層面上展開──一旦被體制與權勢拋棄，他們就到文字中宣泄自己的全部失意。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蘇軾的“人皆生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陶淵明的“不為三斗米折腰”等，都是仕途受挫之後的悲憤而已。就是素有“天問”精神，倍受推崇的屈原，他的《離騷》也不過是奴才的牢騷，儘管它“多芳菲悽惻之音”，“逸響偉辭，卓絕一世”，且屈原還用自沉的悲壯方式來加強他的聲音，可我們細究其內在實質，會發現屈原所喊出的也只是失寵，被排斥，遭主子遺棄之後的不滿。屈原式的牢騷是很有象徵意義的，他道出與預言了中國知識界幾千年來惶惶不可終日的原因：不可一日無君主。“反右”、“文革”期間會有那麼多人在違心的檢討中糟蹋自己的尊嚴，還上萬言書，上三十萬言書等，目的都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回到體制中，以實現治國平天下、仕途有成的傳統理想。被魯迅稱為“明明是有為的青年”的胡風出獄後的心理就是這方面的很好注釋。在他還沒有回到北京時出現過一段精神分裂，他聲稱自己聽到了空中傳話說，鄧副主席講話了，五個人被開除了黨籍，銬起來了，消息馬上要見報；還說北京讓他坐直升飛機走。二十年的牢獄生活，沒有使他對體制絕望，他還夢想早日回到體制中，回到權勢中。這樣想來，“文革”結束知識分子落實政策後，很快就忘記了“文革”的苦難，就不足為怪了──在他們的潛意識裡，能回到體制中，苦就不算白苦了。知識分子這樣依賴體制，自然難逃奴性。由依賴生畏懼，由畏懼自然就生出無窮無盡的怯懦來了。

　　當然，我們的文化中自古以來還有逍遙，閒適，不爭是非的傳統，它的思想始祖是莊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無是非觀。這種一貫來被推崇備至的思潮，其實並沒有我們所想象的那樣純粹，自在，一塵不染，它更多的是一種逃避，一種無奈。因着被體制拋棄，因着現實的殘酷，(魯迅曾說，在中國搬動一張椅子也要流血，因為到處都是“無物之陣”。──這是真的。)似乎只有逍遙可以證實自己的存在還有價值。然而，莊子也不是真的無是非，他在《天下篇》裡就列舉了別人的缺失，並評是論非，如果他真的無是非，那他的一部《莊子》，便可以如魯迅所言只要“今天天氣哈哈哈……”七個字就寫完了；陶淵明也不是一昧“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地逍遙，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這樣陽剛氣十足的詩句。這種虛假的無是非觀，不徹底的逍遙，助長了中國人奴性心理的進一步蔓延，正義再一次被懸擱，無數的怯懦者也由此找到了一個逃避的空間。再加上中國歷史上兩次被外族奴役的陰影，以及重實利輕思理的人生觀在經濟開放的年代裡得以變本加厲地實踐出來，所有這一切，共同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的繭，一個難以突破的“鐵屋子”，把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窒息其中。沒有了個性，沒有了自由的呼聲，沒有了正義感，甚至連懷才不遇的怨嘆也沒有了，只剩下淡淡的無奈，屈辱的生存，和及時行樂的思想。乖巧的人，則“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魯迅：《墳·論睜了眼看》)至於痛徹心腑的反省，懺悔，為正義獻身等，大家都以為是別人的事，是歐美人吃飽了飯沒事幹的顧影自憐。即或有人向它張望一眼，也會因公眾的眼光如同芒刺在背而竭力逃開，真是禍哉！

　　四

　　怯懦在折磨着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力衝破那個巨大的繭，真正爭取到做人的價格與尊嚴。可是，“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墳·論睜了眼看》)再加上我們的文化精神多半以現實利益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價值目標，它就像一個巨大的消解機制，任何人進去後脊梁骨都會軟掉，出來後便多半成了名，利，權的奴隸。即使有一些稍有理想色彩的事物，一旦進入現實的中國人的眼中，立刻也會被庸俗化，方法化，策略化，其固有的精神本質將被完全抽空。比如，在中國，讀書不是為了探求人生的意義，而是為了做官；《易經》不是用來解釋宇宙萬象，而是拿來作占卜之用；政治不是為了治國安民，而是演變成了一種權術和陰謀──一部《三國演義》就是一部陰謀史；連神聖而超越的宗教信仰一到中國人的手中，也有了非常具體的世俗目的──求子，求財，求平安等。

　　看哪，我們是一些孤立無援的個人，要到哪裡去獲取強大的精神支援呢？從終極關懷與正義品質的層面上說，我們的心靈貧困已久了。偶爾有一個魯迅或顧准，誕生了大質量的心靈，原因就在於他們敢於探出頭去接受支援。魯迅在中國文化(尤其是魏晉時期的叛道文化)之外，至少還深受尼采哲學及自日本傳入的蘇俄理論的影響；顧准厭倦了東方專制主義之後，就自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及希臘城邦制度的訓練。沒有這些的滋養，他們的硬骨頭精神是難以想象的。魯迅自己也說：“用秕谷來養青年，是決不會壯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准風月談·由聾而啞》)確實，僅靠一部《紅樓夢》是決不會養出另外一部《紅樓夢》來的。“五四”時期之所以有那樣的文化成就，主要得自於外來營養的滋潤，可惜這種精神資源，1949年以後幾乎都中斷了，否則，我想，“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貫中西的那一代人，是會取得大成就的；“文革”以後，中國人又開始探出頭去看世界，可因在“文革”中受到理想嘲弄至今還有畏懼心理的中國人，幾乎失去了再確信什麼的能力，即使有真正的理想與信仰，他們也大都不願再去確信，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這樣，中國大地上還沒有建立起任何實在，虛無主義，物質主義，語言主義又開始大肆橫行起來。再加上中國人一夜之間就躍進了消費主義社會，金錢的能力一手遮天，談超越的信仰就顯得更加困難了。

　　現在看來，我們不能確信的原因，不在於曾經受過理想的嘲弄，而在於我們從來就沒有為自己的過去懺悔過。一個從不懺悔的人，必然是一個不能確信，也無法確信的人。沒有懺悔，我們在人生過程中所有的怯懦，奴性，失足，罪惡，就會積累在我們的良心裡，成為一種嚴厲的自責像蛇一樣纏繞着我們。弗洛姆說良心是“人的自我回想”，這種自我回想叫我們的所有罪惡都無處藏身，更多的時候，它還是有力的鞭子，把我們從昏昧中喚醒。良心的罪感所帶來的不平安，會使我們失去一切確信的能力；良心的破洞，也會把我們所有的信心與能力漏掉。只有懺悔，能使我們得憐憫，受安慰，作應時的幫助；能使我們的良心免受自責與罪感的折磨而變得堅強起來。同時，良心的堅強將供應我們足夠的能力，使我們能拒絕一些事物，接受一些事物。我想，德意志民族戰後的滕飛，很大的原因就在於懺悔使他們從自責的纏繞中擺脫出來了，從而重新變得振奮；日本、中國相對來講缺乏懺悔，雖也可創造經濟奇蹟，文化與精神界的英雄人物則難以誕生。

　　回到懺悔的立場上來吧。是懺悔，使先知以賽亞痛徹地說：“禍哉！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生活在嘴唇不潔的人當中。”是懺悔，使偉大的使徒保羅稱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是懺悔，使聖奧古斯丁說“我心就是我的仇敵”；是懺悔，使雅斯貝爾斯說“我們全都有責任”；是懺悔，使顧准對孫治方說：“你們手上都有血，而我沒有！”奇怪的是，懺悔沒有使這些人變成弱者，反而使他們從人類的有限性中站立了起來，在關鍵時刻，顯示出了他們非凡的道德勇氣。保羅·蒂利希說，人的生存勇氣首先是“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的勇氣”，這種勇氣正是經由敢於面對自己弱點的懺悔而產生的；抽離了懺悔，也就抽離了產生勇氣的全部基礎。當然，這裡所說的勇氣，不是指忍受肉身痛苦，忍受原子彈等外部威脅的勇氣，它更多的是指一種內在素質。美國當代哲學家羅洛·梅說，維護人的自我與付出人的自我都是需要勇氣的，“在我們這個時代裡，我們所缺乏的是蘇格拉底或斯賓諾莎所擁有的那種友好，溫暖，切身的，獨到的，以及建設性的勇氣。”勇氣的對面就是怯懦，它是我們的生存獲得尊嚴的主要障礙。當一些危險以不法的方式向我們襲來時，我們以什麼樣的方式回擊它，這非常重要，它將顯示一個人的心靈質量如何。尼采有句著名的格言說：“錯誤即怯懦。”他的意思是說：我們沒能認識真理的原因，不是由於沒有讀足夠多的書，沒有取得足夠多的學位，而是由於我們沒有足夠的勇氣。叔本華把面對事實說真話的勇氣，看作是成為一個哲學家所必須的，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要在我們的生活中建立起新的確信，有價值的確信，也跟我們的勇氣有關。首先是要有懺悔的勇氣，接着才有確信的勇氣。懺悔是面對過去的，確信是面對未來的。確信的意思是，堅定地相信人生中有一些價值是值得我們為之生並為之去死的。那個叫約伯在受難中懊悔，叫蘇格拉底從容赴死，叫耶穌默默無聲地上十字架，叫馬丁·路德在黑暗的中世紀訂出他的九十五條，叫猶太民族在劫難中堅韌不拔地活下來的，就是他們內心那牢不可破的確信，在堅定地支撐着他們。比較起來，我們今日面臨的主要的精神困境大概就是──無所信。每個人對於應信仰什麼幾乎都是含混不清，無所適從，甚至驚慌失措的(這讓人想起三十年代歐洲的情形)，這樣就會導致大家像抓住救命稻草似地抓住並推崇那些極具破壞性的價值，而低估了它們的危害。冷漠，虛無，頹廢，縱慾，不介入，尋求刺激，喪失責任感，嘲諷理想與正義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學正在我們的社會中風行一時。沒有正確的信仰，大家只好盲目地相信自己，不加分辨地將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這種潮流成為一種時尚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為欲望的泛濫提供了非法的邊界。如同海越過了它的邊界會給我們帶來災難一樣，欲望越過了它的邊界也將給我們帶來深重的災難。現代人主動切斷了與超越的精神信仰之間的聯繫，轉而與泛濫的欲望結盟，是現代人的生存越來越表面化、非道德化的主要原因。

　　這一切的困境都可以概括為是信仰上的困境。人潛在的意識里都是有信仰的需要的，所以自古以來人就有崇拜的願望，無論是落後地區還是發達國家，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圖騰，寺廟，教堂，以及各種複雜的崇拜儀式，歷來是經久不衰的。──差別只在於是真信仰還是偽信仰。今天，越來越多心智敏感的知識者意識到，自己因與終極信仰，道德傳統，精神價值之間割斷了聯繫而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信仰已不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詞。現代人或多或少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精神疾病(空虛，焦慮，冷漠，自瀆，絕望等)，原因多半在於自身價值的混亂及信仰核心的喪失。“個人的內在力量與完整程度取決於他自己對他的生活價值的信仰程度。”(羅洛·梅語)現在的問題是，現代人普遍喪失了價值判斷的能力和確信一種價值的能力，不管這種價值多麼具有真理性，除了嘲諷和盲目的反叛外，現代人幾乎不願再作任何選擇。以此相伴而生了一個奇怪現象：凡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羞於承認自己對文學，經濟，科技一無所知，卻會為自己對宗教信仰一竅不通而感到驕傲。再沒有一件事情比這個更讓我感到困惑的了。

　　歌德曾經不無誇張地說：“所有信仰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無論從此信仰採取什麼形式，其本身都是輝煌燦爛，令人意氣風發，碩果纍纍和繁榮興旺的。反之，任何懷疑主義占上風的時代，哪怕它們可以以其表面的榮耀炫人眼目，卻仍然會喪失其意義……”羅洛·梅說，從歷史的觀點上講，歌德的話是準確的，“我們只需追憶一下伯里克利時代的希臘，以賽亞時代，十三世紀的巴黎，文藝復興，以及十七世紀，就能看到，正是這種深入人心的確信將該時代的創造性力量聚集了起來。”我們還可以再追憶一下俄羅斯民族。當葉甫圖申科，加布佐夫，斯堅等七名作家為抗議蘇聯當局開除索爾仁尼琴作協會員資格而振臂高呼時，當老作家楚可夫斯基生前立下遺囑將他的一部分財產留給索爾仁尼琴以支持他時，當特瓦爾多夫斯基向赫魯曉夫諫言道“靠接吻是不能夠生孩子的，取消對文藝作品的書刊檢查吧”時，中國的全國上下卻清一色地在聲討“胡風集團”，聲討一部歷史劇《海瑞罷官》；當帕斯捷爾納克的兒女為有這樣的父親而感到驕傲時，聞捷的兒女卻毅然與父親劃清界限，顧準的妻子與顧准離婚，顧準的兒女逼顧准簽字與之斷絕關係；當索爾仁尼琴說“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時，中國包括許多科學家在內的大部分知識者，在“大躍進”時期都成了謊言製造商……真如魯迅所言，成了“萬劫不復的奴才”，“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

　　沒有信仰，或者說沒有固守自己信仰的能力，使大多數的中國人成了牆頭草，隨意識形態指令的風而搖擺。可以想象，如果體制對歷次政治運動進行重新定性的話，絕大多數的運動受害者又會一改口徑，大唱讚歌起來。──我真不願意說出這個讓人痛心的事實。我們若不找出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有哪些致命缺陷，並設法根除它的話，怯懦者還將在這個大地上橫行。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曾概括道：“西洋民族性惡侮辱，寧斗死；東洋民族性惡鬥死，寧以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無恥之根性，尚有何等顏面高談禮教文明而不羞慚？”這就是缺乏信仰的中國人的生存哲學：即令受羞辱也要活下去，“像畜生一樣地活下去！”(電影《芙蓉鎮》中的一句著名台詞)而索爾仁尼琴等人卻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生存哲學：活下去，有尊嚴地活下去！

　　尊嚴，尊嚴，它是俄羅斯作家的靈魂，也是人類良知的向度。我們該怎樣理解在俄羅斯這個鄰國的大地上所發生的一切呢？儘管他們的諸多境遇與我們比較接近，但我們依然為他們而感到困惑。這讓我想起別爾嘉耶夫在他的名著《俄羅斯思想》的開篇援引的俄國詩人丘特切夫的一句話：“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羅斯，用一般的標準無法衡量它，在它那裡存在的是特殊的東西。在俄羅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別爾嘉耶夫接着說：“為了了解俄羅斯，需要運用神學的信仰，希望，和愛的美德。”是的，東正教信仰為俄羅斯人所提供的勇氣與希望，使他們走過了一段又一段艱辛的旅程。因着信，他們打了美好的仗；因着信，他們為人類挽回了尊嚴；也因着信，他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雖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只有信仰是可能的。

　　我想，當我們也向宇宙宣告“我信”的時候，遠離怯懦的折磨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