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月上旬開始直到上周末，達賴喇嘛在美國五個城市進行了為期16天的訪問，其間會晤了美國總統布什和國務卿鮑威爾。與此同時，在幾乎每個城市，達賴都舉行了公開演講，每次都吸引了數千、甚至上萬名聽眾和崇拜者。特別是在紐約中央公園，聆聽達賴演講的公眾竟多達4萬人。場面之壯觀，令人為之驚嘆。

　　作為東方社會的一位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在西方世界受到如此的歡迎，對其個人無疑是極大的滿足與榮耀。可是，與自己的宗教目標和政治抱負相比，這種背離故土、沒有根基的滿足感，只不過是瞬間的虛華，其背後的遺憾與失落也許難以言傳。

令人疑惑的言行

　　正因如此，最近一些年來，達賴言行之中時常會滲透着對生命和時間的緊迫感。由於暮年已至，加上中國內外形勢的劇變和不可改變的政治現實，達賴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與新時代的西藏隔膜日深。

　　因此，從90年代初開始，他逐漸放棄了與北京公開對抗的姿態，甚至還表示不再堅持藏獨主張。這是態度的變化，更是策略的轉換。達賴希望通過與北京方面的良性接觸，來恢復和延續內地藏人對他的記憶與懷念，特別是要爭取更多年青藏人的認同和擁戴。

　　本着這一目的，達賴在過去兩年裡曾兩度派代表前往北京、西藏和雲南，與中央和地方政府有關部門進行了接觸，以圖消除敵意，並試圖就達賴短暫回國訪問的可能性進行試探。應該說，無論目的如何，這些接觸本身都有助於增進相互了解，所以是一件好事。

　　可是，在與北京尋求和解的同時，達賴在國際場合的言行，卻又抵消了自己為此所作的努力。在這次訪美期間，達賴雖然並未就中國和西藏問題發表激烈的言論，但其具有政治意味的日程，尤其是他刻意營造的自己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氣氛，對北京是一種具有示威意味的刺激。

　　達賴喇嘛也許有理由聲明自己並非故意刺激北京，但是，正當他和北京之間的接觸進入微妙階段之際，正當雙方試圖營造和解氣氛的時候，他的這趟政治和宗教兩者糾纏不清的訪問，就顯得時機不當。對達賴而言，這次訪問當然是必要的，因為美國公開表示支持他，這是他將來與北京進行談判的政治籌碼。可是，對目前的和解進程來說，卻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對於一個把宗教信仰與政治目標集於一身的人，對於一個被西方世界幾乎捧為神明的人，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得不有所顧慮和防備。即使是再怎麼開明的政府，恐怕也都會如此。而在達賴和北京之間，情況就更為複雜了。因此，達賴此次美國之行，只能使北京更感疑惑。

不可能的回歸

　　不少人曾經樂觀地認為，達賴和北京恢復接觸，將有利於西藏問題的解決。有人甚至還預言說，隨着雙方逐步建立互信，達賴將有可能在有生之年重返西藏。

　　其實，這是不現實的期待。達賴回返西藏的願望是毋庸質疑的，但他缺乏決心和一貫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對他來說，封閉落後的西藏與自由自在的外部世界都有吸引力，都是他希望擁有的，但長期以來的事實表明，他一直猶豫不決，難作取捨。在此次訪美期間，達賴在接受美國之音電台訪問時，已經十分明顯地透露了這種心境。

　　而對北京來說，達賴回返西藏所可能導致的政治後果，不僅是難以預測和難以把握的，而且更是難以承受的。無論達賴的主觀意願如何，只要他回返西藏，那就意味着西藏將必然出現一個新的道德與利益集團。即便達賴願意擁護中央政府，宗教信仰的號召力和凝聚力也會不可避免地威脅和削弱北京的權威。若西藏出現宗教和政治二元權力結構，同時境外政治勢力也直接介入，那對西藏將又是一場噩夢。

　　儘管如此，北京和達賴之間尋求和解的進程應該儘量繼續下去，但目標應該止於消除敵意、結束對抗，最好是能夠和睦共處。在雙方都不可能改變根本立場的條件下，任何試圖推動達賴回返西藏的努力都是毫無意義的。不僅如此，這反而還有可能釀成另一個歷史性錯誤。

　　在談及西藏時，很多人都習慣地說出“西藏問題”。其實，若不是80年代達賴與西方反華勢力的空前合流，西藏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達賴逃離西藏的那一天，就意味着一段歷史的結束。既然那一頁早已被翻了過去，那就沒有了再翻回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