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这个民族确实别致，就连“良心”都与众不同。在西方，这玩意似乎是用来折磨自己的。可在咱们这儿，它却是攻击政敌的强大武器和卖弄炫耀自己的化装油彩。正因为如此，它才常常变成杀人的利器。奇妙的是，法律可以制裁过失杀人，却无法制裁中国式的“良心杀人”。相反，良心杀人犯还会给当成英雄吹嘘。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把在三篇旧作整理删节后合成本文。其中两篇是在上班时偷偷用英文写的，现翻译成中文。

一、超级间谍封从德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１９８９年的学运本可以多次以胜利结束：在共党表态从未说过学运是“动乱”之后，学生们本可以宣布斗争取得胜利，就此收兵；政府同意和他们对话后，学生也可以就此下台，以取得建立常规朝野对话渠道的空前成果，胜利结束运动……哪怕就在他们蠢到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机会，所有获得有利结局的希望都丧失之后，至少还可以及时撤出广场，避免那场大屠杀发生。

但他们就是死赖在那广场上，直到民众用血肉筑成的长城被坦克无情地碾碎，为了保护那夥装腔作势、不可一世、以自我为中心的白痴小丑们，成百上千的市民们倒在血泊中。

这本可避免的悲剧为什么就是发生了？因为封从德先生和他的前妻柴玲都是共特。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制造出一个谁也打不破的僵局来。为此，他们表现得比谁都激进坚决。谁要胆敢建议和平解决学潮，谁就要被他们诬蔑为“共特”或“叛徒”。

他们的上司想让运动用这种方式收场。如果运动以双方妥协告终，则死硬派就再没机会教训人民。民众就会给“惯坏”了，从此以为党通情达理，可以与之讨价还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粉碎这种错觉，必须用大屠杀恐吓人民，否则人民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以为党是可以任他们小看的东西。

因此，死硬派需要镇压的借口，也需要一小撮共特来制造这个借口。封氏夫妇就是这样给挑中的。两人奉命扮演“激进学生领袖”的角色，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果然也就得到了人家原来许下的好处：两口子都成功地“逃”到了世上最富裕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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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短文，是老芦投身“民运”领袖们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网上抓共特运动，写出来的习作，是否符合“民主路线”，尚待领袖们审批。这种“遵命文学”其实不新鲜，当年在国内时早就写熟了。和当年写的那些屁话一样，它当然不是我的心里话。

我个人认为，封氏夫妇当然不是共特，但他们起到了一般共特根本起不到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党文化哺育出来的“良心”在他们身上特别发达。封氏夫妇堪称古往今来第一“良心杀人犯”，其良心上压着成百上千的无辜冤魂。奇怪的是，他们的良心却如无波古井一般。

二、我的“政治遗嘱”

最近ＸＸ披露“不锈钢老鼠”刘荻女士的近况，清流们立刻又抓住这难得机会大作良心秀，显示自己的坚定革命立场和不屈不挠的骨气。胆敢表示异议的网友自然成了“共奴”、“共特”。

做戏本来是清流们的专业，本人无意剥夺人家的海洛因。不过这倒让我未雨缪绸，想到或许应该趁早在网上留个政治遗嘱，免得日后不幸沦落为人家良心秀的道具。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老芦自２０００年下海，在网上写了大量的反共文章。这些文字广泛流传民间，储存在无数私人电脑里。

作下这等事来，心里当然难免害怕。老芦早就多次声明过，自己不是英雄而是懦夫。全靠在极权制度下训练出来的求生本能，才躲过重重灾难。我不但知道自己是懦夫，而且早就看出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天生的懦夫。我和“英雄”们的唯一区别，是自己坦率承认怯懦，而“英雄”们却要作秀成癖，不但要伪装英勇，还要鼓动别人去和极权政府英勇搏斗。

正因为如此，我才因为写过那些文章而害怕，第一自然是怕留在大陆的亲人受我的连累。第二则怕回国后被共党罗织罪名痛加修理。而这就是我这“政治遗嘱”要说的事。

诸位仁人君子明鉴：如果老芦以后回国出了事，请所谓“民运”人士千万不要来“营救”我，更不要趁机拿来炒作，以此暴露共党暴政，充份展示自己的凛然大义。老芦从来不想当英雄，更不想以血肉之躯，化为壮士们掷向共党的爆破筒。我当然也巴不得炸死几个共匪，但让自己的身躯化成万花筒里的无数碎片，似乎也不是那么好玩。

因此，本人在此跪求“民运”人士到时一定大慈大悲放过了我。我来世一定衔环结草、变牛变马报答您们的超生之恩！如果有谁要争作那“１５个第一”，则老芦不出来则已，一出来就如林教头一般，买把牛耳尖刀，上天入地也要干了那丫挺的！

这里面的浅显道理，任何只有正常良心、没有“中国良心”的人都看得出来：中共现在对在网上放言批评他们的网人眼开眼闭，并未像过去那样疯狂镇压。他们真正忌讳的是“内外勾结”、和海外“民运”有组织联系的人，对独往独来的“行空天马”们倒还网开一面。

这就是“民运”人士石磊、谢万军搞无耻政治陷害，诬蔑ＸＸ是他们那组织的成员为何引起我强烈愤怒的原因。同样的道理，我坚决不参加当初清流们组织的“营救”活动，因为不但主事者是中共的仇人，而且就连老芦自己也是著名反共写手。这种“营救”法，说难听点，其实是把人往死里坑。

所以，老芦决不会上这种当，绝不能容忍别人利用我作政治武器。更何况无论怎样他们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共党不放我，则无异于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宣传共党暴政的良机；如果共党放了我，则那当然便化作了他们的巨大政治资本，从此可以夸耀一世“１５个第一”。区区在下的性命虽不值钱，却也还没贱到这个地步。

顺便说一下，如果我给抓起来了会怎么对付共党。我想，对具体的罪名，我当然能赖就赖，绝不冤枉屈招，成全对方的口实。但我完全可以没口子痛诋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无比英明。在这方面，其实吴弘达已经给大家作了个光辉榜样。他在狱里卑躬屈膝，没口子痛骂自己。一旦被驱逐回国，转脸就痛骂共党。这种作法为国人普遍不齿，老美却给了他个凯旋英雄式的盛大欢迎，黄丝带挂得满世界都是，连州长都特地接见了他。

从此中即可看出东西方人文价值观的天差地别。在西方“survival”和“escape”从来被视为机智勇敢的表现，好来坞不知道拍过多少此类电影。而在中国，“苟且偷生”从来是一种无从负荷的奇耻大辱。可叹的是，“民主清流”们虽然生活在西方，却没学会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常识，至今尚用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那套把戏来冒充“民主”事业，男的争作口头黄继光，女争作口头刘胡兰，岂非咄咄怪事？

三、人怎么可能这么愚蠢？

前天我贴了“遗嘱”出去，今日便见到Pro-Fox 先生跟帖标题，他问我：如果吴弘达不“内外勾结”，又怎么可能赢得自由？

我实在无法明白这种愚蠢，万能的主阿，耶稣基督！

任何具有起码智力的人都能明白我的意思。在那篇文章里，我跪求“中国良心”及其子女们不要再将刘荻案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以此来攻击共党。这么干，实际上是把那可怜的女孩当成了牺牲品。

接着我又指出，在国内那种残暴环境下，如果刘小姐说了什么违心的话，例如歌颂我党、谴责“反华势力”之类，那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应该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出吴宏达的例子，说他那么干并没有什么丢人的。

任何一个长着像点样子的脑袋的人都明白，我根本不是将这两人相提并论。这可能么？两者根本就是不可比的。吴是美国公民，而刘不过是一个可怜无助的中国公民。哪怕智力只是近乎正常的同志也该看到，中国政府历来对自家公民实行种族歧视，只屈服于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压力。这不是因为他们害怕美国入侵中国，而是需要美国提供金钱和科技。 不幸的是，“中国良心”及其子女并没有这些共党需要的东西。所以，刘小姐从他们的“营救”活动中最可能（most probably）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重判。那是因为这“营救”活动会煽起一向疑神疑鬼的中共的疑心，让他们觉得丢了脸。为了证明他们一贯正确，就非得从重惩罚刘小姐不可。

莫非我这意思竟然复杂到了超出人类的理解力？

我现在开始相信中国人真是一个智力低劣的种族，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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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篇短文是我今天上班时见缝插针打的。做贼心虚手忙脚乱之下，连“complicated”都给打成了“completed”，却也没有读者指出，嘿嘿。这且不论，刚才上网来拷贝原文，却见到“不锈钢晓钢”先生的跟帖题目。他犀利地指出：“most probably只是没有证据的猜想”！

天！一个人的良心竟然能黑到这个地步？！他要等确凿证据证明了自己的行为确实给别人造成了灾难之后，才会停止这种行为！这让我想起了高寒先生的“２８字必杀令”。我那时请他先证明暴力革命引起核内战的概率为零，再去奢谈暴力革命，他居然问我：“你能证明世上有无风险决策么？”

“你有什么确凿证据证明我飙车会压死人？！”在西方，这种话大概连烂醉如泥的酒鬼都不会说，可它竟然先后由“中国良心”和“中国良心之子”中嘴里说出来了！

就算是确凿证据证明了“良心杀人犯”们胡作非为的灾难后果，那又怎样？难道天安门大屠杀还是“没有证据的猜想”？“良心杀人主犯”们又认过错么？

所以，这其实不是智力问题，还是个良心问题。政治动物无良心可言，仇恨熏心的政治动物尤其如此。所以，“良心杀人犯”们哪怕“杀人如草不闻声”，也决不会“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在他们，仇共就是最大的“良心”，正如当年“忠于毛主席”就是最高的路线觉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