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朴：西藏不相信眼泪（之三）

——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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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中共总结为：一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战争。任何人，只要读了李江琳的书，都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这是一场大屠杀，旨在从肉体上尽可能多的消灭反抗中共的僧俗藏人。当时中共炮火轰击的目标有十七处之多，其中仅罗布林卡一地，据参战的中共军人回忆，被炸死的藏人多达五千人。

      这场大屠杀的导火线，表面看是成千上万的藏人围住罗布林卡，阻止十四世达赖去观看中共安排的歌舞表演。而实际上，中共早有预谋和计划。底层藏人的武装暴动，已经持续三年多，遍及藏区，规模越来越大。要想中共不痛下杀手，也难。

      一开始西藏上层似乎对中共仍抱有幻想，因为中共玩了个花招。1950年秋季打垮藏军主力后，中共突然宣布和平谈判，并在第二年邀请藏人代表去北京，签署了一个宣称不改变西藏现存制度的“十七条”协议。十四世达赖后来对李江琳回忆他当年的感觉时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签协议，解放军带着武器走过来就行了。

      很明显，中共还没做好全面控制西藏的准备。公路尚未建成，大量的军队、物资以及各级干部没法运进去。又担心印度等邻国的反应。为了表现所谓的和平诚意，毛泽东亲自出马，在十四世达赖面前扮演了一个通情达理、关怀备至的角色。比如毛说：没有必要让中国政府来直接管理西藏。达赖喇嘛听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胜利。毛甚至对达赖喇嘛说：西藏可以拥有自己的国旗。令一旁做翻译的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杰兴奋不已。他在中共监狱里蹲了二十年后，依然认为这是毛的真实想法。平措旺杰哪里知道，毛早在195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就已经下令要在西藏建立中共的独裁制度。

      有了十七条，便有了西藏上层与中共占领军的握手言欢：藏人的噶珠歌舞队和解放军文工团在一起合奏“东方红”；宴会上藏军的团长、营长同解放军军官们互相敬酒、干杯。布达拉宫南捷寺的僧人表演藏戏，看台上不乏中共高官。住在拉萨的贵族们大都与中共有贸易来往，其中的二十来个家族与中方的交易金额高达九百多万银元。普通藏人把贵族讥讽为：长着两个头的人。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久，1956年初春，位于西藏高原边缘的色达草原上，响起了反抗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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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蒙古人或满族人以某种方式征服西藏时，几百年间，底层藏人暴动过吗？没有。究其原因，无论蒙古人或满族人，不仅不破坏传统的西藏社会，而且给以相应的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对藏人来说，犹如生命一样，最为宝贵。当中共强占了藏人的家园，还要肆意摧残其“生命”时，藏人岂能不反！

      1956年初春，中共派遣的工作队在色达及周围地区，搞了一场称作“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共的打算是从中取得经验，为将来改造整个西藏做准备。又是民主又是改革，何等堂皇的美词，却掩盖不住恐怖的事实：

      接二连三的批斗会，逼迫儿女揭发父母，雇工揭发雇主，穷牧民揭发富牧民，财产少的农民揭发财产多的农民，普通僧侣揭发大喇嘛。乞丐和无业游民充当打手。批斗会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殴打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很多藏人就死在这些批斗中。

      一次批斗当地寺庙喇嘛，工作队员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嘴里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坚持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喊：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解放军士兵上前把喊话的人带走了，押上卡车，关进监狱。

      工作队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缴枪支。当时居美远在康定，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妻儿。他们告诉工作队，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枪杀。

      这场后来果然推广到整个西藏三区的运动，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收缴枪支是为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庄园主还是普通农牧民，不管他是头人还是喇嘛，必须一网打尽，以建立牢固的独裁制度；尽可能多的捣毁寺庙和遣散僧侣，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权；用分配土地来争取少地或无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从藏人手头夺走，最终使藏人沦为受奴役的劳动工具。

      不是没有哭泣过，不是没有乞求过，该说的理都说了，没用。忍无可忍的藏人，一呼百应，暴动了。1956年不到一年时间，仅西藏康区就有十余万藏人，拿起土枪、刀剑、斧头，进山打游击。或几十上百人，或数以千计，虽没有统一指挥，却有共同目标，时而袭击工作队、运输车队、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时而破坏公路和桥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间武装，史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跃在距拉萨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区，与中共军队打过几次硬仗。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商贩、普通僧侣，其中还有一些被中共发展成为党团员的藏人。面对解放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没有一个藏人想过他们最终能获胜。但，为了保家、护教，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走上了抗击占领军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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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2月色达暴动后，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发出狠话：要准备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

      或许就在这时，中共意识到，藏人决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必须用屠杀来迫使藏人屈服。而这两个字“彻底”，正好预示了这场持续六年的屠杀，将有着怎样的残忍和血腥。

      暴动的藏人在理塘与中共军队发生战斗，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到理塘寺庙躲避。中共军队怀疑僧侣们帮助暴动的藏人，包围了寺庙，僧侣们拒绝投降，轰炸机飞临，炸弹从天而降。硝烟散尽后，这座1580年由三世达赖建立的著名寺庙，断壁残垣，化为废墟。八百多个男女老少，血肉横飞，尽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县，中共以学习名义，关押了当地活佛。愤怒的藏人围住县城，要求放人。解放军两个团参与镇压，用机枪扫射这些手里连棍棒也没有的农牧民和僧侣，当场打死五百多人。随后又大肆捕人。循化县人口仅一万余人，竟抓走两千多，包括所有青壮年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寡妇村，知多少，从此一座座前无古人地出现在西藏高原上。

      就连逃亡的藏人也不放过。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规模不大，通常百十来户。为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帐房和可移动寺庙，整体迁徙，只想找到一处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军机追上来，俯冲扫射、轰炸。李江琳记录了飞行员的回忆：藏人就像蚂蚁群被开水浇了一下那样，狼狈地四处逃窜，有的向河里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军机里的军人们在机舱里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过类似回忆：某部落正安营扎寨，烧水煮茶。解放军望见炊烟袅袅，立刻合围，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上，最后歼灭了整个部落。八十多岁的居钦图丹告诉李江琳，当年他逃往拉萨时，路途中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惨景：一顶顶冷清的帐篷里，妇女儿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养育过他们的草原。

      最“彻底”的一幕，发生在罗布林卡，当时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超过五千。除少数藏军官兵和政府官员外，基本上是农牧民，还有藏军家属、马夫、园丁、仆人和僧侣。尽管除了血肉之躯，他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为了保护十四世达赖，他们不惜与中共军队决一死战。不过他们再也没机会了，甚至看不到一个解放军，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杀了。

      中共炮兵早已对罗布林卡完成了射击诸元准备，以确保对任何目标，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炮弹排成一条线，弹群互相交叉，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如同地毯似轰炸。在现场指挥的中共炮连连长王国珍后来这样写道：在炮火猛烈打击下，惊恐万状的匪徒们发疯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凭他们鬼哭狼嚎，也无处躲藏。

      临近傍晚，炮火中残存的上千藏人，或骑马或步行，冲向渡口，试图渡过拉萨河，夺路逃生。中共军队预先设下伏击阵地，机枪大炮立刻狂射。王国珍形容杀戮现场说：枪弹在匪群中大显威风，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头颅，炸翻了叛匪的马匹。在爆炸的烟尘里，叛匪们人呼马嘶，纷纷倒下。受伤的马匹乱窜，惊慌的匪徒狂奔。

      就这样过去了两小时，解放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空旷的河滩上一片死寂。夕阳下，人和马的尸体重重叠叠，铺满了河滩，漂浮在河面上。来自雪山的洁净河水，已染成红色。扑打着河岸的浪涛声，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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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些种族灭绝似的大屠杀，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萨屠城发生时，一个名叫温巴丹增的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达赖喇嘛走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

      五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格外惊心动魄。

      千百年来，藏人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的奥秘，以毕生的祈望追求着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达赖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价值。达赖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征，藏人甘愿为之而战，为之而死。

      当中共的大炮机枪随时威胁着十四世达赖的人身安全时，拉萨城里无数的藏人都在担心：要是达赖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达赖及时出走，避难印度。这次行动堪称绝处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不仅得以存活，得以延续，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灭的信心与希望。

      温巴丹增的话就说出了这一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见性。一味迷信暴力和专制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党棍们，既不可能懂得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也不可能看到达赖喇嘛对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见：中共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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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枪杆子占领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着枪杆子才能维持。驻防拉萨的军队和武警，数量已超过常住居民。即使面对血腥的镇压，藏人的反抗和暴动，何曾停息过？中共当局敢有丝毫的松懈么？

      在寺庙里成立管理委员会，安插线人，随时监控僧众。隔三岔五搞爱党教育，强迫僧众谴责达赖喇嘛。效果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僧众走在反抗中共统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众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后，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这就是西藏僧众的心声！

      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权，不可能产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不要说藏人了，就是中国人里也没几个不把它当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发展了几十万藏人党员，培养了几万名各级藏人官员。在西藏的所有关键领导职位，却全部由汉人官员承担。多年来中共对藏人洗脑不遗余力，改变了什么？终究，还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几年，在西藏大把撒银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金钱难买藏人的民族意识和一颗执着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过西藏。跟藏人聊天时，只要一提到中共钦定的班禅喇嘛，每个藏人都会说：那是你们的班禅。界线一清二楚。而且，藏人通常只说：我是西藏人。而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见微知著，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土地、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一个曾经几乎毁灭这个民族的政权，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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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西藏问题？说透了，就一句话：藏人永远不会接受外来的统治。

      读罢李江琳的书，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四世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藏人自治。无疑是最佳选择。从现实出发，这条道路既满足了中原汉人的大一统情结，也保证了藏人能“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十四世达赖的话）”。

      只是中共决不会接受。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在西藏这盘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变动，也足以令中共担心会全盘皆输。

      每个关心西藏的人，没有不悲观的。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到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但问题是眼下，有没有可能撼动中共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2008年藏人暴动时，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时，手抖，声音也抖。周永康为什么发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了。当年的毛泽东，有苏联人撑腰，加上闭关锁国，西方阵营远不够强大。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滥杀。如今西方阵营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还得仰仗西方市场。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为，一旦引发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一次严厉的经济制裁或封锁，足以让中国大乱。中共近来声称：西藏问题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支持对西藏的未来举足轻重。

      能否迫使中共坐下来谈判西藏的自治问题，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强度：西方的压力与藏人的反抗。尽管西方舆论对十四世达赖的支持毫不含糊，但没有藏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便无法获得世界的关注，西方压力也就难以升温。换句话说，只有持续反抗，才能改变西藏的命运。

（全文完。首发于第12期《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