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童心未泯”，还是得了“老年痴呆征”？总之，不仅再次对童话、寓言之类感到兴趣，而且结合现实更有进一步的遐想产生。这不，看到当前从选美到电影奥斯卡奖，从年度十大新闻到出位名人榜，让人眼花撩乱，趣味无穷。尽兴之余又忽然想起：要是安徒生生活在当今时代，他会不会改写那篇著名的“皇帝的新衣”、加上皇帝要大臣们选出裁缝为他制作的哪一件“外衣”最美丽的情节，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也许可以肯定，在“裁缝”们的诱导和启发下，被取名为“民主”“人权”和“自由”的那几件一定都在“三甲”之内的。那可怜的傻瓜皇帝，不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是自己内在的“社会意识”“气质”和“精神追求”，本来就是自己“娘胎里带来的（天赋）”。结果却在裁缝的装模做样、花言巧语下，信以为真地把从来没有离开过自身的东西，当成别人为自己度身制作的“华饰”了！

什么是“民主”？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民众是国家（或社会）的“主人”。再进一步解释，就是说一切有关社会运作、发展和前途的决策，都要取决于生活在该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意愿或符合他们的认可的利益，民众有权选择自己满意的人来组成具体管理社会的政府，或把不满意的官员甚至政府赶下台。

上面的解释虽然未必全面、完善，但相信其精神已被当今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却都声称要实行民主的国家，写进自己的宪法之中。更几乎可以肯定，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会公开否定或拒绝上述的精神。因为由于资讯和交通的发达，使今天人类所达到的普遍知识水平，恐怕很难再用“王权神授”“人生而有贵贱”之类的谎言，去公开欺骗了（少数边远或特殊宗教地区除外）。相反，“民主”却被炒成流行的“时尚”，就像当年风行大陆的“鸡血疗法”“饮水疗法”那样，说成是可以包治百病的“良方”；而“不民主”又像医生口中的“细菌（或病毒）感染”，成为探讨他国弊病的标准答案；“推销民主”更可以成为一些人的“专业”或“饭碗”。对一个如此重要的概念，实在有必要加以进一步探讨，以免真当上“（民主）皇帝”，还以为是别人给自己穿上的“龙袍”而要去感激涕零，甚至还要替自己认一个什么“民主之父”！

如果翻一下社会发展史的话，可以看到，人类由原始群居的集体开始，进而发展到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后再迈入当代的形形色色的“??主义”社会。毫无疑问，这些社会在结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和生产力水平等诸多方面，的确存在很大区别，有落后与先进之分。但是，只要我们不拘泥于现有理论、文字的束缚和限制，而从不同社会发生的表面现象中，再深入探讨一下的话，却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为当时那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所认可或接受的，或者说“社会形态和社会大多数人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水平，有著互为因果的关系”。

在还没有出现文字的原始时代，由于缺乏知识交流、传播和积累的工具，人类理性的良知（人性）不能获得充分开发。但可以肯定他们是因为体会到，群居生活可以形成集体分工和合作，有效地发挥并利用个人那点有限能力，让自己过得比单独分开要更安全更充裕一点，而自愿合到一起来的（这种认知，应该说在猴子时代就初步具备了）。虽然那时群体的领袖，可能仅取决于强壮和打猎的本领而自然形成，并没有投票选举一说，但是这样的领袖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也是毫无疑问的。所以那样的社会没有现代“民主”的美名，却存在我们所追求“民主”的根本目的之实。或者说，当时即使有选举，也一定不会选出一个提倡“免税或言论自由”的“总统”来的，因为那时根本没有这些概念。

到了奴隶社会，出现了一部分人奴役、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情况。可以认为，这是人类利用理性而将生物界“种内竞争”、“弱肉强食”等自然规律，赤裸裸地推到最高点的阶段。因为人从原始社会中学会了分工合作，尝到了甜头，懂得分工合作的可能和好处。只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落后，还没有形成更大规模的合作和更精密多样分工的需要和可能。却由于自私和贪婪的天性，经过智慧的运用，将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演变成同类间以强欺弱的关系。在战争中，胜利方不再将败方完全杀掉，而是带回来强迫他们去做最繁重的工作，并占有他们的劳动成果。但是，仔细想来，这难道不正是当时人类社会的“民之所欲”吗？因为那时战争双方的所有人，都没有经过人性的启蒙更遑论受过“人权”的教育，只能更多是在天性使然下，抱著完全相同的目的—战胜对方，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无论那一方胜利，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正义或非正义之分。所以，以当时的客观时空条件，我们是很难从实质上作“不民主”的结论的，这只要看看文学巨著“斯巴达克”中，关于奴隶在竞技场内，以生命搏斗作为公众娱乐的描写，就知道这是不能用少数人有“虐待狂”心理来解释的。更何况今天在公认民主的美国，大多数美国人民，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照样可以支持政府出兵轰炸另一个民族国家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我们怎么好意思用“白马非马”的逻辑，以那个时代没有“普选”或“民意调查”来否定其所体现的“民主”实质呢？而一旦大多数人由于物质文明和知识的进步，意识到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时，就为这种制度的灭亡，创造了条件。

进入封建社会，这是人性开始超过天性的时代，因为人类有了比较完善的文字，可以系统地学习、交流、积累知识和经验、教训，可以开始发挥相互激励的理性思维的作用。但这仍然是一个有偏差的时代，由于文化教育并不普及，对客观认识也处于初级阶段，形成由少数人掌握，由他们向多数人宣传、解释的局面。这些人出于自私和偏见，编出一套有利于统治者的理论，来和统治者合作，交换对自己利益的提供和保护。最典型的有宗教、天授王权和贵族血统论以及种姓等级制度等，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可以认为之所以封建社会现在看来，有许多不合理甚至荒谬的地方，却能够在世界各地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在民众心理扎根后，许多明明不合理的东西，反到成了“天经地义”的而被认可或接受的原故。中世纪欧洲民众对“宗教裁判所”打击科学思想抱接受态度（否则也不会拖到二十世纪才认错）就是例证。再看看中国过去的数千年来，政权更迭了无数次，却始终没有脱离封建的范畴，因为这正是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认可的统治模式。这只要从当前两岸文艺中，仍然热衷于帝王故事，崇拜“明君圣主”、还希望再出“包青天”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更何况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还在接受“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宣扬，而这个口号和过去宣扬皇帝“一言九鼎”如出一辙，只不过换了现代词汇而已。更不用说至今还有许多人自发打心眼里崇拜、怀念怎么都和西方“民主”沾不上边的毛泽东（笔者此处不含任何褒贬之意）。所以硬要把中国过去发生的事都说成是“不得民心（不民主）”，以为只要举行大选，那里八、九亿的农民就会和海外“民运人士”站在一起，选出一个中国“克林顿总统”来，那顶“教条主义”的帽子就要换人戴了。

再看看大陆五十年来的所谓“社会主义”，从那里的第一代杰出的领袖开始，就没有一个是系统、认真学过马克思理论的。毛泽东自己承认没有读过多少马列主义的书（事实上他年轻时也根本没有很多这样的中文书可读），他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国古代线装书，言谈中更是大量地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引经据典”；邓小平众所周知的爱好是打“桥牌”，鲜有他“喜欢读书”的报导，更不用说他从“反右”到“改革开放”的各个主政期间，实在没有什么经得起用“马列主义”来检验的事实。如果说他曾经说过一句符合“唯物论”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中国接下来的将要发生的事实，必将证明他手中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而那里的第三代领导人，更以技术官僚出身自豪，即使现在向他们送上“马列主义者”的“桂冠”，他们恐怕反而要“敬谢不敏”的。但是，我们却得承认，在他们领导下的共产党政府，有效地统治了中国大陆这么多年，并取得相当的成绩。更在经历了镇压“六四事件”的巨大风暴后，不仅没有如西方国家或民运人士的判断那样迅速“垮台”，反而在经济上进一步发展，以至不要说民运在国内的影响，日益低落到连一个什么“气功组织”都不如。即使是自以为是受欢迎的“民主圣诞老人”的美国，一旦和大陆政府闹翻（如“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而拒不认错），也休想从中国百姓那里讨到对自己的好处。这种现实只能证明，那里的许多政府行为，其实是体现了大多数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并为民众潜意识精神所认可的。这也是“五四”以来八十年间，从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尽管宣称的政治路线有“天壤之别”，确又“殊途同归”地走上腐败的结局的原因，因为那里的“主人”的素质没有改变。这种原因当然也体现在来到国外的“民运人士”身上，希望他们给中国带来西方的“民主”，就象希望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真正德国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样的不切实际。

上面提到的所有例子，是想证明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类任何社会的形成，都取决于那个社会中当时大多数人的文化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而不是少数人的主观愿望或制度形式。也就是说，民众其实始终是决定任何人类社会性质的主体，根本就不存在有没有“民主”的问题。“民主”就像土壤，社会和其制度就是长在土壤上的作物，符合“橘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规律，要想改良社会或变更制度，首先要改良土壤。

但是不可否认，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民主”，是有外在表面性质和内在实际质量上的区别的。从性质上来说，有“隐性”和“显性”之分，前者是一种没有被认识到的客观存在，就像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都属于这一类型。这是一种低级自在的形式，因为大多数民众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本来就是决定社会性质的“主人”，所以无法建立真正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结果社会成了名符其实的“大锅饭”，政府就是那掌勺做饭的“厨师”，大伙吃得多少和好坏，就看“厨师”的良心和水平了。而民众由于以为这是政府的“施舍”，所以也大多抱“得过且过”的心态，平时能忍则忍，除非“厨师”的良心太黑、水平太差，让自己实在过不下去了，那就只好起来用暴力革命算总帐，由另一批也有意当“厨师”的人带领去强行赶走他们，然后从新“开伙”接著吃“大锅饭”，如此周而复始地轮换却改进不大。而后者（显性）是被主体民众意识到的存在，因此可以有效利用和发挥，并可以阻止其领袖出于个人特质和目的而制造的极端行为（如大陆那种规模的“反右”或“文化大革命”），所以是一种高级自为的形式。从这样的观点认识来看，可以认为全世界不论那一个地区、民族或国家，都应该争取把自己的“民主”逐步提升到“显性”的高级层次，这也的确是必然的趋势。但是，正如当“老板”不一定赚钱一样，“显性民主”的外表形式并不能保证国家或社会的内在质量，这是当前许多理论难以自圆其说的原因，因为它们犯了类似“以貌取人”的毛病。而“民主”的实际质量，是指对特定民主的主体（国民）素质，和其所形成的社会，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好坏的客观评估。它和形式上的高低区别，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理论上对表现形式的分析，后者是对行为主体和表现内容的评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前者的高低，来代表后者的好坏。因为前者就像电脑本身，有性能高低之分，后者是看使用者怎么用和做了什么，和前者没有固定或必然的关系。可以认为一个高素质且有社会责任感的使用者，一般用586电脑肯定会比用386的电脑能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但要是在素质差又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使用者的手上，那非旦不要指望多出正面成果，反而可能对社会产生更多、更大的危害性。

和形式相比，主体素质是决定性的因素。两者就象房屋的布置和主人之间的关系：同样的一所高级房屋，可以布置得高贵典雅、清新有序、能充分发挥其使用价值；也可能杂乱无章、形同“狗窝”，令人难以容忍；而究竟成为“靓室”还是“狗窝”，完全取决于主人的素质和文化修养。或者说具有高素质的主人，即使住在陈旧、简陋的房屋里，也照样可以将房屋布置得舒适温馨、井井有条。民主的形式（隐性还是显性）和主体（国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比如：正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人普遍具有日耳曼人的“种族优越感“，以及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受到制裁和约束的不满，使得希特勒能在无需掩饰其法西斯思想的情况下，在真正的“民主选举”中，以令现代民主国家领导人羡慕的绝对优势当选，在民众自觉拥护支持下，发动了对欧洲和苏联的罪恶的侵略战争，和意大利、日本一起，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台湾已经实行了多年的显性“民主制度”，至今非但不能重塑政治的光明磊落和政府的清廉，反而暴露民众只有“挑烂苹果”的无奈。其内在的实际因果关系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如果我们试著用上述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发生在我们周围以及整个世界、一切有关“民主”的冲突、争论或问题，将会发现很少有找不到答案或令人继续困惑的事。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就很容易发现我们今天的“民主”概念是多么幼稚和形而上学。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今天大多数人都将“民主”当成是“目的”，更进一步将这种“目的”具体为“定期举行公民选举”和“言论自由”，而这些都只不过是中世纪欧洲知识分子提出的诉求，因为当时封建制度在欧洲占统治地位，阻挠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而那里的文化传统中，民众本来就具有比较强烈的自主意识，甚至已经实践过某种“公民选举”和“议会民主”。所以这种诉求，对鼓励广大民众去突破自己头脑中“封建思想”的禁锢，具有绝对积极、进步的意义。但是到了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实现了他们先辈关于“民主”的设想，可惜接下来忘记了“社会制度总是要不断发展”的历史规律。非旦没有象自己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那样地去进一步深入探讨“民主”的真谛，从而找出那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的征结，找到从根本上克服的方法。反而以为自己已经到达“文明社会”的顶峰，一心只想充当全世界的“榜样”甚至“救世主”，根本无视不同国家、民族在历史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差别，以想当然的主观，在更大范围内要去重复类似中国在“大跃进”年代提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样的错误，结果同样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出更多的破坏和混乱、不安。

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自己国民的“民主素质”，让那里的民众认识到社会现象其实就是自己普遍精神面貌的反映，就象一面“镜子”，如果不满意“镜子”里的形象，只能“反求诸己”，否则即使把“镜子”砸烂（革命）再换一块也没有用。反之，只要自己素质不断提高，“镜子”里的形象自然变好，逐渐由量变到质变，那里的“民主”就会水到渠成地由隐性转变到显性。而不是要急于更换形式“招牌”，就象学相声中的“个体皮包户”也要挂一块“宇宙开发总公司”的招牌那样，并不能代表实质性的改变。而提高的方法只能是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进行彻底的“反封建”，代之以自己文化中那些足以和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媲美的优秀成分。任何这方面的“拿来主义”或强行推销，都只能是“徒劳无功”或事与愿违地延长中国人的政治落后，那里近百年来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期间，中国从封建王朝变成“三民主义”，接著又实行“社会主义”，可是“要民主”的口号却一直没有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思考过到底什么是“民主”？所以才会老是以“要民主”作口号鼓吹革命，一旦革命成功，却又认为没有“民主”，再去闹、去要。就像稚龄幼童看见别人将（假）牙取下，自己却做不到，还以为自己没有牙一样。

美国的“民主”只能是美国人的“民主”，不要说台湾学不到（不好意思举例，不过事实大家都看得到），日本不想学，就是英国、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也学不到（或不想学），而新加坡拒绝美式的“民主”更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已经有符合本地文化传统的“民主”了。

美国本身是如此富裕强大，可惜尽管试图，却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地输出“美国式民主”，过去无论是在菲律宾、海地还是巴拿马，只能制造出更多的混乱和反复，因为这并非当地的“民之所欲”，这样的“民主经验”就像插到花瓶里去的花，再美丽也是很快要枯萎的。今后对俄罗斯或中国，无论是“批发”或“零售”这种“民主之父”，其效果也只能和过去一样。如果真正关心、甚至掌握这些国家前途命运的人士看不到这一点，那真是这些国家和那里的大多数人民的不幸。

还有，以目前所谓的“民主”形式，真能克服被我们称为“不民主”的社会中出现的弊病，而又还不会产生新的弊病吗？当然不是。

有一句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这句话是对许多历史的客观总结，的确是有道理的，所以成为要求实行“民主制度”的最有力的理由。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民众皇帝”有了权力，是否也会腐化，有了绝对权力，是否也会绝对腐化呢？要是说不会发生，就等于推翻这个结论的普遍性，失去了成为理由的意义。何况事实上“民主社会”出现的某些“道德恶质化”趋势，可能又证明这句话还是对的。那么，要是这种“绝对腐化”一旦发生，又拿什么来“制约”呢（也许真是只能靠“上帝”来进行“末日审判”了，倒是应了那句有名的宗教箴言！）？这看起来似乎成为一个“民主悖论”，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用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或推行“民主”了。

正如，好的外科医生不敢给自己亲人开刀，或好的老师不一定能让自己的孩子成材一样。人类在客观自然科学领域里，敢于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大胆探索，以更准确更能反映客观真实的判断和认识，去取代原有的理论，结果使自己的物质文明得到飞跃的发展。但是在关于认识自己的社会科学领域里，出于自私和集团利益，至今不能对前人的许多明显相互矛盾的理论，结合社会实践的效果作进一步探讨，以求分清其中的“是非”。反而一方面制造好象在精神文明领域里，没有“一加一只能等于二”的问题的假象，甚至要提倡“自己跟著感觉走”。另一方面，要以社会物质文明的高低来直接作为衡量精神文明的标准。直到想学古代“宗教十字军”，用武力传播自己的“文明”。这正是当前社会已经发生和还要更多产生的混乱的根源，而世界在关于“民主”进程中的问题就是典型之一。如果说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有什么“机遇”的话，至少其中主要之一，就是利用自己民族文化所特有的哲学思想和深刻洞察能力，去发现、找到自己“民主”的实际轨迹，进一步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缔，让世人从始于中世纪的“民主”迷思中走出来，实实在在地享受一把“主人公”的滋味。对自己和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幸福作出真正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