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童心未泯”，還是得了“老年痴呆征”？總之，不僅再次對童話、寓言之類感到興趣，而且結合現實更有進一步的遐想產生。這不，看到當前從選美到電影奧斯卡獎，從年度十大新聞到出位名人榜，讓人眼花撩亂，趣味無窮。盡興之餘又忽然想起：要是安徒生生活在當今時代，他會不會改寫那篇著名的“皇帝的新衣”、加上皇帝要大臣們選出裁縫為他製作的哪一件“外衣”最美麗的情節，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也許可以肯定，在“裁縫”們的誘導和啟發下，被取名為“民主”“人權”和“自由”的那幾件一定都在“三甲”之內的。那可憐的傻瓜皇帝，不知道這些東西其實是自己內在的“社會意識”“氣質”和“精神追求”，本來就是自己“娘胎裡帶來的（天賦）”。結果卻在裁縫的裝模做樣、花言巧語下，信以為真地把從來沒有離開過自身的東西，當成別人為自己度身製作的“華飾”了！

什麼是“民主”？從字面上來解釋，就是民眾是國家（或社會）的“主人”。再進一步解釋，就是說一切有關社會運作、發展和前途的決策，都要取決於生活在該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的意願或符合他們的認可的利益，民眾有權選擇自己滿意的人來組成具體管理社會的政府，或把不滿意的官員甚至政府趕下台。

上面的解釋雖然未必全面、完善，但相信其精神已被當今各種不同社會制度，卻都聲稱要實行民主的國家，寫進自己的憲法之中。更幾乎可以肯定，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會公開否定或拒絕上述的精神。因為由於資訊和交通的發達，使今天人類所達到的普遍知識水平，恐怕很難再用“王權神授”“人生而有貴賤”之類的謊言，去公開欺騙了（少數邊遠或特殊宗教地區除外）。相反，“民主”卻被炒成流行的“時尚”，就像當年風行大陸的“雞血療法”“飲水療法”那樣，說成是可以包治百病的“良方”；而“不民主”又像醫生口中的“細菌（或病毒）感染”，成為探討他國弊病的標準答案；“推銷民主”更可以成為一些人的“專業”或“飯碗”。對一個如此重要的概念，實在有必要加以進一步探討，以免真當上“（民主）皇帝”，還以為是別人給自己穿上的“龍袍”而要去感激涕零，甚至還要替自己認一個什麼“民主之父”！

如果翻一下社會發展史的話，可以看到，人類由原始群居的集體開始，進而發展到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然後再邁入當代的形形色色的“??主義”社會。毫無疑問，這些社會在結構形式、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分配和生產力水平等諸多方面，的確存在很大區別，有落後與先進之分。但是，只要我們不拘泥於現有理論、文字的束縛和限制，而從不同社會發生的表面現象中，再深入探討一下的話，卻不難發現一個事實，那就是任何社會形態，都是為當時那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的思想認識水平所認可或接受的，或者說“社會形態和社會大多數人的文化背景、價值觀念和思想認識水平，有著互為因果的關係”。

在還沒有出現文字的原始時代，由於缺乏知識交流、傳播和積累的工具，人類理性的良知（人性）不能獲得充分開發。但可以肯定他們是因為體會到，群居生活可以形成集體分工和合作，有效地發揮並利用個人那點有限能力，讓自己過得比單獨分開要更安全更充裕一點，而自願合到一起來的（這種認知，應該說在猴子時代就初步具備了）。雖然那時群體的領袖，可能僅取決於強壯和打獵的本領而自然形成，並沒有投票選舉一說，但是這樣的領袖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和願望，也是毫無疑問的。所以那樣的社會沒有現代“民主”的美名，卻存在我們所追求“民主”的根本目的之實。或者說，當時即使有選舉，也一定不會選出一個提倡“免稅或言論自由”的“總統”來的，因為那時根本沒有這些概念。

到了奴隸社會，出現了一部分人奴役、壓迫另一部分人的情況。可以認為，這是人類利用理性而將生物界“種內競爭”、“弱肉強食”等自然規律，赤裸裸地推到最高點的階段。因為人從原始社會中學會了分工合作，嘗到了甜頭，懂得分工合作的可能和好處。只是由於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落後，還沒有形成更大規模的合作和更精密多樣分工的需要和可能。卻由於自私和貪婪的天性，經過智慧的運用，將自然界的“優勝劣汰”，演變成同類間以強欺弱的關係。在戰爭中，勝利方不再將敗方完全殺掉，而是帶回來強迫他們去做最繁重的工作，並占有他們的勞動成果。但是，仔細想來，這難道不正是當時人類社會的“民之所欲”嗎？因為那時戰爭雙方的所有人，都沒有經過人性的啟蒙更遑論受過“人權”的教育，只能更多是在天性使然下，抱著完全相同的目的—戰勝對方，為自己爭取更好的生存條件，無論那一方勝利，結果都是一樣的，沒有正義或非正義之分。所以，以當時的客觀時空條件，我們是很難從實質上作“不民主”的結論的，這只要看看文學巨著“斯巴達克”中，關於奴隸在競技場內，以生命搏鬥作為公眾娛樂的描寫，就知道這是不能用少數人有“虐待狂”心理來解釋的。更何況今天在公認民主的美國，大多數美國人民，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照樣可以支持政府出兵轟炸另一個民族國家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我們怎麼好意思用“白馬非馬”的邏輯，以那個時代沒有“普選”或“民意調查”來否定其所體現的“民主”實質呢？而一旦大多數人由於物質文明和知識的進步，意識到這種制度的不合理時，就為這種制度的滅亡，創造了條件。

進入封建社會，這是人性開始超過天性的時代，因為人類有了比較完善的文字，可以系統地學習、交流、積累知識和經驗、教訓，可以開始發揮相互激勵的理性思維的作用。但這仍然是一個有偏差的時代，由於文化教育並不普及，對客觀認識也處於初級階段，形成由少數人掌握，由他們向多數人宣傳、解釋的局面。這些人出於自私和偏見，編出一套有利於統治者的理論，來和統治者合作，交換對自己利益的提供和保護。最典型的有宗教、天授王權和貴族血統論以及種姓等級制度等，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的理論基礎。可以認為之所以封建社會現在看來，有許多不合理甚至荒謬的地方，卻能夠在世界各地存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就是因為這些理論在民眾心理紮根後，許多明明不合理的東西，反到成了“天經地義”的而被認可或接受的原故。中世紀歐洲民眾對“宗教裁判所”打擊科學思想抱接受態度（否則也不會拖到二十世紀才認錯）就是例證。再看看中國過去的數千年來，政權更迭了無數次，卻始終沒有脫離封建的範疇，因為這正是大多數中國人頭腦中認可的統治模式。這只要從當前兩岸文藝中，仍然熱衷於帝王故事，崇拜“明君聖主”、還希望再出“包青天”的事實中得到證明。更何況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人還在接受“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的宣揚，而這個口號和過去宣揚皇帝“一言九鼎”如出一轍，只不過換了現代詞彙而已。更不用說至今還有許多人自發打心眼裡崇拜、懷念怎麼都和西方“民主”沾不上邊的毛澤東（筆者此處不含任何褒貶之意）。所以硬要把中國過去發生的事都說成是“不得民心（不民主）”，以為只要舉行大選，那裡八、九億的農民就會和海外“民運人士”站在一起，選出一個中國“克林頓總統”來，那頂“教條主義”的帽子就要換人戴了。

再看看大陸五十年來的所謂“社會主義”，從那裡的第一代傑出的領袖開始，就沒有一個是系統、認真學過馬克思理論的。毛澤東自己承認沒有讀過多少馬列主義的書（事實上他年輕時也根本沒有很多這樣的中文書可讀），他的書架上擺滿了中國古代線裝書，言談中更是大量地從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引經據典”；鄧小平眾所周知的愛好是打“橋牌”，鮮有他“喜歡讀書”的報導，更不用說他從“反右”到“改革開放”的各個主政期間，實在沒有什麼經得起用“馬列主義”來檢驗的事實。如果說他曾經說過一句符合“唯物論”的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中國接下來的將要發生的事實，必將證明他手中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者的“真理”！而那裡的第三代領導人，更以技術官僚出身自豪，即使現在向他們送上“馬列主義者”的“桂冠”，他們恐怕反而要“敬謝不敏”的。但是，我們卻得承認，在他們領導下的共產黨政府，有效地統治了中國大陸這麼多年，並取得相當的成績。更在經歷了鎮壓“六四事件”的巨大風暴後，不僅沒有如西方國家或民運人士的判斷那樣迅速“垮台”，反而在經濟上進一步發展，以至不要說民運在國內的影響，日益低落到連一個什麼“氣功組織”都不如。即使是自以為是受歡迎的“民主聖誕老人”的美國，一旦和大陸政府鬧翻（如“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而拒不認錯），也休想從中國百姓那裡討到對自己的好處。這種現實只能證明，那裡的許多政府行為，其實是體現了大多數人民的思想價值觀念，並為民眾潛意識精神所認可的。這也是“五四”以來八十年間，從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到共產黨政府，儘管宣稱的政治路線有“天壤之別”，確又“殊途同歸”地走上腐敗的結局的原因，因為那裡的“主人”的素質沒有改變。這種原因當然也體現在來到國外的“民運人士”身上，希望他們給中國帶來西方的“民主”，就象希望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真正德國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一樣的不切實際。

上面提到的所有例子，是想證明一個結論，那就是人類任何社會的形成，都取決於那個社會中當時大多數人的文化思想觀念和認識水平，而不是少數人的主觀願望或制度形式。也就是說，民眾其實始終是決定任何人類社會性質的主體，根本就不存在有沒有“民主”的問題。“民主”就像土壤，社會和其制度就是長在土壤上的作物，符合“橘生於淮南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規律，要想改良社會或變更制度，首先要改良土壤。

但是不可否認，不同國家和不同時代的“民主”，是有外在表面性質和內在實際質量上的區別的。從性質上來說，有“隱性”和“顯性”之分，前者是一種沒有被認識到的客觀存在，就像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都屬於這一類型。這是一種低級自在的形式，因為大多數民眾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本來就是決定社會性質的“主人”，所以無法建立真正的“主人翁意識”和“責任感”。結果社會成了名符其實的“大鍋飯”，政府就是那掌勺做飯的“廚師”，大夥吃得多少和好壞，就看“廚師”的良心和水平了。而民眾由於以為這是政府的“施捨”，所以也大多抱“得過且過”的心態，平時能忍則忍，除非“廚師”的良心太黑、水平太差，讓自己實在過不下去了，那就只好起來用暴力革命算總帳，由另一批也有意當“廚師”的人帶領去強行趕走他們，然後從新“開伙”接著吃“大鍋飯”，如此周而復始地輪換卻改進不大。而後者（顯性）是被主體民眾意識到的存在，因此可以有效利用和發揮，並可以阻止其領袖出於個人特質和目的而製造的極端行為（如大陸那種規模的“反右”或“文化大革命”），所以是一種高級自為的形式。從這樣的觀點認識來看，可以認為全世界不論那一個地區、民族或國家，都應該爭取把自己的“民主”逐步提升到“顯性”的高級層次，這也的確是必然的趨勢。但是，正如當“老闆”不一定賺錢一樣，“顯性民主”的外表形式並不能保證國家或社會的內在質量，這是當前許多理論難以自圓其說的原因，因為它們犯了類似“以貌取人”的毛病。而“民主”的實際質量，是指對特定民主的主體（國民）素質，和其所形成的社會，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好壞的客觀評估。它和形式上的高低區別，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理論上對表現形式的分析，後者是對行為主體和表現內容的評價。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以前者的高低，來代表後者的好壞。因為前者就像電腦本身，有性能高低之分，後者是看使用者怎麼用和做了什麼，和前者沒有固定或必然的關係。可以認為一個高素質且有社會責任感的使用者，一般用586電腦肯定會比用386的電腦能作出更多更好的貢獻，但要是在素質差又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使用者的手上，那非旦不要指望多出正面成果，反而可能對社會產生更多、更大的危害性。

和形式相比，主體素質是決定性的因素。兩者就象房屋的布置和主人之間的關係：同樣的一所高級房屋，可以布置得高貴典雅、清新有序、能充分發揮其使用價值；也可能雜亂無章、形同“狗窩”，令人難以容忍；而究竟成為“靚室”還是“狗窩”，完全取決於主人的素質和文化修養。或者說具有高素質的主人，即使住在陳舊、簡陋的房屋裡，也照樣可以將房屋布置得舒適溫馨、井井有條。民主的形式（隱性還是顯性）和主體（國民）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比如：正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人普遍具有日耳曼人的“種族優越感“，以及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受到制裁和約束的不滿，使得希特勒能在無需掩飾其法西斯思想的情況下，在真正的“民主選舉”中，以令現代民主國家領導人羨慕的絕對優勢當選，在民眾自覺擁護支持下，發動了對歐洲和蘇聯的罪惡的侵略戰爭，和意大利、日本一起，給全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而台灣已經實行了多年的顯性“民主制度”，至今非但不能重塑政治的光明磊落和政府的清廉，反而暴露民眾只有“挑爛蘋果”的無奈。其內在的實際因果關係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如果我們試著用上述的觀點和方法，去觀察發生在我們周圍以及整個世界、一切有關“民主”的衝突、爭論或問題，將會發現很少有找不到答案或令人繼續困惑的事。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就很容易發現我們今天的“民主”概念是多麼幼稚和形而上學。事實也的確如此，因為今天大多數人都將“民主”當成是“目的”，更進一步將這種“目的”具體為“定期舉行公民選舉”和“言論自由”，而這些都只不過是中世紀歐洲知識分子提出的訴求，因為當時封建制度在歐洲占統治地位，阻撓了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繼續發展，而那裡的文化傳統中，民眾本來就具有比較強烈的自主意識，甚至已經實踐過某種“公民選舉”和“議會民主”。所以這種訴求，對鼓勵廣大民眾去突破自己頭腦中“封建思想”的禁錮，具有絕對積極、進步的意義。但是到了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代，西方許多國家已經實現了他們先輩關於“民主”的設想，可惜接下來忘記了“社會制度總是要不斷發展”的歷史規律。非旦沒有象自己對待自然科學的態度那樣地去進一步深入探討“民主”的真諦，從而找出那些“不盡如人意”的問題的徵結，找到從根本上克服的方法。反而以為自己已經到達“文明社會”的頂峰，一心只想充當全世界的“榜樣”甚至“救世主”，根本無視不同國家、民族在歷史文化傳統和思想觀念上的巨大差別，以想當然的主觀，在更大範圍內要去重複類似中國在“大躍進”年代提出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那樣的錯誤，結果同樣只能在世界範圍內，製造出更多的破壞和混亂、不安。

中國的問題是如何提高自己國民的“民主素質”，讓那裡的民眾認識到社會現象其實就是自己普遍精神面貌的反映，就象一面“鏡子”，如果不滿意“鏡子”里的形象，只能“反求諸己”，否則即使把“鏡子”砸爛（革命）再換一塊也沒有用。反之，只要自己素質不斷提高，“鏡子”里的形象自然變好，逐漸由量變到質變，那裡的“民主”就會水到渠成地由隱性轉變到顯性。而不是要急於更換形式“招牌”，就象學相聲中的“個體皮包戶”也要掛一塊“宇宙開發總公司”的招牌那樣，並不能代表實質性的改變。而提高的方法只能是在中國人的頭腦中進行徹底的“反封建”，代之以自己文化中那些足以和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媲美的優秀成分。任何這方面的“拿來主義”或強行推銷，都只能是“徒勞無功”或事與願違地延長中國人的政治落後，那裡近百年來的實踐，就是最好的證明。期間，中國從封建王朝變成“三民主義”，接著又實行“社會主義”，可是“要民主”的口號卻一直沒有變。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思考過到底什麼是“民主”？所以才會老是以“要民主”作口號鼓吹革命，一旦革命成功，卻又認為沒有“民主”，再去鬧、去要。就像稚齡幼童看見別人將（假）牙取下，自己卻做不到，還以為自己沒有牙一樣。

美國的“民主”只能是美國人的“民主”，不要說台灣學不到（不好意思舉例，不過事實大家都看得到），日本不想學，就是英國、法國這樣的西方國家也學不到（或不想學），而新加坡拒絕美式的“民主”更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們已經有符合本地文化傳統的“民主”了。

美國本身是如此富裕強大，可惜儘管試圖，卻從來沒有能夠成功地輸出“美國式民主”，過去無論是在菲律賓、海地還是巴拿馬，只能製造出更多的混亂和反覆，因為這並非當地的“民之所欲”，這樣的“民主經驗”就像插到花瓶里去的花，再美麗也是很快要枯萎的。今後對俄羅斯或中國，無論是“批發”或“零售”這種“民主之父”，其效果也只能和過去一樣。如果真正關心、甚至掌握這些國家前途命運的人士看不到這一點，那真是這些國家和那裡的大多數人民的不幸。

還有，以目前所謂的“民主”形式，真能克服被我們稱為“不民主”的社會中出現的弊病，而又還不會產生新的弊病嗎？當然不是。

有一句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這句話是對許多歷史的客觀總結，的確是有道理的，所以成為要求實行“民主制度”的最有力的理由。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如果“民眾皇帝”有了權力，是否也會腐化，有了絕對權力，是否也會絕對腐化呢？要是說不會發生，就等於推翻這個結論的普遍性，失去了成為理由的意義。何況事實上“民主社會”出現的某些“道德惡質化”趨勢，可能又證明這句話還是對的。那麼，要是這種“絕對腐化”一旦發生，又拿什麼來“制約”呢（也許真是只能靠“上帝”來進行“末日審判”了，倒是應了那句有名的宗教箴言！）？這看起來似乎成為一個“民主悖論”，實際上是因為我們用形而上學的方式來理解或推行“民主”了。

正如，好的外科醫生不敢給自己親人開刀，或好的老師不一定能讓自己的孩子成材一樣。人類在客觀自然科學領域裡，敢於不斷向深度和廣度大膽探索，以更準確更能反映客觀真實的判斷和認識，去取代原有的理論，結果使自己的物質文明得到飛躍的發展。但是在關於認識自己的社會科學領域裡，出於自私和集團利益，至今不能對前人的許多明顯相互矛盾的理論，結合社會實踐的效果作進一步探討，以求分清其中的“是非”。反而一方面製造好象在精神文明領域裡，沒有“一加一隻能等於二”的問題的假象，甚至要提倡“自己跟著感覺走”。另一方面，要以社會物質文明的高低來直接作為衡量精神文明的標準。直到想學古代“宗教十字軍”，用武力傳播自己的“文明”。這正是當前社會已經發生和還要更多產生的混亂的根源，而世界在關於“民主”進程中的問題就是典型之一。如果說中國人在二十一世紀有什麼“機遇”的話，至少其中主要之一，就是利用自己民族文化所特有的哲學思想和深刻洞察能力，去發現、找到自己“民主”的實際軌跡，進一步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締，讓世人從始於中世紀的“民主”迷思中走出來，實實在在地享受一把“主人公”的滋味。對自己和世界未來的和平與幸福作出真正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