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除了那一堆"一"字輩的公共假日（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還有幾個總要被有關人士想起來並紀念一番的特別日子，比如文藝圈紀念《講話》，也就是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作的那場把他們由自由戰士變為黨的工具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統戰的對象們，特別是反蔣的國民黨元老新進，則紀念共產黨也認可的辛亥暴動；對所謂“義和團運動”，好象沒有找到有頭有臉的拳民後裔，佛道釋三家也都不肯沾邊，而農民暴動和共產黨可是有割不斷的天然血緣，史學界遂受命挑頭主持這“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的紀念。

那正日子的選定與主題“反帝愛國”頗為相合。一百年前的6 月13日，是拳民最意氣風發的日子。雖說一年以前他們就接受了朝廷的好意，在新巡撫關照下，把原先的“反清復明”改成“扶清滅洋”，但一直到了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拳眾們才真正露臉：一向禁衛森嚴的九城向這些紅布包頭、紅布兜肚的粗漢們全面開放，任憑他們到處設壇作法，操刀執杖，喊打喊殺，出入王府官邸，擔當教師爺和門房大爺，白米白銀一批批賞下來……最後，在清廷正規部隊配合下，拳民們“奉旨造反”，以圍攻使館震驚世界。 五個禮拜之後，不過兩萬名拼湊起來的正規作戰部隊（史稱八國聯軍），就把他們（拳民加清軍）解決掉了。老佛爺車駕匆匆西去，留下零星清軍和拳民與洋人巷戰，留下北京城的平民去承受敵軍的報復性洗劫。他們大都是山東河北貧苦農民：天旱、糧食歉收，求告無門；教堂和教民在鄉里趾高氣揚，讓他們一百個氣不憤 ……。這些本來都可以協商解決，最後卻橫死於槍炮之下。

小朝廷是搬到西安去了，他們的生計誰管？ 滿人入關建立清王朝，至此已130 年。自乾隆朝錯過了願意和中國平等往來、互換有無的英國特使之後，槍口下的明徵暗搶激出了一批“師夷長技”的洋務派。這批重臣大員守着祖宗的“體”（意識形態），事事“官督”（以中央集權壓制民間），社會變革效率之低、負面效應之大，貪污腐敗不可遏制，終於使實力不足而激進有餘的文化人成了氣候，這就是我們熟悉的戊戌變法。對文人的鎮壓有何難哉？何況還一箭雙鵰，也給了緩慢的、一進三退的洋務派（既拳民口中的“二鬼子”、 “三鬼子”）好看。從鎮壓中撈到好處的是那些頑固守舊派。他們“萬歲不離口”，只用洋貨不尿洋人、公幹無能，私撈卻是行家——國家經濟怎麼能不崩潰、百姓怎麼能不貧極而反？而偏狹、無知的最高統治者，竟幻想依仗暴民而泄憤——發泄她對洋人之恨：他們竟敢給向她絕對權威挑戰的成年皇上撐腰！

庚子一戰，清王朝是完了。義和團卻被戴上“反帝愛國”的堂皇冠冕，作為近代革命譜系上正宗的人民英雄，歆受着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其合法性支撐的政權的供奉。不知北京的史學界今年如何紀念“義和團運動”100 周年。80周年時候曾有過紀念，那時歷史學家黎澍還在世。他出席了，對“義和團”卻隻字未提。在這一符號還有其可資利用的價值的時候，在學術自由還遙遙無期的時候，他選擇 “王顧而言他”。我推想，即使如此，他也是很痛苦的。因為，不過一年前（1979 年），他剛剛說過：建國30年來，歷史學已經淪為強權的奴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