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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理論與當代中國

隨着“中國威脅論”在西方流傳，“［中國］民族主義”也轉眼成為中外報刊上頻頻出現的字眼。以此為題的形形色色的論說中不乏宣言式的肯定（比如《中國可以說不》）和末日啟示般的詛咒（民族主義＋專制＝法西斯），卻往往缺少對民族主義這一複雜現象的歷史的、理論的辨析。無論以新聞語言還是知識語言的形式出現，這一話題都在不斷複製自己的同時確認了一種假象，仿佛狹隘、仇外的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又一次席捲了中國。尤如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成了真理，“民族主義”也在沒有任何嚴格界定的使用或濫用中變成了不言自明的東西。無論在文化心理範疇還是在社會政治範疇，“民族主義”標籤所到之處，一系列需要冷靜分析的問題和矛盾不是被灼熱的道德主義和心理主義偽命題所掩蓋，就是簡化為立場、態度、身份、認同的非此即彼的選擇。這樣的討論或許能為臆測民族主義的直接政治用途助興，卻無益於認識民族主義問題的實質。也就是說，它無益於探討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產生的客觀歷史條件，無益於分析這些條件同當前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環境之間的關聯和差異，無益於闡明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理論的主體立場和話語策略。

留心的讀者不難把當前“民族主義”這個字眼在具體涉及中國的種種語境中的用義作一番梳理，看看那些是關於當前中國的信息，哪些是關於“解讀中國”的西方理論構架或主觀眼光的信息（在此，“西方的”當然不限於“西方人的”）。

不難看出，在有關“中國民族主義”的寫作中，“中國”的形象經常是局部的、零碎的、歪曲的，而寫作者所賴以存在的西方認知框架卻是整體的、系統的、全面的；前者在明處，後者在暗處；前者提供物質生活場景中的材料和意象，後者組織這些材料意象，對其進行敘述學和意識型態的“編碼”。從蜻蜓點水式的新聞報道到縝密精工的學院論文，關於中國的寫作，無論其善意或偏見的多寡，都較少以拙劣的意識型態（報括狹隘民族主義意識型態）面目出現。相反，作為發達資本主義知識分工和社會分工的一個部門，這種寫作有機地結合於一個按自身邏輯描述他人，表現他人，分析他人以至宰制他人的意義定位系統；它植根於西方市民社會對自身經濟，政治，文化總體利益的高度自覺，融匯於將這種利益和意識合法化並不斷“再生產”出來的強大的知識優勢、符號滲透力和價值觀念的穩定性之中。

認識和批判這個知識－權力系統是所有非西方知識分子無可迴避的工作，也是探討包括民族主義問題在內的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問題的一個內在步驟。

顯然，對於這一話語系統內在的控制欲和侵略性，《中國可以說不》這樣的作品並不構成一個真正的對手。本來，象《不》這樣一吐為快、表述上不加用心的放談在今日中國的大眾文化市場上滿足了特定的消費期待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常以文化生產空間的多元性和自主性自詡的西方輿論更不必擺出驚詫的面孔（這麼說絕無意貶低大眾文化在社會學或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性；事實上，該書的生產過程，消費過程及其文化快餐式的“願望滿足”效果本身頗值得探討，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不》在國內暢銷，在西方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可算是一部通俗作品的成功；但它在海內外被人有意或無意地指認為九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代表作和基本形式，就不能不讓人覺得是中國知識界的一次失職和失敗。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中國知識界特別是理論界迄今不僅沒有對《不》這類民族主義情緒的群眾性、自發性表達作出知性的回應，也未曾對民族主義問題及其在九十年代中國的表現作出進一步的理論上的界定、區分、澄清和說明。幾個最基本，也最急待討論的問題包括：１）民族主義出現的一般社會經濟條件，即它同“現代性”（modernity)歷史階段的結構性共生關係：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有助於破除對民族主義的一個普遍誤解，即它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非理性”、“狂熱”、“反西方”甚至於“抗拒現代化”的

形象。當代民族主義理論研究重鎮如蓋爾納（Ernest Gellner）、霍布斯邦(E.J.Hobsbawm)、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等人曾反覆強調，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性(nationality)及民族國家（nation-state)誕生於近代歐洲，其特定的歷史條件是通稱為資本主義的近代經濟、社會巨變。作為跨文化、跨地域的歷史潮流，民族主義通過一系列社會運動、政治變革、觀念更新、文化創造、乃至不惜千萬人的流血犧牲而倡導和推行一個功利理性的規劃：擺脫前工業社會種種限制勞動力、資本、信息流動的等級界限和地區間的相互隔絕狀態，拓展和保護統一的國內市場，培育適應新的社會生產方式和交流方式的標準化的“國民”大眾。

簡單地說，它在歷史、文化遺留下來的百衲衫似的差異性地圖上為“時代精神”

的世俗普遍化確立最大有效單位或“現實形式”。因而蓋爾納在其經典著作《諸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一書中簡明扼要地指出，民族主義是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論”

（a theory of politicallegitimacy ），其基本理念是“政治單位與民族單位應該重合”（the politicaland the national unit should be congruent,1983年英文版第1頁）。在此，現代性是理解民族主義問題的關鍵。蓋爾納在書中套用黑格爾有關現代性的名言來說明民族主義的歷史起源和歸宿。在黑格爾看來，從前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隨後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最終所有人都將是自由的，這就是現代性的本質。同樣，在蓋爾納看來，一旦有了第一個民族國家，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最終所有的社區和政體都不得不按照民族國家的樣式重新設計自己，每一個現代人都不得不成為（或淪為）民族國家的“國民”；而這就是迄今為止的民族主義發展史（第5頁）。

民族主義的歷史使命決定了它的非文化主義性質。儘管多數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似乎是建立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傳統”之上，但其基本理念卻源自普遍的現代性經驗。這不但解釋了為何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經常無視傳統的民族文化邊界（比如“德意志民族文化”

被幾個獨立的國家分割；英國或瑞士境內又各有好幾個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幾乎所有民族國家都內含了相當的“少數民族”

和多元異質的文化傳統），更說明了象美國這樣發達的現代民族國家為何能在多民族、多文化的“個人主義”基礎上立國並形成高度一體化的“美國文化”、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明確的國家認同（儘管它們往往以所謂“美國生活方式”或“美國代表普遍人性”之類“超民族、超國界”的神話形式出現）。作為現代性規劃的一個特定方面，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主義理念無疑有其內在的暴力成分；而作為“國家”這種“合法的暴力”（韋伯）的具體階段，一切民族國家的確立和維繫無不是以對各種地方的、民間的、私人的生活形式的壓制或強迫性改造為前提。但就其歷史發展來講，民族主義不僅是“理性的”，而且是“合理的”。研究民族主義問題，必須首先把握這一問題的經濟學、社會學性質。這有助於儘可能地擺脫道德主義、心理主義、文化主義和所謂“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干擾，在宏觀歷史和具體社會語境的辯證法中展開討論。

２）民族主義的理論內涵和政治效用的隨機性，即它同現代社會中的種種差異和不均衡之間的相互作用：民族主義“普遍性”並未帶來民族國家的無條件確立，也無法解釋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現代性”

的歷史大潮在無情地衝破一切既有的傳統、習俗、地域、社區、觀念界限的同時卻能與民族國家的框架“和平共處”至今。蓋爾納在論述民族主義的普遍性與合法性的同時一再強調，並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夠獲得自己的“政治庇護所”即國家形式，建立民族國家的客觀條件或主觀願望都不意味着其現實性。這個問題又立即導致了對民族國家賴以成立的“理論”基礎，即“民族性”和“民族主義”的“本質”

的追問。其結果只能是一個非本質主義的發現：民族性和民族主義都是具體歷史場合下的觀念構造，是特定群體關於自身境遇的記述或虛構，是複雜的經濟、社會、政治矛盾在一個“命運共同體”意象中的想象性解決。這也是安德遜的名著《想象的社區》（Imagined Communities)的主題。民族主義的普遍觀念內部的抽象性和含混性及其外在化的相對偶然性甚至武斷性從反面迫使我們為民族主義尋找具體的情境、問題、型態和內容。於是研究民族主義問題就轉化為研究其一般歷史條件內部的種種特殊性、差異性、不均衡性，轉化為對不同“民族情境”

的實地考查。

不言而喻，民族國家的形成經常是現代性普遍趨勢與複雜多變的現實地形相互作用、相互妥協的結果。種種經濟、社會、種族、文化、政治的條件和障礙都可能在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形成上留下決定性的印記。而民族主義的非文化主義性質並不意味着人類學和文明史意義上的文化不是民族國家形成的天然依據和屏障。經驗的直觀告訴我們，共同的語言、習俗、倫理規範、歷史記憶往往是特定人群致力於建立民族國家，為自己“文化”提供“政治保護傘”的充分條件。這

同時也預設了民族主義深刻的、難於充分理性化的歷史、文化、心理和感情糾葛和潛在的排他性。在文化差異性之外，我們亦不能忽視空間的差異性。這指的未必是地理或地緣上的不同，而是在資本主義由中心（歐洲）向周邊作不均勻擴展過程中各民族在現代“世界體系”

中的不同位置和體驗。正如資本主義和“現代性”在中國文明史上不是“原發的”而是“衍生的”(derivative)，民族主義在中國亦屬“拿來”

之物。近代中國在由一個以“文化”為本的世俗帝國向以經濟為本的現代民族國家轉變的過程要求我們的研究視角由“時間維度”向

“空間維度”作適度的傾斜。這不但有助於我們考慮民族主義的自然史、社會史、文化史制約，也提醒我們在發展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理論的同時注意這一概念框架本身對中國本土經驗的壓抑和扭曲。

對這些問題的考慮將有益於我們以民族主義研究為切入點把握當今世界上複雜的權力、利益關係，進而對整個現代性問題及其理論體系進行建設性的修正和批判的反思。

３）如何辯證地描述和分析民族主義問題及其同當代中國的相關性：在此，立場同它的理論表述之間，理論表述同它的立場之“再現”

之間必然形成一個充滿張力的“解釋的循環”（hermeneutic circle)。

換句話說，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理論無法脫離它在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中的自主意識和話語策略而存在，而這種自主意識和話語策略的活動又反過來指示出置於全球環境中的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的狀況。這一切對我們介入當代生活的程度和我們的知識準備提出了新的要求。

讓我們先對媒體中的“中國民族主義”作一點語用學分析，隨後再來討論民族主義理論的當代進展。稍事留意身邊的報刊就可以看到，相當一部分“民族主義”

的用法同民族主義的現代所指和理論內涵毫無關係，卻恰恰還是在拿“華夷之辨”、“天朝心態”這類長久存在於民族國家出現之前、與近代民族主義原則誓不兩立的傳統世界觀作文章。不言而喻，這種自我中心的宇宙觀在中國近代史上雖經以西方列強為代表的近代民族國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擊卻一直陰魂不散，也一直是意識深處以“歐洲中心論”為天經地義的西方媒體和主流學術界鎖定的“研究對象”。

在一百多年來的“東西碰撞”之後，近一、二十年來在西方後工業社會內部興起的多元論和相對主義不但沒有給大中國主義的回潮提供捷徑，反倒使它在許多人眼裡顯得更加醜陋背時，無處棲身。順便一提，一些新儒家學人視全球資本、信息的多極化為“儒教文明”的

復興提供了歷史舞台，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討論。批評“儒學復興論”

忽略了在“前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發生“短路”的危險是必要的；但把它也算作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則是指鹿為馬，只能引起概念上的混亂。因為新老儒家“修、齊、治、平”的道德理想主義所持的正是與“民族國家”工具理性世界觀針鋒相對的文化主義“天下觀”

（這一文化遺產在後現代多元社會裡有何新意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此存而不論）。列文森(JosephLevenson)在其《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第一卷里由“天下”和“國”的對立着手探討近代中國思想史的斷裂，可謂抓住了問題的核心。在他看來，中國幾代讀書人面對近代化這一“千年未有之變局”所經歷的痛苦的思想轉變可以概括為放棄“文化主義”而提倡“民族主義”，以冀“在‘天下’的失敗中奪回‘國’的勝利”（1965年英文版第100頁）。從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一旦“傳統”本身無法繼續成為中國人生活世界的自明的目的，“民族國”或“民族國精神”（我個人以為後者比“民族主義”

更能傳達“nationalism ”這個概念的確切含義）就必然成為“向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魯迅·《傷逝》）的所有中國人命定的理念。在這個意義上，指責中國“民族主義”就好象抱怨中國人竟也要自強、要啟蒙、要現代化，不想作“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二等或等外公民，很有些假洋鬼子不許阿Ｑ革命的味道。老實講，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發展早已突破了要“天下”還

是要“民國”這一梁啓超、章太炎時代的問題框架，並深深捲入了晚期資本主義全球範圍內的一系列矛盾。但與此相左的是，西方大眾媒體和主流“中國研究”界在塑造當代中國形象時卻仍在情不自禁地彈奏“東方主義”的古典旋律：神秘叵測的東方，在夢想中占據着世界的中心，沒有時間，沒有歷史，一切周而復始，一成不變。無論出於無知還是有意，這種概念和時序的錯亂都暴露了以近代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資產階級“公民社會”對現代性時代的後來者的優越感和盲視。而國內報刊上俯拾皆是的“神秘的東方”，“古老的文明”（這裡既有赤裸裸的商業廣告用語，也有其貌似高深的學術版））則好象是說不這樣對號入座就不夠“世界化”，有礙同“國際大循環”“接軌”，令人哭笑不得。

與此相反，另一種“中國民族主義論”談的則是所謂“現實政治”

(Realpolitik)，其推理無非是中國經濟規模的膨脹必然帶來地緣政治意義上的擴張，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牛”，以至挑戰和動搖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一個事實，對於這樣的局面，一切現存等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們都會戒心重重，更不用說經歷過兩次資本主義世界大戰的老牌西方發達國家了。他們可真是“前事不忘”，“未雨綢繆”，不但重溫未能處理好德國和日本崛起的慘痛教訓，更不時地提醒自己在近代史上曾使中國經歷了何等的挫折和屈辱。

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有歷史積怨的崛起民族”（美國《外交事務》月刊語），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或“國民意識”自然成為列國縱橫家們跟蹤取樣的重要情報參數之一。

但這種從“國家利益”出發的考慮正點明了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分歧和維護各自利益的競爭關係，並從反面承認了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政治合法性。

在中國民族主義問題上，從資產階級戰略利益和意識形態着眼的西方右派策論家有時比立足於文化意識形態“正確性”的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國際主義知識分子”

對問題有着更為清晰的把握。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退休教授白魯恂（LucienPye ）有句名言：“中國現代化的根本麻煩在於它身為不折不扣的文明體系卻想混入民族國家之列(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thatChina is really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 ）”。也就是說，中國的“大一統”雖使中國免於神聖羅馬帝國式的分崩離析，但也窒息了社會、民間各種利益和思想的自由競爭和表達；因而中國民族主義不是現代公民個體意識的矛盾集合體，而往往是體現統治者意志的“強加於人的道德秩序”（imposed moral order)。顯然，白氏的民族主義或民族國家模式來自現代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理念。以此為根據，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生機勃勃的民族主義形式”（參看Pye,"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收入Jonathan Unger 編Chinese Nationalism,1996年英文版)，儘管他的潛台詞是(1)中國還沒有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2)中國要成為現代民族國家，必須首先完成向“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演變。撇開其明顯的政治傾向，白魯恂的觀點提示我們，民族國家是中國進入現代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唯一角色，而這一角色還有待按當代中國自身的邏輯進一步完成。

於是我們面對的問題不是民族主義對不對，合法不合法，也不是中國人有沒有資格談民族主義，而是誰的民族主義建立在更為深厚、廣泛的國民意識和政治參與的基礎上，誰的民族主義具有更豐富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源，在內部更為堅實柔韌，在外部較多開放性和包容性、較少排他的文化或種族自我中心主義，從而在全球性競爭中占據道義上、理論上、意識形態上和輿論方面的優勢和主動。這種競爭不但發生在社會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國家和區域之間，也同樣發生在型態相近的民族國家及其意識形態體系之間。在這個意義上，各國知識分子如何在學理上分析民族主義思潮及其理論表述是一個問題，如何在集體幻覺和生存政治上客觀地從屬於、服務於民族國家的社會生產和文化生產體制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這裡競爭和認同本身不是目的，它們的意義只來自為爭取一個較為理想的社會型態所作的集體努力。

在上述有關中國民族主義的兩種主要話語形式之外，還有其它各種相對次要的“民族主義”用法。它們有的點到中國人有意無意流露出來的種族偏見和大國沙文主義。在更多場合，給別人戴的“民族主義”帽子同留給自家用的“愛國主義”

並無實質區別。在此，對家園，土地，語言，文化，歷史，族群以及種種民族圖騰，國家象徵的感情連繫都是“民族主義”的滋生地。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人口眾多”，愛國主義的“自然資源”可謂取之不盡。依此推想，中國民族主義也一定來勢洶洶。還有一種“民族主義”則是冷戰結束後“自由世界”意識形態左顧右盼尋找新的“罪惡帝國”的副產品。在這種眼光看來，“民族主義”頂替退出歷史舞台的國際共產主義而入場，是抗拒西方“世界秩序”和價值觀念的潛在形式。

這些“理論”既是“中國威脅論”的依據，又是它的產物。將這些局部的，片面的意象拼湊起來，自然得不到一個關於當代中國的全面認識，而至於這樣的“民族主義”本身究竟是什麼，就更在雲裡霧裡了。

事實上，從洋務運動始，中經變法、啟蒙、革命、抗戰，直至社會主義經濟改革，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為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問題提供了清晰的背景。早在二十年代，新文化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一邊援引西方進步思想同鼓吹尊孔讀經的軍閥專製作近於絕望的文化、思想抗爭，另一方面卻沒有忘記培育國民以反帝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意識。

以平和沖淡”的小品文聞名遐邇的周作人，就發表過多篇激烈主張“排日”，為他所謂“正當的民族主義”張目的文字。在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元旦《世界日報》新年增刊上的“在中國的日本漢文報”一文中，周作人以揭露日本通過《順天時報》毒化中國國民精神入手號召知識界反抗帝國主義的“強橫的言動力”。

僅隔兩周，他又在《京報副刊》上撰文，以“國民”的名義要求“中日文化事業委員會”“立即解散”，並鼓吹在民眾中傳播“日本與中國的利害相反”的觀念。儘管周作人對日本文化極盡讚美，在政治上持孤芳自賞的個人主義，日後更陷入漢奸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但在新文化的第一個十年裡，他卻能夠旗幟鮮明地提倡民族主義的覺悟與勇氣。可以說，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最“世界主義”的一代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最自覺的民族主義者。兩者不但不互相矛盾，反而相輔相成，共同造就了五四知識分子的知識人格。

當今，民族國家體系正經歷着來自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是人類經濟、文化生活的“跨國化”或“全球化”；一是民族國家內部差異性和自主意識的抬頭。然而兩者非但沒有在理論和實踐上證明民族國家的消亡，反倒為它提供了當代形式。我們只需注意當今區域性經濟合作，如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或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無不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跨國資本的全球性運作也都牢牢地依附於民族國家的經濟、法律、政治基礎（香港的殖民地、國際城市、華人社會的三重性使她成為一個“證明一般法則的例外”）。六十年代以降全球性資本、信息和人材的加速流動造就了一批“跨國精英”和文化、政治上的“邊緣人”。他們或許可以成為跨民族語境交流的中介（以及這種交流的艱巨性的見證），但我們對這種“邊緣位置”自許的“本體論”意義（“邊緣”、“流亡”、“雜種”、“海外群落”

等等都是近來西方學院界的時髦話題）卻不益高估。我們不能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對於當今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民來說，逾越國界及其象徵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不平等秩序是何等的不易；民族國家的格局又是多麼經常地決定了個人和集體的命運。無疑，在環境保護、太空探索、掃毒、維持地區和平、救援難民、防治愛滋病等方面人類迫切需要國際合作，但這離哈貝馬斯所謂的“世界內政”(world domestic politics)和超民族文化的“世界共和國”構想還很遠。

哈貝馬斯的啟蒙普遍主義在這一點上暴露出其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學理路和歐洲中心論思想。

另一方面，從北愛爾蘭到魁北克，從巴斯克、蘇格蘭到庫爾德人聚居區，我們又在目睹民族主義突破現存民族國家格局向“族裔自主”

發展的趨勢。面對這一尚不明朗的新一輪“民族獨立”浪潮，我們同樣不能陷入本質主義或意志論的思維，而必須把握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性和客觀性。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從來不是建立在純粹的族裔、血緣基礎上，而是一個特定經濟、社會、文化群體政治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規定。這種自我理解和自我規定的實現不以單純的個人和集體意志為轉移，而是有着複雜而深刻的歷史、社會、文化、心理、和政治根源。換言之，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都是“想象的構造”（安德遜），但這種想象的構造卻是在歷史無情的多元決定之中具體地生成的。那

種以主觀、絕對的民族主義修辭有意無意為分裂中國造勢的努力既沒有理論依據，也沒有現實說服力。

“民族主義與當代中國”不是沒有答案的字謎，更不是知識話語的禁區。當代中國是一個正在展開的歷史文本；而民族主義無論其概念多麼飄忽不定，卻是一個已有幾百年歷史的客觀存在。在其興起、發達、普及的過程中，人們在自覺不自覺的投身乃至獻身中積累了經驗、觀察和初步的分析框架。從民族主義起源的經濟學、社會學本質着眼，我們可以看到它在當代中國的表現與中國經濟的崛起和社會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廣泛的經濟、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國人正逐漸擺脫經驗的局限和意識的朦朧狀態，開始對個人、集體和國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現出越來越多的體認、關心和參予意識。這種姍姍來遲的民族主義不但是“正當”的，而且其表現方式總體上說也相當的理性、溫和。這同一個新生的經濟民族的務實心態正相協調。而真正的大問題在這裡剛剛開始，這就是：被現代性普遍潮流激活的當代中國社會能否從自身歷史的具體性和差異性中創造出不同於經典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新型民族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