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位鄉鎮黨委書記任職10年後的實踐反思（之二） 新中國成立多半個世紀以來，總體上可以把幾億農民生命的歷程概括為：抽血、貧血、補血、造血。這8個字既反映出我國城鄉關係變化的特點，又描繪出農民生活艱辛的歷程，更重要的還在於進一步尋找解放農民的根本出路。 一、新中國農民總體上是幸運的 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及醫療衛生服務水平高低的一項綜合指標。目前世界上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為 75 歲，發展中國家為 63 歲。截止到2001 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 71.8 歲，而在解放以前僅有35 歲，55年間延長了一倍多。這完全得益於中國長期的和平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以及醫療衛生服務條件的日益改善，才使得13億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一直呈上升趨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人均預期壽命超過 70 歲的國家為長壽人口國家，而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5歲，比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高出7歲，已經跨入了長壽國家之列。中國人過去常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也變成了現實。不過，對於中國幾億農民來說，他們在生理上發生的巨大進步不能代替精神上所受到種種的社會歧視。現在每當人們談起農民時，更多的是一種社會等級、個人身份、生存狀態、社會組織形式、甚至是一種文化模式和社會心理結構。可以說農民的精神負擔並不輕鬆。 二、新中國農民的命運又是極其坎坷的 新中國成立55年來，億萬農民既有土改分田時喜悅的心情，也有“誰先參加合作社誰光榮”的政治盲從，還有人民公社帶給他們許多的憧憬、理想、苦難和失望。直到1978年底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黨中央明確提出對待農民的兩條最基本的原則，即在經濟上要保護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要維護農民的民主權利，才真正使農民的命運發生了重大轉折。土地“大包幹”使農業生產連續幾年大豐收，基本上解決了幾億農民的吃飯、穿衣問題，鄉鎮企業和“民工潮”又使農民拓展了新的就業和致富門路，村民自治還使9億農民的民主權利得以正常行使，農村“費改稅”有望使農民徹底擺脫幾千年來的“皇糧國稅”……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長期困擾“三農”問題的深層次矛盾和體制性障礙還遠遠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幾億農民走過了55年的諸多坎坷和苦難。目前中國城鄉居民的人均預期壽命相差6歲左右（其中城市居民為75.2歲，農村居民為69.5歲）。根據官方統計數字顯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到3.1：1，若按市民實際的消費水平計算則為6：1。而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資料顯示，世界各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般為1.5：1。可見中國城鄉貧富差距已經擴大到極其危險的地步。鑑於現實的複雜國情，我國城鄉差距在未來10年內也不會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究其原因就在於，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對幾億農民長期的不公正待遇，向農民要得多、給得少、管得死，削弱了農民自我積累的基礎和自我發展的能力。 1.農民失血過多。新中國成立至今，幾億農民一直處於失血狀態。一是由於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所造成的農民失血。1952年至1990年，農民為工業化建設貢獻資金的絕對額為11594.14億元，平均每年接近300億元，其中有13.2%來自於農業稅，75.1%來自於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11.7%來自於銀行儲蓄。這說明，我國執行長達40年之久的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一直是農業剩餘淨流出的主渠道。1998年至今，國家商業銀行相繼撤併農村金融網點達3萬餘個，對農民實行“寬進嚴出”的存貸差別待遇，致使農戶貸款無門。即使農村基層信用社也出現了存貸差資金外流的反常現象，譬如2002年底全國農村信用社存款餘額為19875億元，貸款餘額為13937億元，存款大於貸款5938億元，全部倒流城鎮工商業用戶。此外還有一個只許存款而不管貸款的“抽血機”——郵政儲蓄所，全國每年通過3.2萬個營業網點，使縣域內資金流出接近5000億元左右。據估計，每年從農村流出的資金規模高達6000億元以上，平均每個縣在3億元左右。現在不管是農民種田掙錢、外出打工掙錢還是辦鄉鎮企業掙錢，大部分剩餘資金被國家金融機構抽走、掏空。二是由於國家徵用土地制度所造成的農民失血。建國初期農民幾乎占有全部耕地資源，1952年底國營農場擁有土地面積僅為2000萬畝。但是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我國突然改變農民的土地私有制而轉向實行三級集體土地所有制，由此造成農地產權只能單項轉移為國家所有，造成農業用地總量減少和土地收益流失。根據1996年全國土地資源普查的數據，國有土地占總面積53.17% ，農村集體土地占46.18% ，尚未確定權屬的土地占0.65%。特別是從1987年至今，各地愈演愈烈的“圈地熱”造成非法占用耕地3689.4萬畝，地方政府部門獲取土地差價的淨收益估計在14204億元至30991億元之間，造成4000萬人以上的“三無”農民（指失地、失業、失保）。若按現在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今後30年間國家占用耕地將達到5450萬畝以上，到那時失地農民將會超過7800萬人，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人口的總和。三是由於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相互脫節所造成的農民失血。改革開放26年來，縣鄉行政管理體制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尤其是1994年至2000年實行地方財政“大包幹”，使縣鄉財政供養人員由2251萬人猛增到2959萬人，淨增加了708萬人，每年僅增加人頭費一項高達上千億元。此外，鄉鎮“七所八站”的准行政人員還有幾百萬人，也需要一個相當數目的開支。再加上村組“半脫產”的農民幹部大約1400萬人到1500萬人，都需要向農民攤派。全國農村中小學教師大約700萬人的經費支出，中央財政只占2%，省級財政占11%，縣級財政占9%，鄉鎮財政占78%。這些支出項目最終都會落到農民的頭上。除此之外，還有形形色色的社會集資、收費和攤派等負擔，像無數個“吸血蟲”一樣爬滿了農民全身，千方百計地榨取油水。據有關專家估計，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以承包集體土地要交納“稅、租、費”等名義，被地方政府和鄉村組織強行拿走的資金大約有15000億元至20000億元之多。四是由於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中的“一國兩制”所造成的農民經常性失血。即在中國，城鄉居民分別具有兩種不同的身份制度、就業制度、教育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公共投資制度和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使農民時刻受到工商業資本隱性的盤剝。譬如，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一經出台，立即引起全國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普遍上漲，沖銷了政府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的好處。而在現代的市場經濟環境下，農民日常生活消費包括衣、食、住、行、用的一切商品，工商業經營者決不會做虧本買賣。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那樣，資本一來到這個世界上，從頭到尾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所以農民只能採取在家種田“倒貼錢”或外出打工從事最差的工種、拿着最低的報酬、忍受着種種的歧視。 2.農民普遍貧血。多半個世紀以來，農民總體上處於失血過多的狀態，造成農民普遍的貧血。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間，我國農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長率僅為2.9%，平均每年每人增加不到3塊錢，而1978年至今的26年間，農民每年也只增加不足100元。根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每年有79.8%的農民家庭消費支出不足2000元，多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和1500～1999元，僅有20.91%的農戶年消費支出在2000元以上，其中在5000元以上的只占2.44%。特別是在“大躍進”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農村地區非正常死亡人口高達3000萬人左右，還有3300萬人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直到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地區仍有2.5億人處於極端貧困狀態，占當時的農民總人數30.7%。目前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仍有2900萬人，若加上最低收入的6000萬人，中國至少有9000萬人是屬於聯合國確定的極度貧困人口。更讓人擔憂的是，農民的“貧血症”至今還得不到及時治療。據1998年底的統計結果，全國農村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超過9300萬人，參加社會保障的只有2.4%。農民有病而無錢診治的人數大約在40%～60%之間。1998年到2002年的5年間，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542.5元，而農民僅增加了385.5元，還達不到市民一年增加508.5元的水平。1978年至2002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由267元擴大到5713元，而占13億人口中的5%少數富人，又擁有全國銀行存款總金額的一半以上。事實上早在1996年，中國積壓商品和物資總價值就已經達到5000多億元，1997年為3萬個億元，1998年高達4.6萬個億元。如果農村居民能夠達到市民現在的消費水平，那麼每年可以新增加5.3867萬個億元的購買力，完全能夠消化掉所有的庫存商品。因此當今中國社會正在形成所謂的“馬太效應”，即富人越來越富、貧者越來越貧的惡性循環。胡錦濤同志最近指出：“我國的改革發展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在我們面前有許多必須解決而且迴避不了的問題，有許多必須抓緊而不能拖延的任務。”溫家寶同志也多次強調，當前中國經濟社會處在一個十分重要的關口。如果處理不當，各種矛盾就會激化，經濟社會發展也會停滯不前，甚至會引發社會動盪和倒退。這難道是危言聳聽嗎？其實我國中西部地區在“費改稅”之前，已經有相當部分的農民交不起各種稅費了，被迫拿出的“上繳款”也是子女們外出打工掙的錢。可以說9億農民早已經被政府掏空了。 3.國家給貧困農民集中補血的成本太高。1978年至2000年的25年間，中國政府在減緩和消除貧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輝煌的。從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看，全國農村極端貧困人口由2.5億人減少到2900萬人，貧困面由30.7%縮小到3.1%。但是，我國從1986年開始至今，對“老、少、邊”地區（18大片、698個貧困縣）的貧困農民集中輸血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高昂而又沉重的。一是在1986年至1993年的8年間，國家對貧困地區投放資金的規模大、管理松，採取的是“撒胡椒麵”式的官方救助方式，多數財政貼息扶貧資金和銀行低息貸款變成了死滯資金，這給國家和貧困戶都造成了經濟上的沉重負擔。二是在1994年至2000年的“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實施階段，國家對貧困縣集中投放扶貧資金與實行縣鄉財政“大包幹”發生衝突，原本用於給農民輸血的“救命錢”卻變成地方政府用於培植自身財力所謂的“工業啟動資金”，有的甚至直接用扶貧資金來彌補縣鄉財政缺口，真正用於貧困戶、特困戶很少。在不少農業大區，國家扶貧資金中有90%左右用來“吃飯”，而用來給農民“做事”的錢最多不超過10%。三是長期以來，國家財政用於支農資金的規模小、結構不合理，且管理環節多、漏洞多。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項調查表明，國家財政支農資金有70%左右用於農業行政事業單位事業費，而沒有用於農業生產本身。僅以２０００年為例，國家財政支農資金與農民收入直接有關的僅為２００億元左右，約占１０％左右；與農民生產生活直接相關的４６０億元左右，占整個資金投入的２３％左右；屬於以間接方式支持農業、農民、農村的資金大約在１４２０億元左右，這包括對大型水利、生態、氣象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和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的大部分支出以及農產品流通補貼等約占整個資金投入的６７％左右。再如，2004年中央出台所謂的“高含金量”一號文件，國家財政拿出支農資金達到１５００億元，也是建國以來最高的。不過這筆資金中直接補貼農民的不足400億元，可謂毛毛細雨。的確，現在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但是，解決當前的“三農”問題僅靠國家撥款是十分有限的，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總之“解鈴還須繫鈴人”，造成農民普遍窮困的根在哪兒，我們就應該從那裡着手解決。 4.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自身造血。關於這一點，我們無須在高深的理論問題上兜圈子，其實大量的歷史事實勝於雄辯。我國土改和農業合作化前期，賦予農民擁有土地財產權和人身自由，這很快使戰後的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起來，農民人均收入年增長率也達到15.8%。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國民經濟調整階段，國家給農民下放一點“保命田”（社員的自留地、飼料地和開荒地合在一起的數量可以占生產隊耕地面積的5%到10%，最多不超過15%），這又很快使農民度過了難關。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黨和政府容忍農民自發搞起土地“大包幹”試驗，這使農村貧困人口一下子從2.5億人減少到1.25億人，總體上下降了一半。1978年至1984年的8年間，農民人均收入年增長率達到17.7%，這是建國以後的30年中增長最快的黃金時期。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後，隨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民工潮一浪高過一浪，小城鎮也迅猛崛起，這使9億農民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不斷擴展，整體上結束了幾千年“土裡刨食”的歷史。當然正如發展經濟學家德爾博格所言：“給農民以土地的所有權，他們會把沙漠變成綠洲；如果讓農民以租賃的方式來經營土地，他們又會把綠洲變成沙漠。”這表明農民對土地制度安排有着理性的反應和明確的要求。同時，若能夠放活農村土地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市場、人才市場，政府放鬆對農民的戶籍管制，給農民自我發展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我相信9億農民的可塑性或叫做首創精神肯定會釋放出來。一言以蔽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今後的農民根本出路在於自身造血。 回顧並檢討新中國農民生命的歷程，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的科學觀。進入21世紀，黨和政府已經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多予、少取、放活”解決農民問題的大思路。2004年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和“中央一號文件”又把“增加農民收入”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作為工作重點和突破口來抓。那麼，今後隨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環境、條件和任務發生新的變化，我們對解決農民問題的思路、方式和方法是否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調整呢？因此，我建議2005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或即將出台的重大決策，要把“放活”二字放在重中之重。中國下一步的農村改革，一定要着眼於長遠考慮，積極地尋求解決農民問題的治本之策，真正建立起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長效機制。只有這樣做了，才能夠使9億農民走上奔小康的發展軌道，也才能夠使農村各項改革邁開堅實的步子。 背景資料：張新光，男，1964年8月出生，河南鄧州市人。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在鄭州大學經濟系學習政治經濟學專業，1998年9月至2000年7月在武漢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研究生班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史專業。21歲開始在《戰略研究》上發表學術論文，在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擔任鄭州大學社會主義經濟研究會會長，曾連續3次參加河南省委、省政府召開的經濟發展懇談會，受到省委書記劉傑同志親切接見。1986年大學畢業後，自願放棄去河南省計劃委員會工作，要求到大別山區支援蘇區經濟建設。在新縣（鄂豫皖蘇區首府）工作16年。擔任過村長、鄉長、縣政府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縣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務。28歲開始擔任鎮黨委書記，連續幹了10年。2001年12月調任信陽市廣播電視大學黨委委員、副校長，2002年1月調入河南省屬高校——信陽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副主任，負責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出版工作。2001年9月撰寫的《關於下一步農村改革政策的五十條建議》被批轉到黨的十六大報告起草小組和200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籌備組參考。